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普惠金融不是新概念或新事物，其千年發展歷程折射出人類社會對金融發展的實踐探索和理論認知。新世紀開端時，社會又一次呼籲金融包容性增長，呼籲金融在公平與效率、普惠性與商業性之間平衡發展。
◆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日前在《北大金融評論》上發表文章，從更寬的視角、更長的歷史維度，通過審視普惠金融的探索歷史和三次重大轉變，重新思考過去、現在和將來普惠金融的發展之路。本文節選自原文第三部分。
新世紀以來普惠金融重新出發新世紀以來普惠金融重新出發，迎來第三次重大轉變，特別是金融科技的蓬勃興起對金融功能進行了再造，普惠金融的實踐和理論有待昇華。
從古老的典當業到幫困互助的金融互助合作，從宗教慈善組織到現代商業銀行，金融確實朝著普惠的方向發展的,但其發展進度遠不及人們的期冀。理論界和實踐界通常從金融可獲得性、金融產品與服務的使用情況、質量等維度來評價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然而在漫長髮展過程中，金融在逐步異化，摒棄了以人為中心，慢慢見物（財富）不見人。逐利成為西方金融業的唯一追求，唯利是圖的華爾街金融模式成為各國效仿的榜樣。從早期漠視金融的商業性到後期漠視金融的普惠性，看來是對立的兩極，其實質都是缺乏對金融本質的深刻理解。
在世界跨過了20世紀，特別是經歷了慘烈的全球金融危機後，人們開始反思這種金融模式的弊病，憤怒於金融資本主義的貪婪，反對少數人群佔有金融財富導致的社會不公平、不均衡發展，加劇全球經濟失衡及風險，而危機對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創傷和社會秩序破壞。人們重新思考金融發展的初心和使命，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路徑。
2005年聯合國在國際小額信貸年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觀念，其定義為: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以弱勢群體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負擔得起的成本，及時和充分地提供信貸，確保他們獲得金融服務的過程。普惠金融一經提出，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專家學者的高度重視，在全球範圍內達成共識，因為它切中了當今世界的痛點。
然而，普惠金融的實施，知易行難，需要從理念、理論到行動。首先，要認識到普惠金融不僅僅限於“解決弱勢群體金融服務問題”，除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發展權問題之外，還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與包容發展，而這些恰恰是日益凸顯和居於核心地位的金融的社會功能屬性的體現。金融天生具有經濟性，正是金融發揮了中介作用，資產實現了轉化，經濟發展有了推力，財富得到增值，效率、福利得以提高。然而，金融更具有社會性，對於塑造一個更加公平、公正、高效的世界具有重要意義。普惠金融具有雙重屬性，它是金融不是慈善和救濟，但又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徵。因此，既要貫徹商業化、市場化經營，遵循契約原則，有借有還、還本付息。又要以可負擔的成本，儘可能廣的範圍提供融資服務，幫助貧困人群解決發展權問題。通過金融的激勵約束機制，使小微企業和弱勢群體自立自強。同時利率應儘可能低，但又能覆蓋成本和風險，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金融機構亦應從培育客戶、綜合回報、品牌效應等方面來平衡收益。通過完善金融生態體系，實現大中小銀行共生並存，通過金融競爭促使效率提升、成本壓降，進而使邊際利率趨降。一些新金融機構在法律允可下較高利率的融資方式，是對正規金融機構的適當補充，應持寬容的態度。但須嚴格定義銀行利息（費用）內容，防止變相高利貸。要對“反高利貸”立法並嚴格執法，打擊低借高貸的金融套利行為。
其次，要認識到普惠金融已經成為當今金融發展理論的演化指向，成為金融推動經濟高質量、可持續、和諧發展的新特徵和新要求。從Goldsmith(1969)等人開創金融發展研究以來，很多學者研究金融發展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來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Easterly(1993)、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1998，1999)和Levine et al(2000)等人的研究表明，長期來看金融發展的懸殊差異可以解釋不同國家間經濟增長的差別。金融的可獲得性與創新步伐和企業活力有著直接關係，金融可以通過功能完善來促進資源配置、推動經濟增長。同時，金融對削減貧困有著正面作用，更高水平的金融發展將會帶來更快的貧困削減。然而，一些學者指出，單純追求利潤回報和經濟增長的金融增長，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則會造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而只有包容性的金融增長才對貧困削減、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正面、積極的作用（Kunal Sen，2010）。普惠金融被視為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途徑和方法，可以讓大部分無法或沒有能力的人群參與金融體系。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對未來金融的發展方向和模式都需要重新審視，需要立足金融功能完善和結構優化的視角，建立符合金融發展客觀規律和社會經濟制度環境要求的金融發展理論和體系。
最後，普惠金融的未來發展需要科技賦能，用金融科技的新理念和新手段來破解普惠金融發展難題。普惠金融爭議的焦點，依然是普惠性與商業可持續的平衡難題。銀行業在嘆息缺乏有效信貸需求同時，又望洋興嘆於龐大的小微信貸市場。因為傳統的銀行融資方式和技術，既無法滿足面廣量大，需求急迫的小微企業融資需求，亦無法有效控制利率成本與風險。信貸市場半徑取決於風險控制半徑，風險控制半徑又取決於信息數據半徑。管控好資產轉化中的風險是普惠發展的難題。而技術變革是推動金融普惠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當代金融科技已經從傳統的工具角色上升為金融變革的驅動力，可以創新金融服務模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特別是對“信息不對稱”難題的破解，最終使小額信貸業務符合商業可持續。
通過金融場景構建，使資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的可視與可控、透明與可靠。風險控制從單客戶、單品種、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業務關聯、上下游聯動、跨賬戶交易的大數據風控方式轉變。通過數據模型準確判斷客戶狀況，有效實現信貸決策和風險定價。金融科技能改善長尾客戶的服務供給，適應小額高頻、期短急迫的全線上、標準化的融資。政府在行政和公共事務中，通過稅務海關、工商行政、公用事業、教育醫療、社會管理的場景，形成了大量有價值的數據資源卻閒置浪費。若能建立社會公共信用數據庫，在一定規範下開放利用，加之各金融機構自有的信用數據，能有效提升全社會信用數據水平。相信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會迎來又一個春天。
新時代普惠金融的發展呈現多元化發展態勢。普惠金融產生和發展本身具有強烈的內生性，具有因市場需求而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模式特性，不同模式之間的差異性大於同質性。耶魯大學的經濟學家蒂莫西·W·吉南曾論述合作金融內生性的本質不適宜強制性移植。賴夫艾森合作金融的成功就有獨特的歷史人文原因。複製歷史上的金融普惠模式已經不具現實可行性。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模式也是欠發達國家的普惠金融實踐。其極低金額、較高利率的融資方式，與中國的現狀也有差別。前方並沒有現成可仿效的道路，現今中國蓬勃發展的小微企業貸款、微型金融、三農信貸等普惠金融實踐，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模式下的普惠金融實踐，都可視為對普惠金融發展新探索。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未來誰能提供效率最高、質量最優、成本最低的金融服務，並能實質控制風險，誰將是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的成功踐行者。
普惠金融的發展，關係到金融從何來，為了誰，往何去的宗旨與目標問題，關係到金融觀念、理論和實踐的重大突破，關係到社會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結果的優化和公平，關係到金融是服務多數人還是少數人的問題。新的道路只會在探索中形成。新的理論只會在實踐中誕生。撫今追昔，千年金融滄桑使人們明晰了金融的初心和使命。革故鼎新，才能讓金融真正為推進實現人的公平發展、自由和解放而努力。
姜建清：中國金融改革開放的回顧與思考
導語世福資本（中國—中東歐基金）董事長、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姜建清日前出席“鳳凰涅槃 浴火重生——《中國大型商業銀行股改史》新書發佈會”並發表講話。他回顧了中國金融業開放的歷程和帶來的思考，並指出持續推進和深化改革是國有銀行保持持續發展和良好質量與效益的根本保證。
非常高興參加《中國大型商業銀行股改史》新書發佈會。藉此機會，我謹代表本書編寫組感謝中國金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得本書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高質量編輯校對和成功出版發行。
本書是在人民銀行和五家大型商業銀行的支持下，我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組織五家大型商業銀行近50人的寫作班底，採訪了近30位當時親歷股改的領導者和參與者，徵詢了37位顧問和50多位專家學者的意見，幾經修改完善，最終成稿。希望用文字記錄下這段令人難忘的歷史，希望能給廣大讀者帶來一些思考。
從業近40年來，我和許多同事一起，非常有幸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中國金融改革發展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中國40餘年的改革開放，使得全世界人口最多、貧困人口也最多的國家，勵精圖治，開啟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輝煌歷程”。這不僅對中國，而且在世界人類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習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40年來，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金融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上個世紀末，中國的銀行業被稱為“技術上已經破產”，通過改革轉型發展，浴火重生，如今中國銀行業規模、效益與質量，金融市場廣度與深度，金融監管體系、市場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中國銀行業總資產超過了270萬億元人民幣，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及資本質量都居全球可比同業前列。最新的英國《銀行家》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中，中國有135家銀行入榜，按一級資本排名的前十大銀行中，中國四家大型商業銀行名列前茅。在走過40餘年金融改革開放道路的同時，我們邁入了發展的新時期和新階段。從理論到實踐方面，總結和研究40年來金融行業改革開放的經驗與教訓，對於構建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推動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下面，我講四個方面內容。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經歷三次重要轉折，其中股份制改革是我國國有銀行改革的輝煌序章，也是沒有退路的“背水之戰”和“一場輸不起的改革”。
改革開放前夕，我國經濟十分困難，甚至處於崩潰的邊緣。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發展經濟，百廢待興、百業待舉，首先面對的難題是“錢從哪裡來”。
新中國成立後頭30年裡，中國仿照蘇聯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生產由國家計劃決定，投資由財政撥款解決，是財政體系而非金融體系擔當了分配資源的核心功能，形成了所謂“大財政、小銀行”的體制。然而，由於財政的資金供應能力無法滿足經濟發展對資金的迫切要求，銀行的作用凸顯，逐漸替代了財政的地位。銀行改革成為金融改革的起點，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三大國家專業銀行相繼從計劃經濟下“大一統”的人民銀行和財政體系中破繭而出；1984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成立，承擔原來由人民銀行辦理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一個“以人民銀行為領導，以國家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真正的銀行”的組織體系在改革中逐漸形成。此後，國家專業銀行迅速成長壯大，十幾年間資產和營業網點成百倍增長，充分發揮了聚集、動員社會資金和撬動經濟發展的槓桿作用。金融與財政的分離，改變了以往“大財政、小銀行”的模式，國有銀行開始成為國民經濟改革發展融資的主渠道，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系逐漸建立併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這是金融業發展的第一次轉折。
第二次轉折是市場化、法制化改革，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不斷進步。改革伊始，國家通過發揮銀行的槓桿作用，擴大貨幣投放和信貸規模，推動經濟增長，銀行業亦通過增設機構、放權讓利、擴大業務範圍和改革資金管理，來搞活金融、搞活經濟。但是“微觀搞活”和“宏觀穩定”是一對矛盾。在改革的前十多年（1978—1990年）中，信貸年平均增長率20.38%，經濟年平均增長率14.6%。信貸投放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但也導致市場流通的貨幣過多，通貨膨脹從根本上是一種貨幣現象，當然在中國還有結構失衡的原因。於是，經濟過熱和通脹壓力開始顯現。
20世紀80年代出現兩次經濟“過熱”，1993—1995年又出現了明顯的通貨膨脹，通脹率達到24%—25%。面對經濟金融過熱混亂的形勢，國家採取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治理整頓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的過快增長。實行銀行業與證券業、保險業、信託業、房地產業分業經營，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銀行，相繼出臺規範金融行為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1996年，國民經濟扭轉了高通脹局面，物價漲幅回落到較低水平，順利實現“軟著陸”。之後保持了20多年低通脹水平的宏觀金融環境。
微觀層面的金融問題也逐步凸顯，商業銀行貸款成為社會融資主渠道後，不良貸款也伴隨出現。從1984年到1990年，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不斷上升，大多數年份在10%以上，80年代末期達到15%，1996年達到20%以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央更加高度重視金融風險，開始著手重點解決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併為之後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做了思想和基礎準備。
本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國內各界對加快國有銀行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已經形成廣泛共識。但是對於沉痾已久的國有銀行其癥結究竟何在，以及能不能對國有獨資銀行的產權制度實施股份制改造等問題，還存在不同的認識和廣泛質疑。與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中的爭議類同，國有銀行的問題並不僅僅在於科學管理不夠，而是有著更為本質的體制機制問題。要引領國有銀行朝著市場化、現代化的方向走得更遠、更踏實，還需在體制機制方面進行改革。在黨的十五大確立了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並確定股份制是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效途徑後，黨中央高瞻遠矚，於2002年年初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作出了“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具備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可改組為國家控股的商業銀行”“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的重大決策，決定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五年的時間，背水一戰，徹底解決國有銀行的體制問題和不良資產高企、競爭力低下問題。“內憂（不良貸款）外患（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資競爭）”下，2003年國務院開始推動以產權為核心的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在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股改試點和交通銀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階段性成功之後，國務院於2005年不失時機地推進中國最大的國有銀行——工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並於2008年頂住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果斷推出農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由此，中國五大國有銀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開上市，實現了由國有獨資銀行向國際公眾公司的嬗變。
第二，中國的金融改革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走出了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市場化改革道路，有很多值得總結的經驗和體會。
40年來，國有銀行始終圍繞鄧小平關於“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的目標，經歷了企業化改革、商業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最終實現了市場化經營。總結40年來中國金融業改革，尤其股份制改革的寶貴經驗和成果，我覺得主要有幾點經驗體會。
一是，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發展是硬道理，金融發展是服務實體經濟、解決自身困難和問題的根本途徑與有效方法。與一些儲蓄率較低的國家依賴外債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同，我國主要通過市場手段，將高儲蓄轉化為投資，動員內部資金支持工業化進程。中國金融業的穩定繁榮為經濟改革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和保障。40餘年來，人民幣存款從1978年的1155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177.5萬億元，增長了1536倍。信貸增長也是巨大的。人民幣各項貸款從1978年的1890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136.27萬億元，增長了720倍。同期，GDP從1978年的3624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90萬億元，增長了247倍；財政收入從1978年的1132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18.34萬億元，增長了161倍。某種意義上，沒有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就沒有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正是依靠發展，中國金融走出了困境，解決了困擾多年的不良貸款和財務包袱；正是依靠發展，壯大了整體實力和競爭優勢，形成了多層次的金融機構和多樣性的金融功能，支持社會經濟不斷前進。
二是，創新是金融改革發展的根本動力，其中制度創新更是激發金融活力的引擎。回顧中國金融業的改革，特別是國有銀行改革，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並沒有現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改革過程相當艱辛。難的不是產品、服務、技術和管理工具等方面的創新，真正難的是制度創新。面對當時國家財政基礎比較薄弱、難以承擔國有銀行改革鉅額成本的現狀，創造性運用國家資產負債表、央行資產負債表，利用外匯儲備為國有大型銀行注資，通過國有大型銀行自身核銷和市場化剝離相結合的方式處置鉅額不良資產，併成功股改上市。大型銀行將創新作為驅動轉型發展的動力，持續創新體制機制、經營模式、業務市場和產品服務，甩掉了沉重的歷史包袱，實現了鳳凰涅槃。改革的成果，歸功於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果斷決策和全力推動，這是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原因，是我們的制度優勢和創新保證。
三是，市場化機制的構建貫穿於金融改革整個過程，也是打造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的必由之路。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以取代舊有的政府機關式的管理模式；建立風險自擔的內控機制，以真正解決風險軟約束問題；確立市場導向、利潤為主的經營目標，杜絕行政干預下的財政化經營行為。國有銀行股改始終圍繞重建市場化經營機制這個核心，在完成財務重組、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公開上市的改革三部曲的同時，集中精力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架構與機制，加強風險管理與內控案防，強化黨委的政治核心和領導核心作用，構建了決策科學、執行有力、監督有效、運行穩健的治理機制和模式。
四是，金融改革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從戰略到實施需要各個環節的協同配合和精細推進。中央的決策和改革方案確定之後，能否在實踐中得以落實和實現就成為改革的關鍵。在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證監會、匯金公司、資產管理公司等單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在廣大幹部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不良資產剝離和責任追究、機構人員的精簡與收縮、人力資源管理改革、引資、定價等艱難任務，為股改上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股改操作的時機、上市地點和上市方式選擇等方面也進行了深思熟慮和綜合權衡。股改上市後國有銀行創造了持續提高資產質量和效益水平、一舉由“技術上已經破產”的銀行變為國際一流銀行的奇蹟。
五是，風險管理永遠是金融的要義，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是金融改革的底線。習總書記指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金融業是經營風險的機構，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儘管金融風險與市場環境變化相關，某種意義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過度擴張、盲目創新，忽視金融運行的基本規律，疏於風險防範才是罪魁禍首。中國國有銀行40年的改革發展，成就令人矚目，但近一半的時間在與不良資產作鬥爭，教訓極為深刻、刻骨銘心。
第三，檢驗改革成效需要時間，股改後的大型商業銀行開啟了科學發展的新里程，以優異的成績向國家和社會交出了一份靚麗的答卷。
中國大型銀行通過改革後的發展成果，全部覆蓋了改革成本。包括不良資產核銷和處置在內的一系列措施，更是“一把鑰匙開兩把鎖”，大大推動了國有企業卸重負、去槓桿和殭屍企業清理。更令人自豪的是，大型商業銀行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市場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提升，實現從質量窪地到質量高地、從行政約束到資本約束、從規模導向到盈利導向、從單極支撐到多元驅動、從本土經營到全球拓展、從位居中游到全球領跑的“六個轉變”。目前，工農中建四行的資本、盈利規模躍居世界前10強，交通銀行資本、盈利規模也位居前20強，工商銀行更是連續多年獨佔鰲頭。同時，國有銀行股改錘鍊鍛造出一大批專業的商業銀行家，為國內外金融改革提供了一套成功的範例。中國國有銀行的改制，沒有走前蘇聯、東歐等國家大規模私有化、外資化的道路，而是在堅持國家控股的基礎上，走出了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市場化改革道路，為國際提供了銀行轉制和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第四，大型商業銀行改革永遠在路上，沒有終點，需要持續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動戰略轉型。
股改上市並不是國有銀行改革的終點，它只是大型商業銀行改革的新起點。當前，大型商業銀行正處於經濟週期、行業週期、科技週期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改革還任重而道遠。大型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需要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獨特道路，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加強黨的建設，充分發揮“三會一層”公司治理架構作用。要高度關注多元經營下的銀行公司治理，在做好機構監管、准入監管的同時，突出功能監管、行為監管、協同監管，防範金融系統性風險。深入研究統籌支持實體經濟與推動金融創新的關係，堅持實體經濟本源，規劃和推進創新，增強大型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找準金融服務重點，強化金融服務功能。堅定不移抓好風險管理，加強金融監管，提升監管效率和效能，確保不發生重大的系統性風險；逐步改變重視信貸增量、忽視存量管理的資金管理方式，提升資金配置效率，實現中國金融高質量的轉型發展。穩步推進國際化、綜合化、信息化改革，深入推進銀行業的國際化經營，統籌應用好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順應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脫媒化趨勢，穩步推進綜合化經營；順應信息科技發展大潮，深入推進數據化銀行建設。
總之，這場改革思路之活躍，舉措之縝密、成效之良好，完全應載入世界金融業發展和改革的史冊。股改的順利完成，使國有銀行獲得了鳳凰涅磐般的重生，開創了中國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新篇章。這是中國和世界金融業最精彩的時代。但是，股改成功只是國有銀行改革發展的一個新起點。展望未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征程上，大型商業銀行還需作出更大的貢獻，而持續推進和深化改革，則是國有銀行保持持續發展和良好質量與效益的根本保證。改革發展任重而道遠，大型商業銀行仍需努力！
本文作者：姜建清/世福資本（中國—中東歐基金）董事長、中國工商銀行原董事長
本文來源：中國金融雜誌、第一財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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