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簡洪濤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天，正是丹桂飄香、花好月圓的八月十五，大女兒一聲啼哭，來到了我這個清貧的教書匠家裡。自她出生算起，已是而立之年，現也為人母了。
女兒出生那天，我並沒有在家，沒有陪在妻子的身邊。那時，我正在一所區中學教書，離家近一百八十華里，挺遠的。要是放在現在，不要說一百八十華里，哪怕是三百華里，都不算回事，電話一打，高鐵一坐，抽幾根菸的功夫，還沒有怎麼享受呢就到家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國家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各方面都還比較落後，不要說手機、電視機稀罕，就連交通工具客車，班次也少得可憐。
我所在的學校，緊臨當地的區公所，每天發往縣城的客車只有一班，早上去下午回。我每次回家，加上縣城轉車，都需要半天的時間。那時，學校普遍抓得緊，每週只有星期日一天的休息時間，這樣以來，幾乎半個月二十天才回家一趟，一學期回不了幾次家，只有放寒暑假的時候，才難得在家安心地休息上一段時間。
話說回來，由於那個年代的信息不暢通，等到我從學校回到家時，才知道女兒已出生將近半個月了，心裡一時感到無比地愧疚。家人說，女兒出生以後，本來想寫封信告訴我的，後來，考慮到寫信也要走上好幾天，才沒有寫信告訴我。
女兒的到來，給家庭增添了喜慶的氣氛。我每當工作勞累，坐下來喘口氣的時候，一想到自己跟別人一樣，也當爸爸了，心裡就美滋滋的，有說不出的高興。
隨著女兒一天天地長大，我還是和家人離多聚少，不能陪伴在妻子和孩子身邊。特別是大女兒出生後的第三年，二女兒又出生了。這時候，我在高興的同時，深感身上的擔子又重多了，考慮最多的是，將來孩子的上學問題。學校離家那麼遠，加上當時幾十塊錢的工資，怎麼能養得起教育好孩子呢？這事，一直纏繞在我的心裡。
199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從百里外的學校，調到了離家僅1.5公里的本鎮中心小學任教。緊接著，大女兒也到了上學的年齡。之後，一年四季，無論颳風下雨，我總是用自行車帶著女兒上下班，空閒時，陪陪妻子，陪陪孩子，也算是多年虧欠的一種補償吧。
很快，大女兒上了三年級。為了鍛鍊她的毅力，培養從小能吃苦的習慣，我每天便扯著女兒步行上下學。
記得有一年冬天，冰天雪地，大女兒跟著我一起上學校，她前面走，我後面跟，一個不注意，女兒重重地摔倒在雪地上，表情十分痛苦，我上前給她攙起來，拍拍身上的雪，一邊鼓勵著，一邊又繼續走向學校。我一直在想，如果女兒現在還清晰地記得摔倒的那一幕的話，會不會從心底裡埋怨我呢？
也許是我對大女兒苛刻的原因，她小學畢業後，到離家六十華里的縣城上初中、高中，一直很獨立很省心，從不在我的面前訴說學習上的苦，傾訴生活中的痛，參加工作後，也一直這樣。
眼下，我宅在家裡，給上網課的學生進行線上輔導。輔導之餘，便胡亂一氣地想。有時，想女兒的家庭，想女兒的孩子，也不由自主地想大女兒出生後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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