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來了？我累了,問家裡同志好。”
這是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時,錢嘉東、趙茂峰和我三人到醫院看望總理時,老人家對我們說出的話。他躺在病床上,睜開那雙睿智、慈祥的眼睛,微微招了招瘦弱無力的右手,用我們剛剛能聽到的聲音,一字一頓,用盡全身氣力,給我們說出了這句話。說完,總理又閉上眼睛,陷入了昏迷之中……
當我們悄悄地、慢慢地、依依不捨地離開他的病房時,大腦一片空白,只剩下滿臉的淚水。
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最後一次念政府工作報告。
後來,張樹迎、高振普告訴我們:“你們三個很幸運。總理在此之前一直處在昏昏沉沉之中,在這之後也是有時清醒、有時昏迷。”
這一天,離總理辭世只有不到8天的時間。這是總理生前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這幾句話,也是他老人家給我們的最後的話語。這位陪伴月亮和太陽最多的人,第一次向我們真正說出了“累”這個字。
越是不願聽到的消息,越來得那麼快;最不願看到的事情,卻偏偏發生了。
1976年1月8日早晨9時57分,周總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醫院來電話通知我們三位秘書,到醫院向總理的遺體告別。
我們到醫院時,病房已經清理完畢,總理安臥在病床上,醫療組的同志肅立兩側。我們深深地向總理的遺體三鞠躬,向老人家做最後的訣別。
周總理秘書(左起)錢嘉東、周家鼎、紀東向總理遺體告別
這是我們的幸運,能為老人家服務到最後;這是我們的光榮,能為老人家最後送行;這是我們的痛苦,再也不能伴隨老人家送走滿天的星辰,迎接黎明的霞光。
一個平凡的生命,一個偉大的生命,終止了他在歷史時空中“為中華之崛起”那經天緯地、出生入死、吃苦受難、忍辱負重、富國強民的偉大事業。人民的總理離開他的人民而去了。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辦公桌上的日曆,永遠地停在了這一天。
西花廳靜悄悄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靜;仍在給總理送資料的通信員,是那樣的小心翼翼,輕聲細語;39局和軍委一號臺話務員姑娘們的聲音,也都那樣的低緩、哀傷。他(她)們生怕會驚動熟睡的總理似的。
1月8日上午,總理的遺體移至北京醫院整容,準備人們瞻仰。
群眾向總理遺體告別
停放總理遺體的房間雖小,卻阻擋不住源源不斷的人流。民心不可違!人民的熱愛是壓制不住的,由這熱愛而產生的思念和哀痛是壓制不住的。
有的人為了看總理最後一面,等了一天又一天,排了一次又一次的隊;有的人在總理生前沒有看到過他,在總理逝世後,卻歷盡艱辛進京,向工作人員苦苦哀求見總理一面,當他們如願以償時,淚水已經流乾了……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得到的民心。民心是最公正的。
1月11日下午4時30分,總理的遺體火化。凜冽的北風,擋不住為總理送殯的人群;寒流翻滾,更堅定了人民為總理送別的決心。
1月11日，當週總理的靈車經長安街駛往八寶山時，首都百萬群眾自發佇立街旁，目送總理離去
張樹迎、高振普仍像總理生前那樣,在靈車上護衛著總理的遺體;錢嘉東、趙茂峰和我尾隨在鄧大姐的車後。我們看到十里長街擠滿了送行的人群,人們肅立著,目送靈車開過,久久不願離去,他們還期待著總理的歸來……
當總理的遺體停放在八寶山靈堂時,在那裡等候的人們,簇擁著撲向靈柩,淚飛如雨,呼號悲慟,要把總理重新喚醒,挽留在人間。
鄧大姐哭訴著：“恩來呀,我們永別了!讓我再看你一眼吧!你有許多心裡話要說,我也有許多心裡話要說。你就放心地去吧!”撕心裂肺的話語,驚天地、泣鬼神的場景,就連群山也能被撼動,鋼鐵也能被熔化！
誰都願多留總理哪怕一瞬,誰都想多看總理哪怕一眼,但他總得離去,總要離去,而今,真的離去了……
鄧大姐,這位偉大的女性,與總理相知相愛、生死與共幾十年的戰友、妻子,這時強忍著悲痛,率先離開了靈柩。
人們的哭喊聲更大了,那種熾烈,那種悲愴,至今讓人想起來都會潸然淚下。
負責現場指揮的是國務院管理局副局長高富有,他從延安時期起就一直擔負保衛毛主席、黨中央的任務,進城後也一直為中央領導同志服務。他流著淚水,大聲呼喊:“請同志們節哀,請你們支持我的工作!”他用帶著哭腔的聲音下達了將總理的遺體送入火化爐的命令!
這時,悲號轉為寂靜,簇擁轉為肅立,久久地佇立,每個人都在用淚水為總理最後送行……
我們幾個人,張樹迎、錢嘉東、高振普、趙茂峰和醫生、護士張佐良、許奉生、張心莉牢記鄧大姐此前說的“你們幾個要看著總理的遺體火化,骨灰要清理乾淨,不能流失一點,要安全完整”的囑託,始終沒有離開火化爐一步。大家不時輪流地通過爐上的觀察孔察看爐內的情形。
在火化爐旁我認識的人裡還有曾任過周總理的秘書、當時的北京市委常委、秘書長周家鼎,以及外交部的王海容、唐聞生等。
總理的遺體點燃了,一點一點地、慢慢地、從衣物到身體熔化了。從有形化為無形,隨著縷縷青煙,升騰天際；隨著嚴冬的寒風,飄向蒼穹……火焰漸漸減弱,慢慢地熄滅了,隱隱露出了一塊塊白色的骨灰。
鄧大姐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手捧骨灰盒
那個乳名“大鸞”的吉祥神鳥啊,從此在中華民族的沃土上涅槃,在熊熊的烈火中永生！
他像他的名字一樣,“周”治萬物,“恩”澤中華,“來”於自然,把無限的愛留在了人間。
他走了,踏著青煙,乘著勁風,把一切美好帶上了雲霄。
火葬場的工人們精心地把總理的骨灰一塊塊撿拾出來,含著熱淚交給了“西花廳”。許奉生、張心莉這兩位精心為總理服務多年的護士,小心翼翼地把總理的骨灰放進親手縫製的紗布袋裡,放在由西花廳黨支部為總理選定的骨灰盒內。
天漸漸地黑了。我們從八寶山返回時,看到許許多多群眾在刺骨的寒風中肅立在十里長街兩旁,他們還在等候總理“回來”。
“只見靈車去,不見總理歸。”人們的哀痛延續著……
總理的骨灰盒由西花廳黨支部書記張樹迎捧在胸前,高振普捧著裝著沒有熔盡的遺物的骨灰瓶,我們跟在後面,把總理的骨灰安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大廳內。從1月12日到14日,供人們弔唁。
天安門前自發前往弔唁的群眾
西花廳的人每天輪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為總理守靈。我守靈時,抽時間到西邊的廂房裡去看了看為總理的弔唁儀式奏哀樂的解放軍軍樂團的同志。他們冒著政治風險給中央寫信,才爭取到這個最後為總理服務的機會。幾天來,他們一直沒有休息,不停地演奏著。哀樂低迴,他們曾經多少次陪伴總理迎送國賓,他們曾經多少次在總理的關懷下參加過天安門盛大慶典……淚水伴隨著每個音符,傾訴他們對總理的不盡思念。
天地同悲,人民在為總理送行,只有人民的評價,才是最後的定論。
1月14日晚7時,鄧大姐在秘書趙煒、護士劉心蓮攙扶下,親自把總理的骨灰盒安放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以慰總理生前對臺灣同胞的思念和對祖國統一的宏圖遺願。
1月15日下午,周總理的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致悼詞。他語帶悲聲,大廳的人們哭聲連片,有的甚至昏厥過去。人們為失去好總理而悲傷，為“四人幫”的猖獗而憤怒。人們也知道,正義與邪惡仍在進行殊死的搏鬥,鄧小平副總理的政治處境已經十分的險惡。
鄧小平在周總理追悼會上致悼詞
追悼會後,人民大會堂外仍然聚滿了想最後送總理一程的群眾。他們想把寒流化作春風,想為總理把通向天堂的坎坷碾平。
鄧大姐最瞭解總理,她知道,總理生前從不願驚擾群眾,她帶著治喪委員會的兩位同志和總理的警衛張樹迎、高振普和趙煒等捧著總理的骨灰盒悄悄離開了大會堂,奔向機場。
總理的骨灰要撒向祖國的江河大地了。鄧大姐目送飛機升空後,忍受著悲傷,返回西花廳。
大姐從機場回來後,帶領我們在西花廳總理的臥室舉行了總理遺像安放儀式。大姐帶領我們向遺像三鞠躬後,她堅強而充滿真情地對我們說:“現在,我面對著恩來同志的遺像對你們說，恩來同志生前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他的骨灰已經撒在祖國的江河裡和大地上了,我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我死的時候,希望你們在不同的崗位上支持我也這樣做。這個骨灰盒可以留給我用,這樣可以節省一個。大家要化悲痛為力量。”大姐往外走的時候還對我說:“小紀,你最年輕,更要化悲痛為力量！”
是啊!總理和大姐把他們的“相愛,溶化在人民中間,溶化在朋友中間,溶化在青年兒童一代……”他們在“革命生涯裡,總是堅定地、泰然地、沉著地奮鬥下去”。
1957年4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在西花廳合影，此時正值海棠花開。
鄧穎超把周恩來對她的愛,化為力量；把她對周恩來的愛化為堅強,他們的愛依然延續著……
本文摘自《非常歲月：回憶周恩來總理的最後八年》（紀東 著）。轉載請註明來源。
作者簡介：紀東,1943年11月10日生,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紀莊村人。1961年從西安市應徵入伍,1964年入黨,先後任中央警衛團戰士、班長、區隊長、指導員,並多次立功受獎。1968年8月奉調擔任周恩來總理秘書直至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1976年11月,轉業到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先後擔任會議、文電、信息處長；根據工作需要,1984年重新入伍,出任國務院辦公廳警衛處長(正師級)。1987年5月調武警總部任作戰勤務部長、辦公室主任。1994年任武警指揮學院副院長,1996年授少將警銜。2002年5月退休後,擔任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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