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是当今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家，无论知名度或是文学成就屈指可数。尤其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得到业内人士的一片好评，在读者中间取得强烈的反应。遗憾的是，当人们对这位熟知农民的"我三舅"的代言人抱有巨大希望时，刘震云的创作顶峰已过，《我不是潘..莲》躲过了《一句顶万句》语言的啰嗦，虽然不够深刻倒也恢谐得能让粉丝接受，《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已经是江朗才尽的新闻腔了，尤其是"表哥"的生搬硬套，足以显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天花板。
近几日，反省自己的同时，将刘震云的作品翻出来又读了读，感慨颇深：《塔铺》《新兵连》这些作品读的年头太久，已印象不深。《一地鸡毛》作者对时代嘲弄，依然记忆犹深。《温故一九四二》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后，更让人肃然起敬。刘震云的短篇小说无论是结构或是内容都实力雄厚，不可多得，这也是刘震云赖以成名的资本，问题多出在长篇小说上。
一，《故乡相处流传》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篇"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刘震云本想用故事的荒诞来描述时代的荒诞，用时空错位来表达他对改革开放后种种社会现象的讽刺，但是“奇思妙想"不是才气。该长篇未像他的中篇一样引起关注，让作者很是溲气。
二，《故乡面和花朵》是刘震云憋了近七八年放出来的大招。近二百万字的鸿篇巨制足出展示作者的不服，"为什么我眼中常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的刘氏幽默，外加上金丽红、黎波书界大咖的操刀，仍难以抵上"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与我谈起同性关系问题……"这样的怪诞！
任何怪诞类的文学艺术，如果没有与现实相对应的强烈的群体心理冲突，都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刘震云在《故乡面与花朵》中展现的耐气与想像力，由于对现实生活的审察不足而让作品了无生气。
三，《我叫刘跃进》是刘震云继《手机》之后界入现实生活的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同样被改编成电影后，虽然没有“葛优化"的《手机》轰动，但是刘震云通过对小人物的观察展示出的对生活的嘲弄，正像是作者在扉页文字中所写的："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
这种思维的吊诡与故事的反串，在后来的作品中形成一种特有的"刘氏诙谐"。
四，《一句顶一万句》之所以经典，是刘震云在经历了"艺术就是想像力"的洗礼与"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现实审视后，以家乡"延津"为符号，在将童年的农村生活无限拉大后又将几十年的才情、不服与写作经验通过"杨百顺"四次改名描绘出一个农民骨头缝里的孤独……
尽管《一万顶一万句》语言泼碎，尽管“出延津"精彩纷呈“回延津"草草收尾，但在当代作家中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五，《我不是潘..莲》幽默，幽默得正如书中对看厕所人的描写"我一家人就靠这个厕所吃饭呢！"幽默得如扉页文字"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面拾，还是拾不干净。"但是，幽默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如同幽默需要智慧但幽默不是智慧一样，作家不能让读者笑后一地鸡毛，笑笑而已。
六，《吃瓜时代的儿女们》，58年出生的刘震云58岁创作这部作品时，已经疲态尽显。虽然也有"如有巧合，别当巧合"的"我三舅"提示，但是作者在故事的打磨上明显的失去了耐心与激情，对"表哥杨达才"这一新闻的原搬照抄，整部小说给读者一个拼凑感。自然，读者不买账也在情理之中。
所有的作家一生写的都是他自己。这即是一个作家的风格，也是一个作家的宿命。刘震云从小生活在农村，少小参军，偶然的机会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进入《工人日报》当记者，功成名就后到大学教书……我们留心一下他的作品，足以察看出一个作家的成长路径与心路历程。
同时，一个作家的成功，不仅是作品的成功，还有人脉的成功。譬如刘震云与著名出版人金丽红、黎波的珠联璧合，冯小刚将其作品屡屡改编成电影的巨大社会效应，渐渐地都会成为作家刘震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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