抑鬱現實主義

承認生活煎熬，乃自由之始。

JULIE RESHE

封面：Leonardo Santamaria

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抑鬱的滋味，我依然記得。那是種驚慌的心境，似乎永遠不會到頭。光是想到要醒來，我都會害怕。由於擔憂明日，未來蒙上了陰霾，積極樂觀不知為何物。我的內心動盪不安，不時莫名感到反胃，會突然感到外物攫住了我的心靈。我不認識這個陌生的自己，我想知道曾經開朗的那個我去了哪裡。

我的抑鬱因情傷而起，但究其原因，不只是分手的衝擊，而是發現那個你曾相信、曾深愛之人，那個最親密、並承諾永不分別的人，已經變了。變成了對你的痛苦漠不關心的一個陌路人。我發現這個親愛的人不過是幻像而已。過往變得毫無意義，未來則不復存在。於是這個世界本身，便不再可信。

在那些沮喪的日子裡，我發現他人對我的態度同以前大不一樣。這個社會對抑鬱的容忍度並不太高，我身邊的人分成了兩類。一類想把我修好，鼓勵我振作起來，叫我去尋求心理諮詢師的幫助。另一些則像躲避病菌一樣對我避之不及。事後去看，他們有這般反應，我能夠理解：

— Leonardo Santamaria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對他人的真實苦難，我能瞭解得更深了。在我的低谷裡，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暗面，從前我一無所知。那扇通向現實的窗戶打開，瘮人的景色映了進來，我便不再能夠忽略痛苦和妄想。我的經歷並不獨特，但某種意義上，這段經歷的意義得到了拔高，因為我除了是一個慘淡分手的普通人，還是一名哲學家。作為哲學家，我知道看似明顯的道理，遠非永恆真理，獲得真理要求嚴格的明辨與分析。因此，根據經驗，我傾向於懷疑下面這種看法：即積極情緒等同於健康，而消極情緒等同於扭曲。有沒有這種可能，在那些低落的日子裡，我終於看見了世界的本來模樣？

當你戴上“積極”的有色眼鏡

在我沉淪之前，我的博士導師有個觀點一直讓我困惑。這位斯洛文尼亞科學和藝術學院的哲學家，名叫阿倫卡·祖潘西奇。在他看來，我們習以為常的追求幸福的奮鬥，構成了一種壓迫性的意識形態。為這個世界增添幸福的願望，到底可能有什麼錯，有什麼壓迫可言？

三省吾身之後，我開始同意她了。環顧四周，我們的目標是：讓自己和他人都保持永久幸福。過度宣傳幸福所伴隨的，則是那些與幸福相對之物蒙上汙名。包括抑鬱，焦慮，悲傷或失望。我們稱這些情感折磨為同正常的背離，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種需要治療的病症 。悲傷的聲音過不了內心的審查，因為這是種病。

美國心理學會將抑鬱症定義為“一種常見而嚴重的疾病，會對人的感覺，思維方式和行為產生負面影響”。光是“抑鬱症”三個字就使患者感到羞恥，也意味著抑鬱需要被治癒。很難說上述態度是治療師和醫療機構主動採納的，還是主流文化影響下的結果。無論何者，現今多數療法都以將負面情緒悉數清除為目的。

各類消除負面念頭的方法中，最有名的要數認知行為療法，縮寫為CBT，最初被設計作為抑鬱症和焦慮症的治療手段。它基於精神疾病認知模型，由美國精神病學家亞倫·貝克在六十年代末發表[1]。貝克假設了抑鬱是由消極的思維方式引起，後者被稱為“致鬱性思維”。抑鬱之時，我們傾向覺得自己無藥可救，註定失敗，無人喜歡，缺少資格，無甚價值，應受怪罪，被人拒之千里。負能量的世界觀，你肯定也聽過不少，“我長的難看，一無所長”，“沒有人珍視我”，“我不抱希望，因為情況永遠不會改變”，“事情只會變得越來越糟！”貝克認為，受到沮喪的影響，我們的思維方式被扭曲，變得沒幫助。CBT從業人員接受的訓練，旨在發現並糾正扭曲的思想，引導我們向著快樂的終點跑步前進。

那個時候，在我那些被我遠離的朋友的影響下，我去了見了一名CBT治療師。如您所見，我並未完全康復，仍然覺得自己充滿“致鬱”思想。我對該療法的感受經歷了變化，先是渴望信任自己，也信任治療師的處理，後來我對這種渴望感到生氣。我覺得，他好像在有意說著那些我想聽的話，就像面對一個需要安慰的孩童，講著愉悅的睡前故事，以遠離周遭的嚴酷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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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MU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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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鬱”思想無甚愉快，甚至難以忍受，但未必意味著它們呈現的現實遭到了扭曲。有沒有這種可能：

反過來，會不會積極的思考反而是一種對現實帶有偏見的理解？如果當我低落時，我能從中學到一堂教訓，而我又無法以更低的成本去學到它，那又如何？當不切實際的幻想退潮，現實那些冷峻的岩石露出水面，我焦慮的源頭會不會正是後者？要是在我們沮喪之時，能更準確地感知現實，又怎麼講？如果我對幸福的需求，和對緩解抑鬱的心理治療的需求，都建立在同一種幻像之上，該怎麼辦？有沒有可能，所謂的黃金治療準則，只是給人慰藉的偽科學？

什麼是“積極錯覺”

人的日常思維有許多偏差和曲解，這點為現代心理學所承認。但是一般會將這些偏差置於積極性的框架內來理解。簡言之，主流意見認為，只要不干擾到積極的心緒，那些平常的錯覺就是健康的。

“積極錯覺”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八十年代一篇心理學論文[2]，作者為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的雪萊·泰勒，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喬納森·布朗。積極錯覺是常見的認知偏見，它基於那些不切實際的有利想法，關於自己或者他人，關於身邊處境和周圍世界。積極錯覺的類型包括不切實際的樂觀，虛幻的優越感，自以為事情盡在掌握。

這種優越感使我們高估了自己相對於他人的能力和素質。一份又一份研究表明這種錯覺相當盛行[3]。大約75％至80％的人認為自己在幾乎方方面面都高於平均水平，無論是智商，學業能力，工作表現，還是對偏見的覺察力，浪漫關係中的幸福感。但是，無情的數學告訴我們這絕非事實，所謂“平均”就意味著，絕不可能每個人都高於平均。

— James Lipnickas

今天的積極主義趨勢可以追溯到昨日的宗教，後者曾為大眾提供生活的指導和靈魂的救贖，為世界描繪了美好圖景，提供了完滿結局。在世俗世界，心理學填補了宗教消退所留下的空白，得以為人們提供解釋，提供生活會更好的希望。替代了宗教的心理學，仍然完整保存了基督教傳統的諸多特點。情感顧問或者諮詢師扮演的角色，要求我們定期見面的規定，像極了牧師主持禮拜，聽取懺悔。無論諮詢師或牧師，他們都具備權威，宣稱您出了什麼問題，並告訴您如何解決。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認為心理治療起源於牧師之職，教會提供指引和關愛的首要目的，便是達到個人救贖。

當代丹麥學者，安德斯·德雷比·索倫森（Anders Dræby Sørensen）指出[4]，我們欲擺脫痛苦和焦慮，並最終找到幸福的這種現代願望，至少部分源於從世俗苦難中解脫，上到天堂的宗教觀念。在世俗世界裡，救贖已成為我們凡人生活的主線任務。天堂不再是一個脫俗的高處，而是關於追求徹底的，完全的幸福。我們這個時代正致力於把人間建設為天堂。

與宗教及其所呼應的心理治療相比，哲學顯得如同異端邪說。病得最重的患者要數德國哲學家亞瑟·叔本華（1788-1860），他認為痛苦無可避免[5]，並且是你我存在的關鍵要素[6]，並以此觀點聞名。在他看來，存在並無意義或目的，漫無目的的奮鬥推動著生活向前，而這種努力永遠無法帶來充實和滿足。他顛覆了我們積極向上的世界觀：我們生存的默認狀態不是那偶爾被痛苦打斷的幸福。相反，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刻骨之痛，一種無盡的哀悼。叔本華聲稱，它永遠不會變得更好：“今天很糟，明天會更糟……”叔本華認為，擁有意識讓人類處境更加艱難，因為有意識的生物對痛苦的感受更加劇烈，並能夠反思自身存在的荒謬性。“定會有人告訴我……我的哲學毫無慰藉可言——因為我實話實說。人們寧願求心安，相信主的一切安排都是好的，”他在《論世界的苦難》一文中寫道。“那麼去找祭司好了，別來煩我們哲學家。”

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1889-1976）也沒有提供太多慰藉。他稱焦慮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之一，並區分了真實的生活形式和非真的生活形式。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處於非真的生活狀態，淹沒於瑣事，煩惱與擔憂。我們對徒勞無功和存在意義的疑問，被日常的喧囂所蓋過。我們去上班，帶孩子，處理人際關係，打掃房間，上床睡覺，然後明日再做一遍。我們周圍的這個世界似乎合理，甚至很有意義。但是，真實的生活只有在焦慮中會浮現。然後，我們開始具有自我意識，得以開始自由思考，拒絕社會加諸於我們的由大家共用的幻象。在海德格爾看來，焦慮代表著一種適當的的哲學情緒。

挪威思想家彼得·韋塞爾·扎普夫（Peter Wessel Zapffe，1899-1990）在哲學悲觀主義的方向上走得更遠。他說，人類意識不幸發展過度，導致了存在主義焦慮*。扎普夫在他1933年的論文《最後的彌賽亞》[7]中將人的意識稱為“一個生物悖論，一種荒謬可憎之物，一個不幸特質的過度放大”。人類發展出的這一需求已經無法滿足，因為自然本身並無意義。他認為，為了生存，人類必須抑制這種破壞性的意識過剩。這是“社會適應的前提，也是獲得所謂'健康正常的生活'所包括的各種東西的前提”。

*譯者注：對“存在主義焦慮（existential angst）”的解釋可參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4374637/

（school of life出品，中文字幕版）

扎普夫提出了人類發展出來的四種普遍防禦機制：

• 隔離(isolation），壓制造成紛擾的思想，剋制破壞性的感情；

• 錨定 (anchoring)，構建更高的意義和目標。集體錨定的例子有：“上帝，教會，國家，道德，命運，人民，未來”。拋下心錨為我們提供了心理上的安穩。其缺點在於，當我們看穿其中幻像時，必將感到絕望。

• 分心(distraction)，將我們的思想和精力集中在某個想法，專心於某件事，以防止心靈對自我進行反思。

• 昇華(sublimination)，讓消極的衝動轉化為積極的行動。例如，跳出自己的存在主義悲劇，並將我們所覺察轉變為哲學，文學和藝術。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和哲學家們一樣，反對宗教信仰。並且聲稱其意義在於滿足內心嬰兒期的情感需求。據傳他曾對同事桑多·費倫茨表示，“神經病人是群亂民，他們僅有的優點是為我們提供經濟支持，讓我們從他們的案例中學習；精神分析作為療法，可能分文不值。”

— Daniel Liévano

弗洛伊德對心理治療不抱樂觀，因此不願承諾病人能收穫幸福。在1895年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中，他許諾精神分析可以將歇斯底里的痛苦轉化為“常見的不幸”。弗洛伊德的目標是幫助患者接受並反思生活，我們那充滿苦難的生活。不是什麼縹緲高處的，而是這塵世間的生活。

抑鬱現實主義

儘管心理學理論轉而擁抱了積極性，依然有一個分支關注悲觀主義的哲學傳統，弗洛伊德本人就是支持者之一。就稱之為“抑鬱現實主義”好了，這個詞的提議者是美國心理學家勞倫·阿羅伊和林·伊馮娜·艾布拉姆森。他們1979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副標題為《傷心多一點，更明智一些？》*。他們認為，從抑鬱之人的眼裡看去，現實總是更加清楚透明。

*校對注：這篇文章在後來引發了一系列的討論。後來研究人員的複製嘗試有的成功有的失敗。2007年的一篇文章重新研究探討了這一系列的實驗，他們認為1979年這篇論文找到的效果其實與理性無關，而是可以歸結為抑鬱者更容易說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探索：

http://suo.im/6ogAiv

賓州坦普爾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這兩位研究者，通過測量控制錯覺來檢驗他們的假說。在面談了一幫本科生之後，他們將學生分為抑鬱組和非抑鬱組。實驗中，每個學生可以選擇按下按鈕，或者不按，同時收到以下兩種結果之一：綠燈亮起或不亮。實驗設置為各位被試提供了對按鈕亮燈不同程度的控制，從毫無關聯到每按必亮。完成測試後，他們被要求分析他們對結果施加的控制程度，即因他們的按鈕動作而打開綠燈的次數比例。事實證明，悲傷的那些學生更理智，對自身所施加的控制程度，他們能判斷得更準確。作者得出的結論是，沮喪的學生不容易有虛假的操控感，因而表現得更加實事求是。另一方面，非抑鬱組的學生高估了他們的控制程度，由此在自欺欺人當中提升了自尊心。

“抑鬱出現實”的假說仍然存在爭議，因為它向CBT的根基提出了質疑，後者認為抑鬱者的思想偏見更多，因此必須加以治療才能迴歸現實。但是後續的研究支持了我們的假說。例如，澳大利亞社會心理學家約瑟夫·福加斯（Joseph Forgas）及其同事指出，悲傷增強了明辨性思維

反過來，積極的情緒會帶來不那麼花力氣和不那麼系統的思維方式。快樂的人更傾向於接受刻板印象，並相信簡單的陳詞濫調。他們更多地“隨波逐流”，並且更容易由於偏見在社交中做出誤判。

另有學者研究了抑鬱症的進化優勢。例如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的保羅·安德魯斯和弗吉尼亞大學的J·安德森·湯姆森，對於視抑鬱症為失調和生物學功能障礙的醫學觀點，他們提出了質疑[8]，

發燒會令人一時慌張，但它本質上並非壞事。與之相似，抑鬱會導致身心功能的受損，從而影響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人脈、以及性生活。然而，發燒雖然不愉快，但並不是身體出故障的結果。相反，它是對抗感染的重要機制。發燒引起的損害是正在禦敵的人體系統權衡利弊下的適應性結果。同樣，沉鬱的反思乃解決問題之道，它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推動對問題的分析[9]。

在08年出版的著作《Daseinsanalysis》中[10]（大意：對人之為人的研究），愛麗絲·霍爾熱·昆茲（Alice Holzhey-Kunz）這個以存在主義為導向的當代瑞士精神分析學者，將目光投向海德格爾對生活形式所作的區分：真實活法和非真活法。她聲稱精神上的痛苦其實是幻滅的徵兆，體現了我們與存在之現實作的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說，抑鬱與其說是失調，不如說是人類存在之虛無性的大爆發。

直面真實

儘管分手帶來的抑鬱並沒有上升到存在主義危機，它依然是我此生中對我的觀念影響最深遠的經驗。它以不可逆轉的方式改變了我的生命，在我心上紮了深深一刀。今天的我比從前更悲傷，也更自閉了。

啊，如果這就是破除幻想的代價，得以不受限地認清現實的代價，那該怎麼辦呢？我們可能正是在往那個方向前進。有研究表明，存在主義焦慮和精神困擾的發展勢頭，正在世界範圍內上升，尤其在現代西方國家。也許我們追逐幸福，正是因為幸福不再抓得住？

我們深陷的惡性循環只會傷我們更深。這個循環便是對幸福無止境的追求，和達到理想狀態的不可能。一條可能的出路是接受我們那更清晰透徹的意識水平。

— Supriya Bhonsle

最後，親愛的讀者，我必須對您說的是，我猜當您閱讀本文時，您肯定心裡默唸著“對對，但是……”（“對對，生活悽楚，但也有很多美好事物”）。這個“但是”是對嚇人想法和負面見解的自動反應。這個“但是”說明了我們積極的心防機制已經啟動。在撰寫本文時，以及生活的多數時間，我都遭遇著重重困境。離開了這種保護性的心態，我們恐怕沒法活到現在，可能早已自尋解脫。

我個人的小建議是去主動探索幻滅，走出積極性的蔭護，從而體驗生活的另一片疆域，不要等到你認定此生無望。下次，在您灌下酒精，或是求助於親朋好友，心理諮詢師，求助於那些幫助確認人生價值的做法時，請記住，幾乎所有建構的意義——工作、體育、向耶穌敞開內心——本質上是虛幻的。要想避免依賴錯覺逃避生活，則需盡力探索幻滅之境，這樣對於赤裸裸的現實，堅硬確切的生活，你就有了更強的耐受力。如果成功的話，您將擺脫虛假的積極和束縛的鎖鏈。

當然，我們或許最終也無法解放自己，擺脫不了痛苦，也無法拋卻幻像。生活是地獄，似乎沒什麼天堂在等著我們。而這樣的生活，本身就是解放之路。畢竟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參考文獻

[1] 參見https://www.upenn.edu/pennpress/book/14502.html

[2] 參見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88-16903-001

[3] 參見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792779343000040

[4] 參見https://tidsskrift.dk/sygdomogsamfund/article/view/4153

[5] 參見https://aeon.co/videos/the-intellectual-legacy-of-philosophys-greatest-pessimist-life-is-suffering-art-is-supreme

[6] 參見https://aeon.co/ideas/how-schopenhauers-thought-can-illuminate-a-midlife-crisis

[7] 參見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45/The_Last_Messiah

[8] 參見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34449/

[9] 參見https://aeon.co/essays/cheerfulness-cannot-be-compulsory-whatever-the-t-shirts-say

[10] 參見https://www.karnacbooks.com/product/daseinsanalysis/37795/

翻譯：陳小樹

審校：曹安潔

排版：小葵花

https://aeon.co/essays/the-voice-of-sadness-is-censored-as-sick-what-if-its-sane

Julie Reshe

一位哲學家和心理分析家。她是西伯利亞秋明大學高等研究院（SAS）的教授，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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