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身上的兽皮是慈悲还是罪孽?

菩萨身上的兽皮是慈悲还是罪孽?


仁兽的形象一直是西藏佛教绘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图形纹样之一,这一形象的普及往往伴随着佛教中菩萨慈爱、仁和的主观思想,以此彰显佛教的亲和。


菩萨身上的兽皮是慈悲还是罪孽?

在清时期工布查布所编的《造像量度经》“续补”中论及观音菩萨的度量时,就写到八件宝饰及衣服,内 中“而以仁兽皮为络腋”,其注云:

旧作黑鹿皮,未详其义,按仁兽梵云“吉哩斯那萨拉”,华翻黑脊,盖因其毛皮而称 之耳。常见西番国岁贡物件,有此兽皮,形似山羊而小,毛短薄,色多微黄,脊毛纯黑色。天性最慈,为人忘己。据使者言,捕时不事猎围,惟二人持兵,寻其栖处,既望见,诈为相 斗状,喊声对骂,且作挥兵相击势。此兽见之,以为相害,遂欲解救。奔至隔立二人之间, 至死不去,遂得而刺焉。

本朝官译名谓之仁兽,其披法,则毛向外,头前尾后,斜披左肩上,以头皮遮着左乳, 而将右边后腿皮,从像之背后,由右腋下,挽过至像之前,与右前腿皮,互相交盘缚之。此一件服饰,诸经典未见他像所用,惟独观音及慈氏像有之。

以两方兵马对峙,引出仁兽来劝架,将其诱捕,看来还是人类较之动物为不仁,事涉神异,不足为信。


菩萨身上的兽皮是慈悲还是罪孽?

〔图一〕清本 《造像度量经》 系工布查布补续,金陵刻经处同治十三年版


从西藏唐卡和雕刻上看到的仁兽有双角和黑脊的皮毛。《造像量度经》续补云其“形似山羊而小,毛短薄,色多微黄,脊毛纯黑皮”,且是西番国所产,如此应是我国青藏地区所产的小羚羊一类的动物,属岁贡北京朝廷的物件。


仁兽因以仁厚著称,故也称为义兽。


在唐代所译的密教经典中称为“翳泥耶鹿王”或“黑鹿”,是观音菩萨和弥勒菩萨的装 身具之一。


天竺三藏唐宝思惟译《不空绢索心咒王经》:


若画圣观自在菩萨形象之时……身色黄白,首戴华冠,绡发分被两肩前后,……面 有三目,以纯白铤交络肩臆,以翳泥耶鹿王皮而复肩上,庄严宝带以系其腰。


菩萨身上的兽皮是慈悲还是罪孽?

〔图二〕当代《千手观音》作者次仁罗布 郑某某藏


又有唐北天竺婆罗门李无陷译《不空卷索陀罗尼经》云:

正观世音菩萨形象 作发色如莲华藏,面上三眼,白穀络身,披黑鹿皮,绶带系 腰身。

唐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译《观自在菩萨最胜明王心经》:

左画观自在菩萨,身相白色,虎皮为裙,白颇梨宝以为腰条。以黑鹿皮角络而被住白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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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当代《四臂观音》作者扎西格桑 郑某某藏


唐不空注《青颈观自在菩萨心陀罗尼经》:

青颈观自在菩萨画像法,其像三面当前正面作慈悲熙情貌,右边作师子面,左边作 猪面,首戴宝冠。冠中有化无量寿佛。又有四臂,右第一臂执杖,第二臂执把莲花,左 第一执轮,左第二执螺。以虎皮为裙,以黑鹿皮于左膊角络。

宋法贤译《佛说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萨大明成就仪轨》卷一:

不空蜀索四面八臂,以虎皮为衣复为络腋,复以鹿皮为天衣。


按《造像量度经》云,仁兽之服饰,“诸经典未见 他像所用,惟独观音及慈氏菩萨像有之”。但诸经典上记载慈氏菩萨之弥勒,以鹿皮为饰的内容却难得 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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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披鹿皮的弥勒菩萨,晚唐,敦煌莫高窟第14窟主室南壁壁画


在我国石窟里,弥勒菩萨披鹿皮的形象见于敦煌莫高窟第14窟(晚唐)主室南壁,其上绘有八大菩萨, 内中第4尊弥勒菩萨高束发,冠正中有宝塔,右手托水 瓶,左手持念珠,左肩上斜搭鹿皮,是确认无疑的弥勒 饰鹿皮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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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左肩斜搭鹿皮的弥勒菩萨,晚唐,

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主室东壁的八大菩萨第6尊弥勒菩萨壁画。


此外在安西榆林窟第25窟(晚唐)主室东壁的八大菩萨第6尊弥勒菩萨亦为冠中有宝塔,左手持水瓶, 右手持莲枝,左肩斜搭鹿皮。


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出现的肩搭兽皮的弥勒均在晚唐时代,也正是这些密教经典在初唐译出后一二百年之后,河西走廊出现的八大菩萨像的图样应该是来自 长安或洛阳,只不过由于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东西两京的实物均湮没不存了。

以上二例是弥勒菩萨肩搭鹿皮的壁画实例,除此之 外,弥勒菩萨肩搭兽皮的汉传佛教雕塑像则极为罕见。

在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中,关于弥勒的描述也仅记有“冠中有萃堵婆,左手持军持,右手施无畏印”,并没有提及弥勒以鹿皮为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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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当代《弥勒菩萨》立身像 作者:Mrcraft


尽管如此,这两例弥勒菩萨都是九世纪左右的晚唐之作,是我国石窟中的最早出现的肩 搭兽皮的菩萨像,而早于此两例的肩搭兽皮菩萨像尚未发现。


弥勒身饰鹿皮的形象,还可追溯到印度,萨尔纳特博物馆有一尊菩萨立像(七世纪),其冠中饰宝塔,左手持水瓶,右手持念珠,左肩搭鹿皮,应该是印度较早的弥勒菩萨像。


印度阿乌兰嘎巴托石窟第2窟(五一七世纪)的入口处,还可看到两位守门人。右侧的 一位冠中饰化佛,左手持莲,左肩饰兽皮,左侧的菩萨形象与之大同小异。日本学者认为是 观音和金刚手,或者是弥勒和金刚手。


菩萨身上的兽皮是慈悲还是罪孽?

〔图六〕左肩饰兽皮的守门人(右侧),5-7世纪,

印度阿乌兰嘎吧托石窟第2窟的入口处之两位守门人浮雕


如果这尊像是弥勒菩萨的话,上述印度和中国早期出现的肩搭兽皮的菩萨都表现的是 弥勒,而肩搭兽皮的观音像的集中出现要晚于弥勒菩萨。


九世纪后,以铜铸造的肩搭兽皮的观音像广泛出现于西北印度的克什米尔、斯瓦特和我国西藏西部,即以金刚乘为立论的密教流行地区。此后更广布于西藏全土乃至蒙古地区和北京等地。


例如在钱德拉·里迪《喜马拉雅的青铜器——技术/风格/与选择》(Chandra L. Reedy, Himalayan Bronzes)一书中著录的多件克什米尔和西藏西部的观音像都可见到肩搭兽皮的现象,近年来古格王国遗址平央东嘎出土的数尊莲花手观音和扎达县的传世品莲花手观音肩 上的兽皮也是不可或缺的衣饰。


但除了西北印度以外,印度的十一面观音像极为罕见,比哈尔邦见到的四臂、六臂和不 空绢索观音等以及帕拉王朝的众多密教系观音像上以兽皮为饰的情况也极为罕见。


应该注意到一个事实,目前我们所见的雕像或唐喀乃至壁画,凡是肩搭兽皮的菩萨 像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观音像,在《造像量度经》中虽然记载弥勒也以兽皮为衣饰,但实例 却并不多见,数量上要比观音少得多。从西藏画工们流传的画稿看弥勒菩萨像确实是肩搭兽皮。


肩搭兽皮的观音像在中世纪集中出现于西北印度和我国西藏西部,这其中的原因我以为与上述诸密教系金刚乘系的经典的译者多是西北印度人有关。


《不空蜀索心咒王经》的译者宝思惟是克什米尔人,唐长寿二年(693 )到洛阳,译出不空绢索等经七部。“宝思惟精乾文(西北印度的梵文),咒术尤攻其妙”。


《不空绢索陀罗尼经》,则明言北天竺婆罗门李无焰译,当亦是克什米尔一带岀身,圣历三年(700 )在长安译出密教经典。


密教僧不空(705—774)实际上祖籍也是北印度,年轻时游历长安和洛阳多年,天宝初年一度到狮子国求法,天宝十二年(753 )至十五年(756 )在武威翻译了许多密教经典,对河西一带密教的流行,影响甚大。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密教图像也应该和不空译出的一系列密教 经典有关联。


菩萨身上的兽皮是慈悲还是罪孽?

〔图七〕唐代密乘祖师不空三藏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密教经典原文最早出自何地,西北印度流行的肩搭兽皮的菩萨像具体是依据哪部经典而来的,但可以肯定某部经典的翻译,往往和译经者的籍贯和游历地有关,译经僧所携入汉地的佛经,有的就是其家乡流传的原典。此外还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经典和美术图像往往是互为印证、互相参照的。晚出的后人编纂的密教经典在制订和描述绘制佛像的仪轨时,实际上是参照已经存在和流传的图像而来的。所以,当图像与佛经描述一致,有时未必是佛经在前,佛像在后。

据此似可窥知,依据西北印度流传的密教系金刚乘系的经典而制作的肩搭兽皮的观音像在西北印度和我国西藏西部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且在十世纪后大量出现于佛教图像上。

不管怎样,汉藏经典所说的仁兽、翳泥耶鹿、黑鹿等诸名称可以说不是一种动物,它或许是小羚羊,或许是某种鹿,应该依据信徒的籍贯即当地的物产来解释。


至于为何要将仁兽皮搭在弥勒菩萨或观音菩萨肩上,对主张不杀生的佛教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这只有在佛教圈子以外才能找到答案。


巧合的是,这一饰物还可见于地中海古希腊时代的雕刻上。帕特拉·伯罗奔尼撒岀土的丰产之神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立像(二世纪后期,大理石,高95厘米,帕特拉考古博物馆藏) 即在左肩上斜披着一块山羊皮,那山羊头的造型和兽皮的倾斜的形式,与观音或弥勒所披兽 皮极为近似。此外还有希腊神话中的叫做“潘”的快乐而好色的神,也是左肩上斜搭一 块兽皮(二世纪的大理石雕像,高1.15米,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藏)。看来在地中海文化中, 男神的肩上以兽皮为饰的情况并不乏见。


狄奥尼索斯是丰产之神和酒神,与佛教的观音或弥勒没有理论上的联系。但这块兽皮饰物恐不是偶然的巧合,古代西北印度即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乃至我国新疆一带,古希腊文化浸润的痕迹随处可见。尽管在犍陀罗石雕上这块兽皮饰物似未曾见到,但与犍陀罗邻近的克什米尔、斯瓦特在十世纪后广泛岀现这个饰物,仍应联系到地中海的狄奥尼索斯神像上。


至于这块饰物流传的途径,可从上述的莲花手菩萨立像所戴的冠得到解释,西北印度和我国西藏西部菩萨的弯月形宝冠,显然是从伊朗萨珊王朝的冠式而来的,这已有多 位学者论证过,可以认为,地中海文化系统的鹿皮饰物和属于西亚系统的宝冠等,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西北印度的佛教文化,至于河西石窟艺术所受到西方的影响已不是新鲜的 话题。


佛教美术中尚有许多招式是可溯源到地中海的,例如在新疆发现的绢画和莫高窟、榆林窟(晚唐第15窟、25窟)壁画常可见到头上冠以兽头的勇士,以八部众的阿修罗身份出现。吐蕃民族也流行勇士头冠兽皮的习俗,军队的武官称为“大虫皮”,壁画上的头冠兽头的八部 众的形式可能借鉴了吐蕃的勇士习俗,但更早的唐三彩的天王像头上也可见兽头,看来这习俗的渊源还要向西探寻。


据谢明良先生考证,此形象可溯源到古希腊神话中的勇士赫克里斯(Herasles ),其力大无比,手撕狮子皮,以狮头为帽。在古希腊的彩陶文样上其英姿屡见不鲜。在犍陀罗的金刚力士石雕或彩塑上也被冠以兽头帽,其显然是来源于地中海文化,并进而向东出现于唐三彩的天王服饰上。总之无论是吐蕃民族的习俗还是美术,只有追根溯源到地中海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既然河西石窟中广泛出现的这类兽帽八部众可认为是来自地中海文化,那么菩萨肩搭的兽皮原是希腊美术的一个细节也是顺理成章的。壁画上的兽头的神像和莫高窟及榆林窟 的披兽皮弥勒都出现于九一十世纪左右的晚唐至五代时期,与这个小道具也集中出现于十 世纪以后西北印度和与之邻近的中国西藏西部,时间也大体一致,为何此段时期中西艺术交 流如此频繁,恐怕也和上述一系列北天竺僧人所译出的密教经典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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