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肺炎“雙黃連事件”談“鄭人買履”及“廢醫存藥”之惡果
在抗擊2019年末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疫中，2020年1月31日，《人民日報》在內的媒體報道稱，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與武漢病毒研究所聯合研究初步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一夜之間，全國各地的雙黃連都被一搶而空......而緊隨其後，關於雙黃連發“國難財”、雙黃連過於苦寒誤用傷胃、引邪深入等指責，一夜間又將雙黃連打入地獄......
今天，我們姑且先稱其為“雙黃連事件”，雙黃連到底有無療效我們也不必討論，實質上也不需要討論。凡是藥都有偏性，我們在承認其有效性的同時，就一定要承認其副作用或者毒性等，所謂“是藥三分毒”也。
從表面看“雙黃連事件”是民眾對此次瘟疫的恐慌，而深層次是已經盛行醫學界愈百年的““廢醫存藥”之惡果。
據安徽郝先中等考證，清朝的俞樾可能是“廢醫存藥”始作庸者。俞樾(1821～1906年)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國學大師，著有《春在堂全書》。他在治經之餘，對中醫藥學也有所研究，且能處方治病。在《春在堂全書·讀書餘錄》中，有“內經素問”篇48條，乃俞氏校讀《素問》所做的札記，也是他用考據學方法對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進行“探賾索隱”、“辨訛正誤”的結晶，為他的“廢醫存藥”的產生埋下理論的根苗。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篇論著《廢醫論》和《醫藥說》中。
俞樾以《周禮》、《春秋左傳》、《史記》等古書為證，追述古代中國“醫卜並重”，甚至“重卜甚於醫”的傳統。他認為，《春秋》中有巫短龜長之說，世人漸“重巫而輕卜”，故東漢以後“卜日益衰滅”，而醫猶盛行。到了唐代，“李華遐叔遂有廢龜之論，此論出而卜竟廢。唐宋以來醫猶盛行，卜則否矣”。俞樾認為，既然與醫並重的卜可廢，那麼“卜可廢，醫不可廢乎? ……曲園先生本退叔廢龜之論。而為廢醫之論”。從而推出了“廢醫存藥”之謬論，對後世影響極深。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門生，他精通醫學，留下不少醫學論著。他的《論五臟附五行無定說》，否定五行學說，主張完全疫棄。章太炎沒有強烈的廢醫傾向，但他在日本講學期間影響了一批留日學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思潮的領軍人物餘雲岫。後者持有大量廢醫言論， 1917年，餘雲岫在《學藝》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第一步》一文，寫道：“要曉得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話都是謊話，是絕對不合事實的，沒有憑據的，……中國的藥品確是有用的。”他提出將理論與事實分離，從而摒棄中醫理論，研究中醫的藥理，以科學的實驗的藥物學方法，對中醫的處方作分析研究。
民國時期，思想界甚至政界同樣捲入了廢止中醫的思潮。1900年前後，思想界已出現否定五行說的思潮。當時最有影響的陳獨秀、胡適、魯迅、嚴復、梁啟超等都有這方面的言論。魯迅對中醫的態度更是深惡痛絕，他稱“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政府方面也是“雪上加霜”，從民國建元到抗戰爆發20多年裡，不論北洋政府，抑或民國政府一直沒有停止運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歧視、限制、取締中醫，在中醫藥領域採用了“扶洋抑漢”、獨尊兩醫的政策。民國元年(1912年)學制改新，北洋政府摒中醫於學制之外，由此引發了中醫界首次的抗爭請願活動。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廢止中醫論者得到當局尤其是汪精衛的支持，廢止中醫活動愈演愈烈。 1928年全日教育會議上，汪企張首次提出廢止舊醫案，幸未獲通過。翌年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由余雲岫提出的廢止中醫案獲得通過，成為民國時期大規模中醫抗爭運動的導火線。其後為設立中央國醫館， 頒佈《中醫條例》，都引起中西醫雙方激烈的鬥爭，直到抗戰爆發才告一段落。
俞樾1906年已作古，但其“廢醫存藥”之言論至今仍影響深遠，相信諸公自有體會，本文不想再述。“雙黃連事件”就很能說明這樣的問題，雙黃連有沒有效果，找幾個正在受肺炎煎熬的病人一試並知，卻“勞心費力”去拿幾個“小白鼠”等動物試驗來證明，與古時的“鄭人買履”又何等相似，令人匪夷所思。
有一句俗話說得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藥的四氣五味、藥效及適應病症均於醫有關，離開醫指導的中藥如何治得了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的變化萬千的疾病，又如何跟得上病毒變異的步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萬能細菌”、“後抗生素時代”、非典、禽流感、甲流等病毒不斷以新的面貌出現禍害人類的時候，強調“病因治療”的西醫學可能會在短時間內研究出新的疫苗出來，但萬一研究不出來怎麼辦......
好在天佑中華有中醫，中醫藥的辨證論治方法看似落後、古老，實則能“不變應萬變”，誰說不是高人一等的“智慧之醫”呢？看到各地報導的越來越多的中醫參予後治癒的病例，我們對打勝這場前所未有的戰疫，我們應該有定力、有信，更有能力，關鍵是你得相信中醫藥的“博大精深”，相信中醫藥的“學術流派”，相信中醫藥的“雜合以治”，但千萬不能這時候了還要老中醫給你科研數據、給你有效藥理成份，這真的不是我們中醫能做到的。
其實，關於“廢醫存藥”之錯，早在俞樾前300年的醫家喻嘉言就發現了這種傾向，並在其《寓意草》一書中做了明確回答：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神聖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捨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歧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眾。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勝悼。或以為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庸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為擬議。迨藥之不效。諉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議用也。危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全不考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為靈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脈因症治一書。先論脈。次因次症。後乃論治。其書即不行。而心法一書。群方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莫不懸之肘後。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眾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為未備。而博採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即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藥為良。某藥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指顧。後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即不能變俗。實欲藉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
胡卣臣先生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 。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藥者。”
喻嘉言（公元1585-1664年），名昌，號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今江西南昌）人。喻昌少年讀書，以治舉子業。崇禎年間，以選送貢生進京，但無所成就。後值清兵入關，於是轉而隱於禪，後又出禪攻醫，往來於南昌、靖安等地。後喻氏又移居江蘇常熟，醫名卓著，與張路玉、吳謙齊名，號稱清初三大家。
在防疫進入關鍵時期的今天，讓我們謹記住喻嘉言先師之訓，“先議病，後議藥”，以儘快找到辨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之良策。
(江蘇省中醫院感染科 陳四清，2020年2月4日星期二）
閱讀更多 陳四清大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