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普通话（及其基础方言北京话）是满化汉语、满洲人说的蹩脚汉语的论调在网上广泛传播，加之满人的祖先来自东北，现代东北话和普通话十分相似，导致这种论调在网上有不小的市场。许多莫名其妙的人纷纷借此机会标榜自己的方言才是正宗古汉语，普通话是胡人之语云云。今天我们就来正本清源一下。先说结论：

普通话（北京话）的形成非但和满清入关没有太大关系，北京话甚至还是一种“南方化“很严重的北方方言。

我们现在就来详细地分析一下。

要弄清楚大清定鼎北京这两三百年是否给北京话造成什么影响，我们需要搞清楚几个问题：首先，进入北京并大约定居在地铁二号线范围以内的八旗说的是什么话？其次，明末北京城里说的是什么话，这种明末北京话和现在的北京话有没有继承关系？其三，北京话那些被“纯正汉人”们攻击的特点（主要是没有入声，分平翘舌）到底和满人有没有关系。

进京的八旗说的是什么话？

满族是近代概念，在清代，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旗人。入关的八旗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八旗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是满洲人，满洲人是会说满语的，满语音系和汉语大相径庭。满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难以发出北京话里的翘舌音，元音系统和北京话也不一样。

简单地说，如果满语影响了北京话，北京话现在可能是平翘舌不分的，甚至可能会没有声调，一些韵母本读ang的字也会变成an。但事实恰好相反，满语为了更贴切地转写汉语，特意多造了字母，用来转写翘舌的zhi和chi。而满语里有一些汉语借词，这些被读成lose的“骡子”，被读成cuse的“厨子”，被读成fungse的“粉子”，被读成pijan的“皮匠”，恐怕才是正宗的“满式汉语”，可惜不论在明代，清代还是本朝，北京话和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

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也是具备满语能力的。满蒙旗人分别来自东北和蒙古，汉军则大多是明辽东地区的汉人，这部分汉人说的是当时的辽东话，这种方言满人中很多也会说。这可以理解为当时的东北话，当然，这种话和现在的东北话没有什么明确的关系，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种方言确切的面貌。

但是根据早期满文文献，我们可以得知这种方言一些可能的语音特点。比如有很多我们今天普通话读j、q、x声母的字，在明末清初的北京话读的是g、k、h（如记，起，希）。而早期的满文在转写汉语时，经常会把这些当时北京话韵母是i、ü的或者韵头是这两个元音的读g，k，h的字的声母读成j/z，q/c，x/s，也有反过来把当时的j/z，q/c，x/s读成g，k，h的，这在入关前的《旧满洲档》中用满语转写的汉语词或者人名中很常见，这不太可能是满语的影响，而是当时辽东方言的影响，因为满语中k、c分得很清楚，ki，gi一类音也很多。如gisun（语言）、okini（好）、gilin（沿，地名“吉林”的来历）。

顺治年和乾隆年颁发的琉球国王印，除了字体有改变，满文对“琉球”的准写也有改变 (来源：中国档案）

举个例子，清顺治年间，主流北京话“琉球“应读作liu kiu，但顺治颁发的琉球国王的印章里，“琉球”不是当时主流北京话的liu kiu而是liu qiu/liu ciu（根据满文lio cio折合得出）。这表明了q/c、k的混淆。联系明代隆庆年间《韵略易通》说“见溪若无精清取，审心不见晓匣跟。”明代隆庆年应该有一些方言出现了g、k、h在齐齿呼和撮口呼前颚化为j、q、x的现象，明末辽东方音可能也有类似现象，在满人说北京话的时候被带到了他们的口音里，被用满文转写出来。

顺治年和乾隆年颁发的琉球国王印，除了字体有改变，满文对“琉球”的准写也有改变 (来源：中国档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北京话韵书《五方元音》中，“京坚根干”同属见母，也就是声母都是g，可见这种带辽东口音的北京话并没有影响到当时的主流北京话，满人入关多年后，汉文化水平提升，北京话也变得标准了，在后期的官方满文转写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这种错误了，乾隆年间，新的琉球国王印也改回了liu kiu（lio kio），新规定的满汉对音标准也体现了这一改变。今天北京话尖团不分，其实是后起的变化。另外，满语里一些汉语借词把北京话声母读n的字写作m，如“泥水匠”作misuijan，“鸟枪”作myoocan（满语m，n对立，如“牛录”niru，所以这种混淆只能是外来的），甚至一些字还有北京话早已消失的-m韵尾，如沈阳simiyan，南京namgin，这些都有可能是当时东北话的特点，但当时和现在的北京话都没有这些特点。

末代皇后婉容和亲戚们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东北话会和北京话这么相似呢？现在的东北的汉人，绝大部分都是关内闯关东来的，东北话是闯关东的山东、河北移民在东北杂居，为了交流方便广泛转用北京官话的结果，而东北话和北京话的那些区别，很多都是移民祖籍地方言的特点。比如山东省的胶辽官话区是闯关东移民，也就是当今东北人祖先的一大来源，如同泉州之于台湾。

东北话口语中，古日母字，也就是大部分北京话读r字，东北各地老派口语都读成y（零声母），这是胶辽官话的特点。

说东北话的一些老人会把“日本人”读作“一本银”，把“热水”说成“叶水”，这和山东的胶辽官话如出一辙，差别只在东北话采用了近似北京话的调值；

另外胶辽官话中古入声字今读上声的比北京话多很多，东北话也一样，这很能说明问题：当代东北话是带有移民母方言基底的“北京官话”。东北话的形成和西南官话（四川话、桂柳话等）、粤语的形成很类似，都是外来移民杂居，转用当时通用的最具权威的方言的结果。所以应该是汉人闯关东“闯”出了一种很像北京话的东北话，而不是满族人把东北话带进了北京城，发展出今天的普通话。

明末北京城里说的是什么话？

古代的方言，古人没有留下录音，我们只能靠文献去研究了。好在万历三十四年的北京话韵书《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为我们留下了完整的资料。经过对比，这本韵书记录的万历年的北京话和现在的北京话相当一致，尤其是古入声字的分派调类的情况。根据王力在《汉语语音史》中的统计，加入对比的156个古入声字，明代北京话（书中写的是明清，但实际上根据的是《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有112个的声调和今天是一样的，只有34个不一样。我们之前说了，北京话非但不是什么满化汉语，甚至是一种“南方化”很严重的北方话，这也是一个从明代传承下来的特点。这种“南方化”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要看看北京话由元到明都发生了什么变化。

根据元代北京（大都）话韵书《中原音韵》音系，那时候的北京话把很多中古收-k韵母的字都读成带-u、-i韵尾的，也都已经并入了阴声韵。比如“勒”ləi，“白”pai，“学”hiau，“乐”lau，但明代北京话韵书《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里面，这类字除了原读音又多出来这些读音，比如le，pe，hiɔ，lɔ，这四个读音也就是当代北京话lɤ，po，ɕyɛ，lɤ的来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元代的ləi，pai，hiau，lau还在，明代的le，pe，hiɔ，lɔ并不是前者直接演变的结果，而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在明代，最具威望的方言是来自南京一带的江淮官话（清代大部分时间南京一系的官话也是南方公认的权威），北京话和江淮官话是有一定差别的，再者北京自从作为首都以来就居住着大量南方来的士人或者商人，永乐迁都也带了一批南方人上来，借用江淮官话作为文读可以理解，这个特点，从明代开始延续至今。还有很多点，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总之，

根据明代北京韵书和今日北京话的对比，两者的对应是整齐有序的，我们认为当代北京话是明代北京话的后代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

北京话那些被攻击的特点跟满人有没有关系？

北京的入声其实在《中原音韵》的时代就没有了，辽金两代北京话和周围的方言就已经经历了入声消亡的过程，明末才登上历史舞台的满族人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促进作用，再者满语里面本身就有很多类似汉语入声的音节，比如会被用来给人命名的tob（正直），就很像中古汉语里收-p韵尾的入声字，可惜的是，tob们到了北京城早已找不到同类了。而分平翘舌则是从中古汉语以来一直传承的特点，严格一点说是继承了中古汉语对当时齿头音和正齿音的区分，

这方面，北京话相比当代的闽南话等不分平翘舌的南方方言更加贴近中古汉语。200年前广府粤语也有类似北京话平翘舌的区分（区分舌叶音和舌尖前音），但是现在反倒不分了。难不成200年前的粤语受了满语的影响而今天没有？唐宋之间汉语的三十六字母（用汉字代表的“声母”）中的“精清从心邪“和”照穿床审禅“两组，北京话完好地区分，但很多被某些人奉为华夏正音的南方话已经没办法了。

笔者以为，不论普通话的发展历史如何，我们都应该对其有客观理性的认识。汉民族共同语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士大夫都以语音纯正为荣，推广普通话和方言的生存也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和国家前进之必须，我们反对激进的推普行为，但也反对狭隘的地域主义、民族主义：没有必要为了抗拒普通话编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攻击普通话，或者标榜自己“祖上阔多了”，这样没办法带来一丝一毫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