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風東漸，中醫面臨生死存亡之變局，中醫之路，“返古”還是“維新”？讓我們一起了解下90年前的中醫同仁們是如何為中醫命運抗爭的！
“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廢止舊醫案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黃埔路1號的衛生部大樓內，迎來了十多位意氣風發的客人。他們是新任衛生部長薛篤弼從全國各地禮聘的醫療衛生專家，前來參加全國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
1928年，五院制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衛生部隸屬於行政院。首任衛生部長薛篤弼，並非醫學出身，他是馮玉祥派系的人，蔣介石出於平衡各方利益將衛生部長職位安排給馮系。薛篤弼上任之初，專門成立了一個政策諮詢機構，即“中央衛生委員會”，以為開展衛生行政出謀劃策。首屆委員會共有17名委員（加衛生部長為當然委員共18名），此次全部到齊。
受聘的委員全部都是西醫出身。在當時，所謂“衛生”被理解為純粹西方醫學的概念，故衛生行政大計根本未考慮到中醫參與的可能性。然而會議上，卻偏偏專門討論了有關中醫的問題，並形成了決議案。
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會期從23到25日，共討論議案49件，其中有4項涉及中醫，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號提案——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提案人餘雲岫，浙江鎮海人，早年留學日本，頗受日本明治維新廢棄漢醫的影響，歸國後提倡“醫學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廢除“舊醫”（指中醫）全面推行西醫。此次出席中衛會，餘雲岫的提案全面展開對中醫的攻擊，歷數中醫“不科學”，更從醫療衛生行政的角度提出：“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為民族進化計，為民生改善計，不可不取斷然手段。”所謂斷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舊醫登記，領執照後方許執業；對已登記的舊醫進行新醫培訓，獲得證書才能繼續執業；舊醫年滿50歲以上，國內營業20年以上者，可免受補充教育，給特種營業執照，期限15年，但不準診治法定的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禁止登報介紹舊醫；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之醫學宣傳；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2月24日下午，“中央衛生委員會”在臨時會場專題討論有關中醫的四項提案。按餘雲岫的說法，他的意見在委員中獲得“滿場一致通過”，唯一有疑問的是列席會議的幾位衛生部行政職員。其中保健司長金寶善提出給中醫進行登記的時間過短，醫政司長嚴智鍾也贊同，但委員中身份最顯赫的褚民誼斷然回答：“本還要短，現已算長了。”衛生部政務次長鬍毓威又提出一個問題：提案所說檢查新聞雜誌，是否不合國民黨總綱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餘雲岫回答說：“言論出版等自由，本席雖不懂法律，但我想必定有一點限制的。”最後，會議通過《規定舊醫登記原則》共三項，寫入25日的會議記錄第七項，其內容是：甲、舊醫登記限至民國19年（1930年）底止。乙、禁止舊醫學校。丙、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醫之宣傳品及登報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一個事關中醫命運的決議，就這樣在中醫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了，過程中只有如何執行的討論，沒有應否實行的辯論。在滿座西醫看來，那根本是不須辯論的事情。25日，會議結束，躊躇滿志的委員們各歸本省，等待醫學革命的正式開始。
中醫藥界全力抗爭委員們等來的是一場風暴
2月26日，上海《新聞報》的一則簡訊披露了會議決議的信息。3月4日，餘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更是刊出“中央衛生委員會”專刊，以勝利的姿態詳載其提案，引起各界震驚。新聞界將之稱為“廢止中醫案”。全國中醫藥界各團體紛紛函電國民黨政府，表示責問和反對。
當時，上海中醫藥界成為全國組織抗爭的中心。神州醫藥總會、中華中藥聯合會等40餘團體聯合召開會議，決定組織“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聯合全國醫藥界統一行動。1929年3月17日，來自全國15個省共242箇中醫團體的代表總計381位，聚集到上海總商會大廳，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
在三天的會議中，大會最後決議案通過了將3月17日定為中醫藥大團結紀念日（後稱“國醫節”），並決定組織請願團晉京請願。中醫請願團到達南京後，先後向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政院等處遞交請願信，發覺政府各級人士中同情中醫者居多。例如行政院院長譚延闓表態說：“中醫決不能廢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長，不但不廢止，而且還要加以提倡。”據說衛生部長薛篤弼在國民黨三大會場中也屢遭到代表質問，連馮玉祥都來電批評他。24日，薛篤弼主動宴請請願代表，宴後表態說：“中衛會議案實有不妥……本部長對於行政方針，以中國國情內為左右，對於中西醫並無歧視，並深信中醫之限制，非政治勢力所能收效。”
在全國中醫界的努力下，衛生部先後函覆各地中醫團體，矢口否認稱“中央衛生委員會決議案並無廢除中醫中藥之說”，3月25日正式函覆全國醫藥團體大會主席團時又說：“查《社會醫報》之登載，應由該報負責。”與餘雲岫撇清干係，並許諾將來會吸收中醫參加“中央衛生委員會”。中醫的抗爭，達到了阻止廢止中醫議案實施的目的。
1929年中醫界的抗爭影響很大，《申報》稱“其盛況為一年來民眾運動所未有”。在鬥爭中，不難看到中西醫各自所處的情勢對比分明：一方高踞廟堂，謀劃鴻猷；一方通電集會，停業罷市，典型的“朝”、“野”鬥爭姿態。這個過程，與日本明治維新時幾乎一樣。但是，與日本漢醫一蹶不振不同，中國的中醫對鬥爭充滿自信。著名中醫陸淵雷在與餘雲岫辯論時充滿信心地說：“試行全國投標大抉選，逼發選票，令國民自由投票，信用中醫中藥者若干人，信用西醫西藥者若干人，政府監視開票，吾知信中醫中藥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醫西藥者不過五人也。”同樣，在全國醫藥團體大會閉幕宣言中，列舉中醫的訴求之後激昂地說：“如必欲以莫須有冤獄相加，謂中醫為草菅民命，塗炭生靈，視之如洪水猛獸而不容發展進化，則吾人惟有先自引退，靜聽全國三萬萬五千萬民眾之最後公判！”
算起來，在1929年掀起滔天波瀾的，實際上只有禇民誼、餘雲岫等一小群西醫，在社會上沒有基礎。他們所依仗的“科學”，遠沒有想象中的威力。中醫與西醫雖然理論相異，但是否構成推行衛生行政的障礙？衛生行政有無兼容兩種醫學的可能？這是一個要在實踐中探索的問題，不是照搬外國經驗可以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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