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傳統紙媒的老兵了，編了10多年的報紙之後，去年剛剛轉崗到了縣融媒體中心，成了一個新兵。這場疫情可以稱得上是這波融媒體集體轉型以來遭遇的最大的事情了。
雖然，我也曾參與過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報道，但這次站在融媒體崗位上，和公眾的溝通渠道不再僅依賴於鉛字，抗疫報道里的互動感、社區感，卻給了我前所未有的感受。甚至，我有時覺得如今的抗疫報道，有一些像傳說中的“薛定諤的貓”，融媒體參與的過程本身在改變事件的結果，或者成為事件的一部分，而不是像過去紙媒體那樣以事後的“上帝視角”描述著事件。
2月7日晚上，我正像往常一樣值夜班，編稿子。蘇州市吳江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給我們發來了一則緊急通告。通告上說，當天下午4點，江蘇某縣級市疾控中心發佈協查通告，患者陳某（沭陽籍）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在當地接受治療。
這件事情本來與我所在的蘇州吳江區毫不相干。但經過吳江區防控指揮部核實，陳某的職業為客車司機，曾於1月23日至28日期間，駕駛客車先後3次往返於沭陽和吳江兩地。這就讓事情變得有些緊張起來。
當時是晚上8點多，由於微信主號已經發布過一次防控信息，當天已沒有發佈權限。這條緊急通告隨後通過我們“今吳江”的客戶端發出，但一時流量過大，導致打開時間延長，有的市民根本無法打開。
這個時候，我們的一個微信小號派上了用場。這個小號當時的粉絲只有1000多，啟用這個小號，純粹就是“死馬當活馬醫”。經過簡短的製作，緊急通告發出，朋友圈裡瞬間被刷屏，不到一個小時就有了10萬+的閱讀量。這條信息的閱讀量最後定格在130萬+。
老實說，看著不斷上升的閱讀量，並沒有平時那種喜悅感，反而增加了深深的焦慮。焦慮來自何方？比如，與陳某同處一個車廂的那些乘客能否看到，能否及時被找到？陳某在本地是否還有其他活動軌跡？這些都是深深的困擾，也不是一條微信能解決的。
事實上，就防控大局而言，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寧願這份緊急通告和通告中所描述的事實根本不存在，也不願意這突如其來的10萬+。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如果沒有新媒體發的這條130萬+信息，這次客車司機感染事件在常住人口只有160萬的吳江區來說，其影響力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對這種新媒體傳播爆發出來的不可捉摸的力量，真是又愛又怕，不得不心存敬畏和怵惕。
自去年全國大規模組建縣級融媒體中心以來，對中心如何組建，怎麼發揮功能，外界其實一直都有不同的聲音，各地也都在進行探索。因為沒有先例可循，不少同行都自稱處於“無人區”，從事的是“宇宙中的一份新事業”。
這次疫情發生以後，尤其是在春節期間，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價值倒是凸顯了出來。除了報紙暫停出版，其他媒體矩陣，尤其是新媒體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作為權威信源之一，其信息首選在融媒體中心所屬的新媒體公佈，以便快速抵達本地公眾。
地方媒體有地方媒體的職責。地方媒體尤其是縣級融媒體中心不太可能派出一線記者去疫情中心地區進行採訪，它們的受眾主要是本地公眾。因此，政府權威信息肯定是縣級融媒體中心的重要信源之一。
當然，媒體也必須有媒體的屬性，不僅僅是政府信息的“分銷渠道”，更是和居民“臉貼臉說話”的社區話匣子，民間的喜怒哀樂等著我們傳播。在疫情防控的頭一個月，我們在各平臺端口發出了3000多條信息，及時回應了民眾關切。
我們在疫期採訪了一個活躍在防疫一線的社區黨總支副書記——韋亞梅，這位大姐一句“你們在家，我們靠前”的實在話，在本地紅了，暖了無數人心，也受到了央媒的關注點贊。我到現在都沒有弄明白，這八個字到底起了什麼化學作用，觸動了大家哪個淚點？這也許就是新媒體的傳播方式，重新觸達了社區受眾，大家不再把你看成一張高高在上的報紙，而是揣在口袋裡的手機屏，可以隨時掏出手機和“新聞主角”攀談幾句，因為傳播渠道的改變，那個和受眾共振的“弦”也在改變。
疫情防控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這次大考中，信息的順暢流通至關重要。作為最靠近基層民眾的媒體，縣級融媒體中心的快速反應、貼近民意，成為信息暢通的樞紐。這一點，或許也為中心將來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參考，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也是一次練兵。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