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五小”情結

高郵城北實驗小學(原高郵縣立第五高等小學,簡稱“五小”)是汪曾祺的母校。汪曾祺在《我的小學》篇末動情地說:“這是我的小學,我親愛的、親愛的小學。”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用“我親愛的、親愛的……”這種疊加句式,將對母校的情感表達得那麼的深摯,那麼的強烈,那麼的扣人心絃、催人淚下。


“五小”是汪曾祺的童年樂園,他在這裡得到了師恩和母愛,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這是他“人間送小溫”創作思想形成的一泓情感源泉。


汪曾祺的“五小”情結

汪曾祺在1925年五歲那年入“五小”附設幼稚園,六歲升入一年級讀書,直到1932年畢業,在這裡度過了七年充滿童真情趣的生活。入學前二年,汪曾祺的生母楊氏因病辭世,三歲的汪曾祺早早離開了母親的懷抱。雖然汪曾祺生長在一個和睦溫馨、充滿愛意的大家庭中,但是生母的愛畢竟不是其他什麼能夠輕易代替的。


十分幸運的是,剛滿五歲,家裡就將他送進了“五小”幼稚園。幼稚園在童年汪曾祺面前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清楚地記得:幼稚園的“房子有點特別,是六角形的。進門,是一個寬敞明亮的大廳。鋪著漆成棗紅色的地板,用白漆畫出一個很大的圓圈。這圓圈是為了讓‘小朋友’沿著唱歌跳舞而畫出的”。他和小朋友們“每天除了吃點心,大部分時間是唱歌跳舞”。幼稚園門外的遊戲場有許多遊戲器械,有沙坑、鞦韆、蹺蹺板和各種動物造型的玩具,還有一種大約是從國外引進的叫作“巨人步”的大型器械,可以讓小朋友攥住一根麻繩,蜷起腿來悠圈。

升入小學後的課程安排也是多姿多彩的。三年級的時候,汪曾祺就學會了畫牛,“用大拇指蘸墨,在紙上一按,加幾筆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頭牛”。六年級,小學生在美術老師“王譬如”帶領下,到運河堤上“野外寫生”,畫柳樹,畫運河上的船。這一切,不僅讓他的童年生活充滿了樂趣,而且為他日後成為一位興趣廣泛、才藝多樣的“才子”作家打下了基礎。


汪曾祺的“五小”情結

幼稚園唯一的老師王文英是科班出身,教唱歌、跳舞都是她一個人。童年汪曾祺學過很多歌,還有一些是“表演唱”。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小羊兒乖乖》,他和小朋友們分別扮演狼、小羊、小兔等角色,王文英老師彈風琴伴奏。當唱到“不開不開不能開,媽媽不回來”的時候,王老師走到小汪曾祺身邊,輕輕地撫摸著他的頭。她知道他的生母兩年前去世,再也不能回來了,心中頓生憐愛之意。她希望能夠像母親一般,用自己的愛撫溫暖孩子的胸膛。五十多年後,汪曾祺幸福地回憶說:“在全班小朋友中我是最受王老師寵愛的。”

五歲的汪曾祺正開始人生記事,王老師的這份“師恩母愛”深深鐫刻在了他幼小的心田,難以磨滅。1981年,汪曾祺重回故鄉的時候,帶著北京果脯專程登門看望王文英和初中國文老師張道仁夫婦,事後專門撰文《師恩母愛》,深情賦詩說:

但師恩母愛,豈能忘懷。

願吾師康健,長壽無災。


汪曾祺曾經自詡:“我大概是一箇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他賦詩說:“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人間送小溫”五個字樸實無華,評論界往往將其作為汪曾祺作品的情感基調。讀《我的小學》和其它涉及“五小”的回憶文章,我們能夠強烈感受到,汪曾祺心中的“小溫”來自於他早年在“五小”得到的“師恩母愛”,幾十年來就像一眼蘊含不竭熱量的溫泉,始終蘊藏在他的心中。愛播種在他幼小的心田,漸漸生根、發芽、長大,他的那顆浸滿愛意之心漸漸長成。美文《師恩母愛》是對王老師夫婦的回報,“人間送小溫”的情愫則是他對社會的回報。


汪曾祺的“五小”情結

在童年汪曾祺心中,“五小”老師是一個美的、有詩意的群體。他在這裡獲得的不僅是知識,更有情感的薰陶和人格的影響:這是他“有益於世道人心”創作思想萌生的最早一片土壤。


新時期汪曾祺復出文壇,成為一位享譽海內外的名家、大家。他對家鄉、母校的思念愈加濃烈。《我的小學》《師恩母愛》《徙》《詹大胖子》和《小學同學》等,一篇篇追憶“五小”的文字復活了校園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喚起了人們對“五小”的鮮活回憶。

汪曾祺涉及“五小”的文章,著墨最多的無疑是他的老師們。王文英那猶如慈母般的愛是美的、富有詩意的。相比於王文英的“可親”,高北溟則屬於“可敬”的一類。高北溟是汪曾祺小學高年級和初中的國文老師,也是“五小”校歌的創作者。汪曾祺以他為原型,專門寫了一篇近似於紀實的小說《徙》。高先生教學鄭重其事,一絲不苟,但是脾氣很“方”。對學生的親疏只認成績,而不論家長尊貴或是貧賤。即使貴為局長或黨部委員什麼的,“口”下也不留情,因而被認為是“絕戶脾氣”。小說用較多篇幅寫了高先生的兩件心事:一件是想把恩師談甓漁的詩文刻印出來,一件是掌上明珠女兒高雪的前途和婚事。為了不讓老師的心血被他人剽竊,“高先生狠了狠心,拿出一百塊錢”,買下了老師的文稿,卻再也拿不出錢來供女兒讀高中、上大學了,以至於女兒哭哭啼啼地不肯吃飯。小說凸現了一個特立獨行、品行高潔的舊知識分子形象,讓讀者看到即使在那樣一個社會環境裡,仍然不缺乏美好的、詩意的人性。汪曾祺還寫到了三、四年級語文老師,被稱之為“純然儒者”的周席儒;六年級國文老師,“教我們《老殘遊記》,講得有聲有色”的張敬齋;常帶小學生“野外寫生”,外號“王譬如”的圖畫老師;總是穿西服,教學之外代人畫像,“我們縣的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夏普天等。“五小”老師群體之於汪曾祺,知識的傳授無疑是重要的,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情感的薰陶和人格的影響。汪曾祺在闡述文學的意義,闡述自己創作初衷的時候說:“我希望我的小說能起一點微薄的作用,‘再使風俗淳’這是一些表現傳統文化、被稱為‘尋根’文學的作者的普遍用心。我想。”(《〈菰蒲深處〉自序》)“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於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的。”(《我的創作生涯》)如此創作思想和理念的形成,除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影響,一定也離不開童年時代“五小”老師群體情感和道德的滋潤。


汪曾祺的“五小”情結

汪曾祺筆下另一位“五小”人物詹大胖子只是一個“齋夫”(校工),其貌不揚,行為也有一些“陰暗面的東西”,汪曾祺卻不吝筆墨,以其為原型創作了小說《詹大胖子》。“詹大胖子很壞”,他賣花生糖、芝麻糖給學生,比外面攤子上的貴好多,被校長張蘊之訓斥後仍然不改。他發現了張蘊之與年輕女教員王文蕙之間的隱情,一個人在屋裡悄悄地罵:“張蘊之,你不是個東西!”可當外號“謝大少”的教員想抓住張蘊之把柄將其轟走,自己來當“五小”校長的時候,他卻撒了一個善意的謊,他不希望“還是個姑娘”的王文蕙名譽因此受損。詹大胖子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有許多毛病,但是汪曾祺卻用他那雙善於發現美的眼睛,發現了他的良心所在,發現了他身上的美。評論界認為,汪曾祺喜歡用比較低調的方式來寫日常生活的美感,寫普通人的真善美,《詹大胖子》算是一例吧。


“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創作思想,讓汪曾祺在作品中更多地關注普通的小人物的命運。“小溫”送給“小人物”才有價值,給陽光載途、春風得意的人送去一點“小溫”有什麼意義呢?在他的“五小”人物群像裡,確實難找到稱得上大人物的形象。不僅是老師、齋夫詹大胖子,就連《小學同學》中一組同窗學友也是如此。懸揣汪曾祺小學同學中一定有那些個令人羨慕的“成功人士”,汪曾祺不寫,而只寫了這些“芸芸眾生”,這恰恰體現了他“人間送小溫”的創作主旨。如同鐵凝所說:“也許汪老更看重過往生命的平實和普通。”(《相信生活,相信愛》)


放學路上東看看西看看的習慣,學校的環境,老師們課內課外不經意的點點滴滴,滋潤、激活了汪曾祺心田中的文學幼芽:“五小”是汪曾祺當之無愧的文學起飛場。


汪曾祺的“五小”情結


汪曾祺在成為享譽海內外的知名作家後,有人問他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他坦承“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自報家門》)。“東看看西看看”的習慣始於小學時期每天放學回家路上。他記述:“從我家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曲曲彎彎的巷子。”學校東面緊鄰承天寺,他“幾乎每天放學都要到佛寺裡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將、四大天王、釋迦牟尼、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南海觀音”。他十分自豪地說:這些塑得生動的佛像就“是我的雕塑藝術館”。走在大街上,他“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有時候,他會抑制不住好奇心,“到銀匠店裡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他“百看不厭”,除了好奇心,還有著情感上的認同。“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放學路上的印象深深注入他的記憶,成為日後創作的珍貴素材,“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五小”的課本以及老師課堂教學中不經意的點點滴滴,滋潤、激活了汪曾祺心田中文學的幼芽。多年後他回憶說,“那時候的語文課本有些是選得很好的”,剛一年級,就有《詠雪》這樣的詩:

一片一片又一片,兩片三片四五片,

七片八片九十片,飛入蘆花都不見。


汪曾祺說:“我學這一課時才虛歲七歲,可是我已經能夠感受到‘飛入蘆花都不見’的美。我現在寫小說、散文所用的方法,也許是從‘飛入蘆花都不見’悟出的。”


汪曾祺的“五小”情結


到五年級,汪曾祺有幸遇到了高北溟。“我自小學五年級至初中畢業,教國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學問,他很喜歡我。我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高先生所授古文中,讓汪曾祺“受影響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悽婉。這和我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裡還時時迴響著歸有光的餘韻”(《自報家門》)。當然,這應該是初中的事。


當年“五小”的環境對幼小的汪曾祺也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在《我的小學》中記述:“兩排教室之前是一片空地,空地的路邊有幾棵高大的梧桐樹。”秋天落葉紛紛,觸動了他的一懷詩情。他說:“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一葉落而知秋’,而且不勝感慨。”自然,這樣的觸景生情沒有文學的天賦是不行的。而如此種種,難怪有評論家把“五小”看做是汪曾祺文學的起飛場,而他對“五小”不同尋常的情感就順乎情合乎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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