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觀：中國是連續性的獨立文明
作者 丨 李永平
▲《絲綢之路與文明交往》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出版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人口、民族、物質資源、宗教信仰、病毒和災害全球範圍內的流動與擴散都已經成為無法改變的趨勢。全球化過程中，儘管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本土化運動，但是，綜觀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全球化與本土化雙向互動將是人類在很長的時間裡面對的新命題。
近代以來我們按照西方海權和海疆中心觀念來思考世界，治理民族國家的疆界。河西走廊與天山南北、新疆等內陸地區被看作落後、邊緣區域，被視為“西部”和“邊疆”。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在近代觀念中被邊緣化了的區域，在距今2000年以前，就存在過光輝燦爛的樓蘭文明。遺憾的是，在中國西部邊疆，這些“失落的文明”的發現者竟然都是西方“探險家”。他們在那裡發現了無數令人歎為觀止的文書、精美的雕刻、佛像、經卷、錢幣、金器。誰又曾想，就像2000年前我們的祖先在“華夷秩序”觀念的影響下，把邊疆異族書寫進“蠻夷傳”“諸蕃志”一樣，一百多年前，“探險家”把這些田野作業的成果，寫進了他們的“民族誌”，不僅如此，他們還開創了研究東方的專門學問“東方學”。
觀念落後就會被動落伍，胸襟狹窄會矮化氣量。面對西方近代以海洋為中心構築的世界秩序，近代愛國志士，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己任，開闊視野，總覽全球，突破“中心—邊緣”觀念，思考國際體系。1906年5月，流放新疆的廣東原南海知縣裴景福認為：歐亞大局繫於地中海，而新疆形勢與之爭雄，我國欲提挈全球之綱，惟開闔中西之門戶，當撮合國力，急成伊犁、迪化、喀什噶爾、吐魯番南北兩路，以與俄安集延路接，而以哈密為之總彙，即英人之蘇彝斯河也。從此五大洲商務戰事路政，惟我新疆能執牛耳，而俄西伯利亞軌道利權可安坐而奪之。
在晚清的內憂外患中，這位來自海邊的前知縣以過人的眼力看到了新疆可以通達地中海的區位優勢，提出以新疆為核心區建立第二個歐亞大陸橋，把它作為世界性的新的戰略平臺，完成對俄國西伯利亞鐵路替換的構想。這一遠見卓識來自一位遠離“中心”，發配“邊疆”的流犯，也許離開疆域治理的“中心”，有了邊疆巡署的宏大感受之後，才能有如此的襟懷。可見胸襟和擔當對一個人的視野和觀念的影響真的是難以估量啊。
▲歐亞大陸主要交通線
絲綢之路這條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文明大通道是匯聚多元文化和共識的大動脈，它的精神氣質是包羅萬象而又含蓄渾厚的。絲綢之路的研究涉及整個世界史，不僅僅侷限在“路”的地理概念上。絲綢之路是一個網絡系統，包括了從東到西的東西方橫向交流，也包含了北方草原與南方的許多縱向交流，同時也包含了海上交流。在這裡，世界不同歷史時期，許多被禁止失傳的宗教、失落的文明，找到了它們最後的歸宿。中華文明包舉宇內、海納百川的精神氣質在這條人類文明的大通道的核心區新疆得到了充分的印證。前輩學者費孝通先生指出，我們先是發現自身之美，然後是發現、欣賞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賞、讚美，最後達到一致和融合。這就是費先生主張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在歷史長河裡，受技術水平、自然生態、地理空間和經濟形態的影響，適合人類合作發展的區域空間相當有限。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學、吐魯番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這句話被視為論證或說明敦煌在絲綢之路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重要地位的絕佳論斷。從這樣的文化體系出發，新疆—河西走廊區域將作為國家戰略佈局中的經濟貿易、國家安全、文明交往的核心區（全球化時代，要實現對全球區域發展戰略的掌控，全球史觀和全球區域觀念就顯得尤為重要。目前，有全球史觀和全球區域觀念的美國學者杜蘭特，耗盡畢生心血撰寫經典鉅著《世界文明史》，皇皇1500萬言，分11卷，上起《文明的建立》，下迄《歷史的教訓》，範圍古今，牢籠百家，涵蓋各代每一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學、歷史、教育、藝術、音樂等領域。類似的還有傑裡·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上下）》，威廉·麥克尼爾《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第７版），等等。我們要有全球史觀並加強對全球區域關係的研究，尋找、建構中國的全球觀念，為國家全球戰略佈局奠基。
在全球區域關係史視域下，絲綢之路區域內的生態、社會形態和文明要素的多樣性及與周遭文明的互動關係將被呈現地更好。絲綢之路諸文明的互動過程，及其在互動中所形成的融內部豐富性與外部多元性為一體的“複合式”文明也將得到更為直接的認知。顯然，全球區域關係史視域有助於將絲綢之路的歷史敘述與世界史關聯起來。
由此，這種空間關聯要以世界眼光，更要以本地眼光觀察自身文明，以免陷入“海洋—內陸”“我族中心”“中心—邊緣”的格局當中。
如果說全球史觀對當代國家的全球區域治理至關重要，那麼對人類文明史的認識，則讓全球的區域治理獲得足夠的歷史縱深。檢索對比了全球五大洲的人類文明起源之後，哈佛大學張光直教授給出了振聾發聵的論斷：中華文明是“連續性的文明”。
對中國，馬雅和蘇米文明的一個初步的比較研究顯示出來，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因此社會科學裡面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能有普遍的應用性。我將中國的形態叫做“連續性”的形態，而將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態。
經過思考和反覆揣摩，筆者認為，所謂的“連續性”，應該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中華文明自古及今，一脈相承，不曾中斷。因之，張光直先生將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釐定為世界文明的典型樣態，歐洲文明是斷裂式的“突破”樣態。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讓許多西方學者如霧裡看花，百思百解卻終究難窺得其堂奧。另一方面，在中華文明系統內部信仰—儀式、政治—經濟與社會治理結構相互關聯，形成網狀社會結構，盤根錯節相互扶持，全息式呈現，連續性布排。杜維明用“存有的連續性”概念對後者做出描述。
李永平，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美國麻州波士頓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主要從事比較文明、文學人類學、民俗學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等項目7項。出版著作4部，在《光明日報》《文藝理論研究》《民俗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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