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喜欢搜旧书。在旧书摊上总能见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转到岳麓书社）的“走向世界丛书”散本，便收了几册。一读之下，对那些打开国门之初的记录文字竟有些着迷。尤其是每本书书前的叙论，阐背景、述源流、论得失，是一篇很好的史论，遂不免搜集了下去。
后来，知道这套书的编者是锺叔河，也买到了十巨册的“走向世界丛书”的合订本，读到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叙论合集《走向未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锺书先生竟主动为这本书写序，钱先生眼高于顶，他看上的文章自然不同凡响。
不过，后来锺叔河先生离开岳麓书社，这套丛书只出了30种就戛然而止，没有了声息。按照锺先生原来的设想，这套书起码要出100种的。
此后不断看到锺先生的专栏、买到锺先生的新著，但那套未完的“走向世界丛书”始终是我心中的念念。难道没有出版社洽谈续出吗？难道没有人协助锺先生完成未竟之业吗？
这种念想时而涌起，又时而放下，因我不喜枉交名人，对年事已高的锺先生更是不便打扰，于是兀自仍进行自己的读书写作。我想，谁要是协助锺先生把“走向世界丛书”编完，不仅是造福士林的好事，恐怕在当代出版史上也会留下一笔吧。
直到2011年，我出版了一本《烟花春梦：金瓶梅中的爱与性》。与出版社责编闲谈起来，问她是否对“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感兴趣。编辑一听，当然很有兴趣，她让我与锺先生联系，探探他的口风。我就向友人要来锺先生的地址，随手给先生寄去一本《烟花春梦》作为投名状，同时附上一信，说出心头的想法。
谁知，时已年已八旬的锺叔河先生过几天就回信了。他在信中，把这套书的前后原委细细讲了一遍，并说出自己对“续编”的大致打算，并对我说的“由高校老师和编辑组成一个精干的班子”予以委婉的否决。我知道，写书、编书是一个非常个体的劳动，一旦组成团队势必良莠不齐。但锺先生寄希望于我来做，不仅因为我目前事务缠身，恐怕从学力上说也是不能胜任的。
锺叔河先生的回信是这样的：
看了来信，也看了大著，深佩你的识见和文才。若能有你这样的人来接手“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的事，我就可以放心了。其实书目我早已选定，书也都在我家（除了洪钧的《使德日记》未刊稿本在苏州，过去他们已同意提供），问题在于得有一个人能够像八十年代的我那样来做这件事。
我已经八十一岁了，来日无多，早想要写的自传还没有写，很难再像八十年代那样独力完成编辑出版工作。我只能做到：①提供资料，②拟定书目，③写出续编序言，④发出第一本书稿，包括撰写出它的叙论，直到使它成书（也等于给后来人提供一个样板）。我的要求是：（一）资料费一次付清（包括策划、总序），（二）所发书稿的稿费在出书时付清。至于书的规模，我意是只须出齐100种，也不必再出合订厚本，而是恢复最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时那样的单行薄本（有利销售），书名既可称“走向世界丛书续编”，也可称“走向世界以后”。我为了介绍未刊各种书稿，曾写过一组小文在《文汇报》陆续刊出，专栏即名“走向世界以后”，即将收入正在安徽付印的《书前书后》集，校样附呈一览，或也可作为未来叙论的初稿也。
其实岳麓书社也一直说要续出此书，上面这些话我也公开向他们说过。上海辞书社长彭卫国（他本是上海书店头头）前月来长，也到我家来谈此书，我告以岳麓还没有松口哩。其实岳麓和我至今还未定议，问题还不在于钱，而在于他们找不到一个能够独力完成此书并且立即全力投入此书的人。
你说“组织几个精干的高校老师与编辑共同组成班子”，其实不必这样大操大办，能由你一个人全心全力投入就行，问题是你能不能全心全力投入呢？（发稿看样之类案头工作当然可以交别人做些）。先谈到这里，请卓裁，我也想跟岳麓再谈一次再说。
后来，我把锺先生的来信复印一份，给出版社寄去，他们对锺先生提出的几个条件不置可否，后来，此事就搁置下来了。
我知道，对此套丛书感兴趣的出版社是不乏的，但能找到锺先生属意的那个人选就难了。可能是遇到这样的事太多了，锺先生倒是不以为意，他后来给我打来好几次电话，聊了一些出版、写作之事，里面不乏他到岳麓书社后的八卦之事。我想，老先生之所以创作源源不断，跟他喜欢同年轻人交谈是分不开的。
因为不便过多打扰老人，我从未主动给老先生打过电话。后来，联系就渐渐稀疏起来。
2016年，终于见到岳麓书社推出了65种55册“走向世界丛书续编”，此套丛书终成完璧。看着那厚厚的一摞书，我心中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我知道，这里面凝聚了锺先生的心血，也凝聚曾德明、杨云辉等好几位编辑和学人的孜孜以求。
我想，这下锺先生可以腾出精力写他那本早就念兹在兹的自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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