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疫情是一場生動的生命教育課，我們應該如何跟孩子談論疫情、談論災難、談論疾病和死亡？

徐莉老師的回答是，把疫情看作一堂生命教育課，把災難看得太輕了，災難就是災難。這次的疫情還遠沒有過去，因此在災難中我們，把它僅僅當作一節課把災難說輕了。同時想通過這樣一節課去解決這一場災難中的所有問題，我覺得已經來不及了，或者說我們沒有辦法通過一些課來解決災難的問題。

在接受採訪中，她從個人感受的角度去談了疫情當下對一些問題的理解和看法，下面分享給大家。

徐莉 湖北省武昌實驗小學教師，21世紀教育研究院課程研究中心主任，第二屆“全人教育獎”提名獎獲得者

生命教育可以用講故事的方式開始

這樣的一場災難出乎我們所有人的意料。

即使在1月23號宣佈封城的那一天，我們也沒有想象到未來會面對什麼樣的慘烈和怎麼樣的一些巨大的問題和挑戰。所以，災難本身所帶給我們的需要我們去解決的問題和挑戰，遠不是一節課那麼簡單。

那麼，我們怎麼樣去跟孩子談論這起災難，這次的疫情、疾病以及死亡呢？

它其實是一個應該非常前置的東西。就在災難還沒有降臨的時候，我們跟孩子一起共同生活，我們在生活當中去面對人的生老病死，去面對生命的過程，生命這樣一個展現自己的以及周圍人的過程這其實就已經在開始進行生命的教育。

只有當孩子理解了自己生命的這樣一個過程，理解了周圍人的生命的過程，他們才真正能夠在災難降臨的時候和我們一起來討論這件事情，或者是說我們共同來面對災難，面對死亡和麵對疾病。

我給大家的建議，首先看是多大年齡的孩子，我們在跟孩子談論所謂死亡、疾病以及災難的時候，更適合的方式是用講故事的方式。因為故事裡的那位主人公或者他周圍的人，可能是我們，可能不是我們，它所呈現的這種生命狀態和生活的狀態，可能跟我們一樣，也可能跟我們很不一樣。但是他們都在暗示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態度，不一樣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結果。

所以這種生命教育，通過故事帶給孩子的是生命的多樣性，生命的不可確定的一些東西，以及在面對困難和災難的時候，一個又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是如何面對，如何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困難和困境。

這些遠應該在災難來臨之前，通過日常的生活，或者是通過日常跟孩子的交流所帶給孩子的東西，其實是孩子對於生命當中所遇到的所有不確定性災難的這樣一種準備。

那麼，在災難來臨的時候，孩子想談論什麼？孩子關心什麼？

孩子因為什麼而感到有壓力，感到恐懼。其實我們要根據不同年齡的孩子以及不同孩子的這種需求，在這種重大災難的面前，我們有一個原則，就是適合的、適當的。孩子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我們就這個問題來進行談論和交流。我們其實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會很坦率的告訴孩子，哪些事情我們自己也沒有想好，哪些事情也會讓我們覺得非常有壓力和挑戰。但是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始終要保護孩子的是什麼呢？就是不把成年人所面對的這種壓力、恐懼和焦慮簡單的帶給孩子。

如果沒有這場災難，我們應該會在過年期間去看一部老片子“美麗人生”。其實看這部片子的時候也有朋友會說，這個爸爸在災難面前為孩子營造了一個虛幻的美好。這個孩子會長大，有一天他回頭去看一下他父親為他營造的這種童話般的或者虛假的美好人生，那麼他總有一天意識到他所經歷的殘忍，那麼當初爸爸的苦心又有什麼價值和意義呢？

其實我很想說的是，孩子長大之後，他會回頭來看這段歲月，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父親經歷了什麼，他的同胞們經歷了什麼。他會為當年所感到過沒有覺知的部分感到痛苦，或者是說他會賦予過去的經歷不一樣的判斷，和不一樣的價值和意義。

但是他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就是即使在那樣殘忍的環境當中，他的父親仍然用愛、勇氣和智慧，為他打造了一個美好的、受保護的童年。

父親失去了生命，但是他努力做到了他想帶給孩子的這樣一種美好的感受。所以最重要的是父親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擔當。

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這樣的一個美麗人生的故事。就在前兩天的新聞中，我看到一個敘利亞的父親，因為他們經常會在晚上的時候遭遇轟炸，他跟女兒說，我們每天晚上聽到爆竹聲響的時候就一起笑起來，所以在新聞當中我們看到了一張在大爆炸的時候，父女兩個笑臉。這是我們現實版的美麗人生，是針對這樣一個年齡的孩子，他很難承受的一種恐懼和生活的壓力。那麼成年人為他們做的就是擔當，以及為他們創造一個好的適合的環境。

我和女兒會在一起討論生命、死亡、疾病，以及我們自己的無能為力之感，包括討論可能的幸運和可能的不幸運。

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是簡單的把自己的人生觀、生命觀，或者是我們對事情對人的看法簡單的強加給她，我們只是去描繪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是表達自己的一種情感，平靜的，而且是不願意把這樣一種影響很謹慎的告訴她，而她也會表達出她對某些事情的關心，她的一種情感狀態，以及她對事物、生命、周圍人，以及對這場災難的理解。

我們更多的時候是對話或者是溝通，絕對不是一個40多歲的所謂經歷過一些事情的人去對一個17歲的經歷過較少事情的人的態度，我們總是用年齡來判斷、經歷和感受，然後對他的一種教導或者是教育，沒有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最好的生命教育就是在過日子的過程當中，我們把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對生命、生死、疾病的態度活出來。我們之前在活，災難之中在活。那麼我們假想一下，等到疫情過去，這場災難結束，我們又該用怎麼樣的一個態度去活著？

所以這種前中後持續的都是我們的這種生命的教育，它更重要的不是簡單的教給孩子技能方法，或者說不是簡單的教給孩子一些為人處事的道理，我們其實就是一直在活出來，通過故事去暗示不一樣的人生，通過故事去經歷我們不曾經歷過的事情。

然後在災難來臨的時候，我們儘可能的去承擔，瞭解相關的知識與技能，然後把這種好的生活帶給身邊親近的人，帶給朋友們。這個實際上是我們自己在盡責和努力的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在給孩子做一個示範。

那麼之後我們怎麼樣去改善？怎麼樣去把之前無力的部分繼續做下去？其實這對孩子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生命的觀念的教育，或者是一個生命態度的傳達和傳承。

所以，我是不能簡單的把疫情和災難當作一個課程，或者是當作一個學習的對象。因為這樣會把災難看輕了，同樣的，這個時候再來進行生命的教育，我覺得太遲了。

我們對於孩子的生命教育是首先自己活給孩子看，然後和孩子一起活出來，然後在災難的過程當中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從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一直走過去在看我們在裡面的得與失。

那麼在生命的不確定當中，我們去接受那些難以接受的部分，其實就是生命教育所帶給我們的一種生活態度，或者是說帶給我們自己有力量有價值的部分。

香港的生命教育

我覺得香港是我經歷過的國家和地區當中特別善於做文本的一個地區，很多很簡單的事情或者是很複雜的事情，他們最終都會通過文本的形式建立一套知識和技能的結構，然後在裡面用非常平實的語言和圖畫去告訴每一個人，孩子、長者或者是所有的全社會每一個人，怎麼樣去理解？怎麼樣去應對？

他們甚至通過學校教育，用非常平實的辦法，就反覆的教給孩子一些知識和技能，告訴他們如何去應對眼前的困境和問題。所以香港人的這種生命教育，實際上是非常務實或者是實用主義的這樣一個傾向。

舉個例子，這次疫情爆發，我就把香港的一個抗擊冠狀病毒的防禦手冊轉給了在內地所有的相熟的朋友，無論是成年人、教育的從業者，還是願意去了解這個的孩子們，我都把它轉發給他們，因為文本確實是編得非常好，你可以把它看作所有與冠狀病毒這樣帶來的一個災難的相關知識的一個合集。

香港人做了一個非常平實周全的版本，我們來簡單看一下，他們是怎麼去建構這樣的一個知識經驗。這樣一個全民的防禦手冊，其實它就分類平時的幾個部分，第一個冠狀病毒所引起的疾病，它會有哪些身體的反應和其他疾病之間的區別在哪裡？第二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口罩的部分，如何使用口罩，甚至是如果你沒有口罩了，應該怎麼樣去通過一些方法來保護到自己和他人？再者，就是在疫情過程當中，要注意洗手，具體怎麼樣洗，講的特別細緻，花了很多的力氣去告訴你怎麼樣戴好口罩，怎麼樣去洗手。

接著，在整個疫情當中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怎麼樣去避免感染，甚至是通過這樣的規律作息和飲食來調整獲得一個更好的身體的狀況。可以這樣說，關於冠狀病毒疫情所帶來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他們都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梳理，而不是像我們通過網絡零散地去獲得知識，它會迅速的形成一個非常全面完善的，平時非常實用的一個文本，然後提供給所有的人。

除了這樣的一個習慣以外，他們還會通過學校的教育，比如說從幼兒園開始，三歲左右的孩子，我就看他們如果出現了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老師和家長都會要求他們戴口罩。然後因為這種持續的努力，所以他們的孩子可以說在幼兒園和小學的時候，如果他是因為“上感”帶上了口罩，他全天都是不會摘下來的。這些孩子所表現出來的是，——很小的時候就從這個社會當中習得的一種能力，

所以他們對於這樣的一種社會規範的習得，一個是很早，第二個是非常的非常強調每一個人做到。

所以，流感爆發的季節，你在香港學校裡看到一個班上好多小朋友戴口罩，或者是老師有“上感”，老師也戴口罩，或者是父母來接孩子，接送孩子的時候，父母是戴口罩，你在公共交通或電梯裡，都是會遇到這樣主動戴口罩保護他人的人。

香港人的這樣一種生命教育，他們其實強調的是兩點，第一個是知識技能的部分，第二個是社會生活當中對自己對他人負責任的這樣一個行為落實的部分。

香港整個社會表現出的這種公共意識以及公共參與的知識技能水平，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麼，我怎麼樣去看待或理解這次的疫情，其實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在心理學上有一個詞叫做應激反應，我們在碰到一個讓我們很難面對或者是很大挑戰的時候，我們會處於一種應激之中，而沒有辦法去進入到一個日常化的反應和這樣的一個感受，或者是一個理性的思考的部分。

所以身在風暴中心的，實際上我覺得我還處在一個應激反應的一個期間，所以很難去很理性的去做回溯說，我們感悟了什麼，我們反思了一些什麼，我們以後要怎麼樣？我覺得這對我來說太早了。

如果說這次的這種突發事件，它的嚴重性遠遠超出我們所有人的預料和承受的話，其實目前對於我來說，我想我對於一句話特別有一個不一樣的感受——那就是我突然意識到，不管是我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人，對於我而言都非常的寶貴。我們可能很難意識到，以前就會覺得生命都很寶貴，生命都只有一次，每個人至於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都是非常寶貴的。

但實際上當我們瞭解到很多人在這場疫情當中，他失去了他所在意的一切的時候，其實上我們會發現那種難過是我們用“感同身受”4個字卻很難去描述和準確的表達的。這個時候我們才意識到這些所謂的跟我們從來沒有交集，或者是說可能我們不會有任何聯繫的一個人，對於我來說他有多麼的寶貴，然後他的失去我們是多麼的難以接受，更不用說在這場災難當中，我們不可預期的我們身邊的親人、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事以及他們的家人，他們每一個人，有的人跟我直接的有很多聯繫與親密的關係，我們覺得它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些人就像我剛才說的，可能我們只是知道它很重要，或者是它有它的價值，它只是一個道理。但真正在災難當中，我們從每一天的各種資訊的回饋和情感的這種承受當中，我們意識到了，什麼叫做每一個人都是寶貴的？

理性告訴我們，這就是一個百分比，傳染的人數，感染的人數佔到我們多少百分比，然後重症的比例佔到多少，然後危重的以及死亡的比例。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我們的情感就是每一個人都不可以失去。

當我們的理性數據和情感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發現那種理性非常的殘酷，或者是說那種理性會讓人非常不理性。

放到一個更長的時間裡面去回溯，就像我們說到一些節點的時候，我們在當時不能判斷它是節點，開始從哪一時候，轉折在哪個時候，爆發是哪個時候？我們意識到什麼是什麼樣的一個時候，我們做出一個決策是什麼樣的一個時候？我們都要等到一切結束以後，甚至是結束很久之後，一次次的去回溯，一次次的去檢討，一次次的去嘗試改變一些東西，然後改變了或者還是很難改變的時候，我們才能夠說今天的哪一個時刻它是一個節點，我們的哪一個決策或者是哪一個想法，它其實對於未來有著經濟的影響，或者對於未來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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