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視角的全球史觀——讀康拉德《全球史是什麼》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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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是什麼》: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教授著,杜憲兵譯

序言:在大約一個多月的閱讀之後,總算是讀完了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教授的《全球史是什麼》,本文既是一份讀書回顧和感悟,也算是對什麼是全球史的個人解答。我曾被問到過多次這樣的問題,你覺得什麼是全球史,我的第一反應只有五個字眼——關聯(connection)、互動(interaction)、纏結(entanglement)、流動(mobility)、交換(exchange)和全球語境(global context),但是顯然,全球史並非是一個如此簡單的概念,否則康拉德教授也不會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一本兩百多頁的專著了。因此,我想在完整地閱讀了這本書的每個章節之後,再結合一直在看的《World Civilization: A Global Experience》簡單談一些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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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教授:當下全球史研究領軍人物,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系教授

01、 什麼是全球史?它是一種新興的史學範式麼?

如同書名所蘊含的那樣,解答全球史的概念問題自然是全書的重點。概括而言,康拉德同樣認同"全球史就是一種將現象、事件和進程置於全球脈絡(global context)之中的歷史分析"。但是顯然,這樣一句簡單的概述並不能展現出全球史的獨到之處。有些人將它定義為跨國史、比較史、全球化史,實質上雖和全球史有諸多交疊和關聯,卻無法"彰顯出這一概念的吸引力"。在康拉德看來,"全球史是一種視角",他認為有三種最基本的全球史範式:作為萬物歷史的全球史;作為聯繫的全球史;以整合(integration)為概念的全球史。

可是,在筆者看來,這三種歷史書寫方式分別可以描述和表達為:第一種即是大歷史康拉德稱為全景式全球史,由澳大利亞學者大衛·克里斯坦首先提出和逐漸發展出來的一個概念,其意在視地球的歷史甚至宇宙大爆炸以來的歷史為一共同整體。

而實質上這樣一種整合方式就是在試圖實現歷史學的"自然科學化",可以說我們將歷史愈發向前追尋就愈發接近"自然史""宇宙史"等等,愈強調"非人類的歷史"就愈發改變"歷史"這個本身只用來描述人類產生以來獨特地位的詞彙。顯然,相對於那些傳統的民族國家書寫方式,"大歷史"可以算得上徹底打破了疆界和固有領域,但同樣也讓歷史學的研究範圍過於龐大,遠非一個純粹從史料和出土文物出發進行研究的史學者可輕易做到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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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成: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校長,現任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

第二類全球史的關注點是聯繫和交換,但是筆者個人更傾向於使用劉新成老師所提出的"互動與共生"觀點,這是一種近年來常見的取徑,實質上也是全球史最廣為人知的一種書寫範式。"連結此類研究的共同紐帶,是這樣一種普遍看法,即任何社會、國家或文明都無法孤立的存在。自遠古以來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就以流動和互動為特點"。在這種研究取徑下,可以研究的主題便非常多元而且越發受到更多關注——跨國家和大陸貿易、移民、宗教、文化傳播、物種流通等等都成為了其顯著主題。在斯特恩斯等人主編的《全球文明史》中,這些話題就多次被討論到,該書在每一個章節的最後都會談及本章所涉及的某一文明區塊是如何與同時期的全球產生聯繫的,人類相連的網絡不簡簡單單是在近現代隨著地理大發現而產生的,恰如康拉德和麥克尼爾所說,這種

"纏結"自古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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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思想史和國際史學者、現任哈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

第三類全球史則可以理解成是一種新的歷史敘事。這種書寫力圖解釋"出於某些結構之內的偶發事件和底層進程,而這些結構既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同時又是人類活動的條件"。以近年來強調新研究取徑的法國大革命為例,全球史和跨國史視野下的法國革命史側重從全球經濟的發展、殖民地與法國本土的互動、帝國間的全球競爭、跨國啟蒙運動等角度探討法國革命的起源以及發展動力問題,這無疑為傳統以法國本土為主的革命起源和發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美國曆史學家大衛·阿米蒂奇延伸了"大西洋史"的概念,並對包含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拉美獨立運動的"大西洋革命"提出了更多更深刻的詮釋。可以說,當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進一步深化,我們需要關注全球聯繫和打破邊界對於傳統歷史書寫的一種超越。

綜上所述,全球史大致包含以上三大類別的範式,而如果一定要問它是什麼,"既是一個研究對象,又是一種審慎歷史的獨特方式。既是過程,又是視角;既是研究主題,又是方法論。

那麼,全球史是一種新的研究範式麼?應當說,作為歷史學家研究視角的全球史或者說世界歷史書寫始終存在。從希羅多德、波利比烏斯到司馬遷、拉什德丁、伊本·赫勒敦,這些最知名的歷史書寫者都曾書寫過各自所處世界的歷史,也都思考過已知世界之外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世界性思考自古有之,可是真正意義上撰寫全球所有文明的全部歷史卻只能出現在當代。在19世紀曆史的取徑日益與西方的敘事方式結合起來,"以民族國家為歷史驅動力",以籠統地"現代化"概念為依據,將歷史學家用於理解過去的規範、敘事和範式徹底地遵照西方人的模式。

"歷史學的許多特徵,諸如深入人心的歐洲中心世界觀不僅僅是原始的歐洲傳統輸出的產物,它們還是歐洲擴張以及由此導致的諸多複雜的社會-政治變革的結果"。從這個層面來說,全球史又是一種隨著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和突破民族國家範式、改變歐洲中心論思想的新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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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域

02、 為什麼是全球史?

"如今,所有歷史學家都是世界史學家",誠如康拉德開篇所引用的貝利的宣言一樣,全球史在全球各地蒸蒸日上,並未隨著一些反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的浪潮而走衰。在劉新成老師看來,其魅力在於"其學術取向",即"把全球化歷史化,把歷史學全球化"。而對於非歷史學學習者來說,全球史同樣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種必然接觸的話語——全球貿易、跨國公司、互聯網和全球移民流動等都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而為了認清這個時代,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取徑

許多人認為,反全球化浪潮和近年來盛行的保護主義、限制移民措施必將讓全球史的盛景不復存在,同康拉德先生一樣,我認為這種觀點缺乏遠見過於片面。許多全球史研究指明瞭市場一體化和殖民主義的社會成本,以及世界各地發展不均的歷史起源,這些同樣在比較政治學研究中佔有很大比重。以民粹主義為例,儘管從字面上來說民粹主義意味著決然孤立,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同樣在相互影響。再提保護主義,特朗普上臺後的政策被稱作"新門羅主義",但是實質上他遠不是當代第一個將反對移民、"某國優先"這樣的口號提出來的政客,這些政治口號和舉措都是在全球經濟政治趨於一體化的大環境下相互影響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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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因比(1889—1975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他曾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最後談談是什麼讓全球史如此吸引我,嚴格來說這起源於我對湯因比先生文明"單位化"研究的推崇。

其一,全球史深受人類學的影響。本科階段的人類學學習雖然並沒有讓我選擇在這個方向深造,但卻讓我得到了不同的視角轉向——從單純關注文明史、個體國家史轉向歷史中的人、歷史中的環境變遷、歷史中的文化包括宗教傳播。

這樣的獨特視角讓我更願意將全球史作為日後的研究方向,而不是純粹的做區域國別史研究而忽略其外部環境影響。

其二,全球史也深受後現代史學理論的影響。對於後現代理論,我個人是較為推崇的,不僅僅是因為對於馬克思唯物主義史學的離經叛道,還因為我十分認可碎片化的歷史和歷史書寫中的主觀色彩。全球史同樣深受微觀史學影響,更加願意關注一些蘭克史學範式以來忽略的問題——疾病傳播、環境變遷、文化傳播、跨國貿易等等。

其三,全球史實質上體現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誕生之初,人類就是共享一個歷史的群體,儘管隨著氏族、部落、酋邦、國家的演變軌跡我們有所分離,直到今天,性別不平等、種族歧視、膚色歧視等仍然存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人類有著共同的命運指向,有著相同的源自東非埃塞俄比亞高原的夏娃氏族DNA,階級、民族國家、帝國的概念雖然在不同的權力結構下被構建出來,但是實質上都是人為給定的概念罷了,

真正重要的是,人類應當認識到自己的歷史是一部共同體的歷史,全球化的潮流不是隨著地理大發現或者蘇聯解體開展的,而是一段自上古以來人類不斷追求努力去實現的漫長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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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研究》:湯因比著

03、跨領域的對話——多學科交叉背景下的全球史

僅從康拉德這本200多頁的書中,我所看到的人類學家名字就不下五十個,這當然體現了全球史作為一種新興書寫方式和研究視角,與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多學科交叉的魅力所在。

而當我們談論文明互動時,本身就意味著它有幾個層面的內涵:

其一,作為歷史學研究對象的文明互動現象,如人類歷史上的文明接觸、交流、戰爭和相互影響都屬於這一範疇,這並不是一個多麼新鮮的話題,早在上古時代的歷史撰寫中就能找到痕跡,比如希羅多德就曾在《歷史》中記述了他個人于波斯帝國的遊歷和在希波戰爭中的眾多見聞。當然,大範圍談論"一種文明對於另一種文明的衝擊與影響"還要再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中,湯因比以此來論證自己的文明發展中的挑戰與迎戰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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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明(1964.11-)男,湖南新田人。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其二,作為社會學研究對象的"文明際相遇"。首都師大的劉文明先生曾專門撰文《文明際相遇:文明互動的社會學闡釋及其史學意義》以分析文明互動在社會學中的應用和研究傳統及其對全球史研究的參考意義。以歷史社會學興起以來談論較多的"現代化途徑"問題為例,西方各國在現代化道路中的種種取徑究竟如何影響了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歐美民主模式究竟是被複制和模仿還是被學習和改良以適應自身社會模式?恰如我們在討論歐洲中心論過程中所說的"歐洲是世界歷史的主動創造者……只有歐洲人能夠首創社會變革或現代化,而世界其他地區則不能",全球文明的互動研究是全球史中的重要課題,而社會學則有其獨特的發展理論模式,正如劉文明所說,"梳理和評價社會學界的文明際相遇理論可以為世界歷史研究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為豐富全球史內涵提供更多理論借鑑。"

其三,作為與人類學相結合的文明互動。應當說,人類學中更多地談論的是跨文化交流和文化多樣性,但是其實其含義與全球史中的文明互動交流類似,都是強調文明交互中的相互影響。

在我看來,人類學對全球史的影響在於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讓全球史學者更多地去關注全球化過程中那些沒有實現全球化的人群。例如,在人類學家的筆下,一些長期定居一地、鮮有人眷顧的群體,以及那些基本與世隔絕、遊離於全球化之外的群體,如東南亞山區的"佐米亞人"(這類人群被稱作"現代化的難民")。單純強調互動、流動可能會讓歷史書寫對移民墨過多而忽視這類群體,人類學家則彌補了這一缺憾他們不僅書寫現代化如何改變這些群體,也去描述他們如何規避現代性帶來的一些問題。

統而言之,文明互動的歷史,作為他者的社會與我者的相遇與影響始終都是全球史著墨較多的要點之一,同樣也是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無法脫離的重要研究話題。而在跨學科的不斷對話之下,全球史才能夠愈發完善,無論是作為一種過程還是一種視角。

最後,我還是用大衛·阿米蒂奇的語言做個結尾"當代歷史學家要有寬闊的視野和追索大問題的雄心,不再讓短期主義的幽靈飄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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