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90多人曝光了性侵惡行的好萊塢大佬，終於判了！
昨天晚上，根據美國媒體報道，好萊塢金牌製片人哈維·韋恩斯坦，因為被數人指控強姦，最終獲刑23年。
這也就意味著，今年已經67歲的他，這輩子基本上都要在監獄裡度過了……
哈維·韋恩斯坦，是誰？
在2017年10月5日之前，他是炙手可熱的電影大亨，著名的“奧斯卡操盤手”“好萊塢之神”——手握300多項奧斯卡提名與70多座小金人，奧斯卡獲得者感謝他的次數與感謝上帝不相上下，讓《天堂電影院》《哭泣遊戲》《低俗小說》等獨立電影走上大銀幕的同時，也一手將大表姐、帕特洛、凱特·溫絲萊特等明星推上了神壇。
在2017年10月5日之後，他一朝跌落巔峰——被《紐約時報》曝光過去30年間，利用年輕女性對出人頭地的渴望，至少對8名女性進行性騷擾，席捲全球的“Metoo”風暴最早便因哈維·韋恩斯坦而起。這幾年來，亦陸續有女性逐漸站了出來，聲稱曾遭到他性騷擾、性侵犯及強姦的受害者們，已經達到了90人之多。
性侵惡行被曝光近3年後，哈維·韋恩斯坦終於迎來了審判，一級刑事性侵與三級強姦罪等兩項罪名成立，獲刑23年，並正式註冊為“性犯罪者”。
然而，他似乎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下的錯誤，在定罪現場，這位昔日的電影大亨，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演技，上演了好一齣“苦情戲碼”——
大喊道："我是無辜的！我是無辜的，這怎麼可能在美國發生！"，隨後又喊著“胸痛”，做倒地狀，被送進了醫院。
此外，他還覺得“Metoo”運動過了，“我完全被搞糊塗了，我認為男人對這一切都很疑惑，數以千計的男人女人們失去了走正當法律程序的機會，我為這個國家感到擔憂。”
雖然對受害女性深感懊悔，卻堅信自己和她們都有“友誼”，“我和她們有過美好的時光”。
這些話，不如留到監獄中慢慢地說，可好？
韋恩斯坦性侵案的宣判，雖然意味著“Metoo”運動的一大勝利，然而對於藏汙納垢的好萊塢而言，就像曾與韋恩斯坦合作多次的女演員朱利安·摩爾所寫道，“這只是開始。”
對於不少人而言，好萊塢便是一座星光熠熠的夢工廠，絢爛又華麗，據說隨便一家餐廳的服務員都憧憬著能夠成為super star。然而在鎂光燈照射不到的地方，潛規則的陰影卻一直存在。
盛名時期，瑪麗蓮·夢露在自傳《我的故事》中寫下這樣的文字：“你用他們的眼睛看好萊塢——看到的是：過度擁擠的妓院，還有旋轉木馬。木馬換成了床。”
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非但沒有改變，潛規則反而幾乎已經是好萊塢的常見生態，成了明晃晃的“明規則”，類似新聞屢屢發生——
從電影製作人詹姆斯·託巴克，被曝在過去30年中性侵38名女性；
奧斯卡影帝凱文·史派西，被另一名男性曝光，差一點兒被他侵犯；
80歲多歲高齡的另一奧斯卡影帝達斯汀·霍夫曼，則被女作家指出，年輕時影帝在片場摸她的屁股，一共摸了四次；
再到這次，讓90多名女性都不約而同站出來指責的“上帝”韋恩斯坦。
總有人發問，為什麼受害者們會選擇忍氣吞聲幾十年？
在好萊塢這個巨大的名利場裡，回看多個潛規則案例，佔據主動權的往往都是有權有勢的大佬，以名利和權勢作為誘餌。而倒推幾十年，受害者們卻只是初出茅廬的小萌新罷了。
試想想，一面是熠熠發光的星途，一面是遙遙無期的奮鬥，還有一面，則是害怕來自對方的打擊報復。因此，沉默和被迫接受傷害只能成為大多數人的選擇。《紐約時報》如此評論韋恩斯坦，“毫無疑問，權勢助長了他的厚顏無恥……如果有哪個女性敢說出來，那麼演藝事業就面臨封殺的危險。"
不過，她們終於選擇了不再沉默——
艾什莉·賈德首先站了出來，接受媒體採訪，成為了首個公開揭露了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醜聞的明星；
艾麗莎·米蘭諾在社交平臺公開寫下，“如果你曾被性騷擾或者性侵過，轉發這條推特並加上#METOO”，“Metoo”運動很快就席捲全球；
戛納頒獎禮上，艾莎·阿基多毫不畏懼地開口，“1997年，我在戛納被哈維·韋恩斯坦強姦了。我當時21歲，這個電影節是他的狩獵場。”；
……
如今，“Metoo”運動已經轟轟烈烈開啟了三年，在全球範圍內，可以看到的是女性意識正在逐漸覺醒，女性標籤正在得到強化。
在電影界，根據網站“女性與好萊塢”統計，全球票房前100的電影中，女性角色的比重逐年增加。比如2019年，以女性為主角或重要配角的電影有43部，是13年來的最高水平；
在動畫圈，迪士尼公主系列電影一直被認為是女權主義的變遷史，從等待王子拯救的《白雪公主》到拯救王子的《美女與野獸》，2019年《冰雪奇緣2》進一步削弱王子的存在，而《花木蘭》真人版，乾脆直接剔除了神仙姐姐劉亦菲的愛情戲，女性意識、女性力量等關鍵詞成為了影評中頻頻出現的關鍵詞，“電影提醒著你：要忠於真正的自我”“木蘭是一名戰士，也是傳奇！”；
在迪拜王室，王妃帶著一對子女，以及3100萬英鎊（約2.6億人民幣）鉅款，從自己丈夫，69歲迪拜酋長身邊逃走了，理由很簡單——王室的生活雖然聽起來光鮮，但也是充滿了禁錮和監視的黃金鳥籠；
在世界盃，伊朗女球迷摘下了黑色頭巾，沒有什麼能夠阻擋，她們對自由的嚮往；
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頂著無數的爭議上映，大量的韓國女性走上街頭，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遊行，喊出了響亮的口號，“姐姐來了”“我的生活，不是你的AV”“韓國公民不只有男性，還有女性”；
然而，即使她們開始覺醒、開始爭取、開始反抗，但對於女性的二次傷害，卻從來沒有停止……
韋恩斯坦的墮神，卻有人高喊著，這是“偉大導演”的倒下，是影迷的遺憾，是電影業的巨大損失；
性侵13歲女童的羅曼·波蘭斯基，前不久剛憑藉著《我控訴》獲得了第45屆凱撒獎最佳導演，早年甚至還有不少電影人簽署請願書，呼籲釋放這位“天才導演”。
總有人評論，應該將創作者與作品分開，可是他們也忘記了，正是這些“最佳導演”“好萊塢之神”“天才導演”的頭銜，才讓更多的受害者們在面對潛規則時，或者說是面對不平等的打壓時，漸漸失了聲。
羅曼·波蘭斯基獲獎後，阿黛拉·哈內爾等電影人當場憤然離席，並諷刺地高呼，“戀童癖萬歲”。
也正如她事後所譴責的，“給波蘭斯基頒獎，就是在唾棄所有的受害者，就意味著強姦女性不是件壞事。”
如果說，來自加害者的傷害，是一把穿透女性肢體的利刃。那麼，發於外界的二次傷害，就是這把利刃在抽離時，產生的更加刻骨銘心的痛。
昨天，於正發了一條微博，控訴“一名橫店女演員被人偷拍換衣服，並被勒索要錢”。
這名被偷拍的女演員，又何其無辜，“我沒有做錯什麼，為什麼要承受這些？ ”
然而外界關心的，並不是她遭受了什麼傷害，或者是這名偷拍者將面臨的懲罰和譴責，而是——這條瑰麗新聞中的女主角，到底是誰？
並用自己的“以和為貴、息事寧人”所謂原則，來踐踏受害者的人格與尊嚴。
《日本之恥》中，有這麼一句臺詞——“人們認為針對女性的暴力並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受害者總被告知是她們的錯。”
紀錄片的女主角是伊藤詩織，她控訴遭到安倍晉三的傳記記者強姦，她沒有沉默——找法院起訴、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開自己受到的侵害。
但在伊藤選擇公開後，卻遭到了公開的羞辱和仇恨郵件。
這種本不該受害者承受的二次創傷，總在現實中上演著……
滴滴空姐遇害案中，人們指責的是，“女孩子應該少穿裙、多保護自己”；
宇芽家暴案裡，亦有人覺得，“願打願挨”；
《章文，停止你的侵害！！！》中的受害人，在控訴了被資深媒體人章文強姦後，評論中充滿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吃瓜群眾論；
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具荷拉，公開自己被前男友家暴照片時，網友說她“你也不簡單”；而法院判決書中，更是把她和前男友發生性關係的地點、次數都寫得明明白白，一所中學甚至用具荷拉事件來出考題；
當看到自己腥臭唾液向遍體鱗傷者襲來時，他們似乎被無限快感包圍了。
而匍匐的受害者，血肉則更加模糊。
是啊，韋恩斯坦要用餘生在監獄裡為自己犯下的惡行買單了，女權勝利的關鍵一槍打響了，可是與之相對的，卻是二次傷害的肆意生長，以及共情能力的迅速退化。
希望女性站起來的同時，也希望所有人能夠明白，發生侵害的唯一理由，是施害者。
正如《日本之恥》中所說，一滴水改變不了什麼，但聚集起來，它能形成海嘯。
不論是性騷擾、施暴，還是二次傷害，都應當被正視、被抵制。
有些事，不該做；有些話，不該說。
（文章配圖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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