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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9日，星期一，這是足以載入史冊的一天：
國際油價閃崩，全球股市暴跌，觸發熔斷機制，債市遭受重創，資本紛紛逃離，全球恐慌情緒蔓延。
黑色星期一，見證歷史的時刻，金融危機要來了嗎？
就在3月5日，我剛發《新冠疫情刺破全球貨幣泡沫？》一文斷言：“不論全球央行釋放多少貨幣，危機都不可避免！”
再發此文（有刪改），從貨幣制度的角度，深度探討全球貨幣政策及金融風險。
本文邏輯：一、全球貨幣泡沫崩盤？
二、危機為何不可避免？
三、何時迎來變革窗口？
01
全球貨幣泡沫崩盤？
新冠疫情向全球蔓延，國際資本市場持續瀰漫著悲觀情緒，美股大幅度下跌，美債收益率創新低。
近日，經合組織考慮到疫情衝擊，將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從2.9%下調至2.4%。
具體國家方面，將美國2020年經濟增速預期從2.0%下調至1.9%，歐元區經濟增速從1.1%下調至0.8%，日本增速從0.6%下調至0.2%，英國增速從1.0%下調至0.8%，將二十國集團（G20）國家經濟增速預期從3.2%下調至2.7%。
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布恩警告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暴發的風險下，世界經濟處於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不穩定的狀態。
為了挽救金融市場，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率先降息，日本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3日，美聯儲宣佈緊急降息50個基點。緊接著，沙特、阿聯酋、約旦、中國香港、中國澳門跟進降息，加拿大、英國、歐洲準備採取行動。
但是，降息有用嗎？強刺激有用嗎？
美聯儲突然降息，其實加劇了市場的恐慌，嚇壞了投資者。
有個段子說得好：一個人生病住院了，但不知何病。醫生檢查確診後，他媽突然給他一大筆錢：“拿去花，該吃吃，該喝喝，過得開心就好。”
這時，病人嚇倒了，大事不妙，絕症。
其實，現在全球金融市場都知道自己“生病”了。華爾街大佬對美聯儲的錢求之若渴，但又極為擔心。
美聯儲印發再多錢，都很難流到實體，只會短暫地助長愈演愈烈的金融泡沫。
如今，國際油價閃崩，黑天鵝起飛，全球股市暴跌，正在刺穿全球貨幣泡沫。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央行撒了太多錢：
從2008年到2018年，美國基礎貨幣增加了6.2萬億美元，累計增幅為76%。
中國M2在2008年為47萬億，到2018年為182萬億，翻了四倍。今年M2突破200萬億。
但是，最近十年，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沒有爆發大規模的通脹。很多人心存僥倖，認為休謨、弗裡德曼等主張的貨幣中性失靈。現代貨幣理論大行其道，鼓吹財政赤字貨幣化。
其實，這個問題，與休謨同期的經濟學家、金融家理查德·坎蒂隆早就說清楚了。
坎蒂隆在其唯一的著作《商業性質概論》中提出貨幣流通的非均衡性：
貨幣增量並不會同一時間反應在所有的價格上，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貨幣增加對經濟的影響，取決於貨幣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商業性質概論》，坎蒂隆）
這個理論被後人稱為“坎蒂隆效應”。
我們看過去十年，中國100多萬廣義貨幣流向了哪裡？
從消費價格來看，從2008-2018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大部分時間都維持在103以下，CPI月度增速大部分時間都不超過3%。
這四十年間，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落後於廣義貨幣增速。從各類資產價格來看，絕大部分的工業品、大宗商品、債券、銀行理財產品等都跑輸了廣義貨幣的增速。
什麼跑贏了貨幣增速？
房價及大型房地產商。
房子，是中國貨幣的蓄水池。2008-2018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都較大幅度上漲，一線城市的增速，與貨幣增速持平，有些城市及核心地段甚至跑贏貨幣。
2008年，上海住房成交均價為1.8萬元/平方，北京為1.7萬元/平方，深圳為1.2萬元/平方，廣州為0.9萬元/平方。
到2018年，上海為5萬元/平方，漲幅接近3倍；北京為6萬元/平方，漲幅為3.5倍；深圳為5.4萬元/平方，漲幅為4.5倍；廣州為3.3萬元/平方，漲幅為3.6倍。
從2008年到2017年，國內房地產投資從2.53萬億升至11萬億，漲幅超過4倍，累計總投資高達74萬億元。僅2017年的投資額就相當於加拿大當年的GDP總額。
再看大型房地產商，問題就更加明朗了。
以恆大為例。2006年到2018年，恆大銷售額由17億增長到5800億，增340倍。從2006年到2016年，恆大現金餘額由20億增長到3043億，增152倍；總資產由78億增長到一萬億，超過150倍。
除了房地產及大型地產商外，央企資產的增加也是驚人的。從2003年到2016年，央企數量減少了90家，資產規模卻擴大了近7倍。
再看美國。
最近十年，美國通脹率都控制在4%以內，大部分時間都徘徊在2%左右。可見，美國雖然超發了6.2萬億基礎貨幣，但並未發生通貨膨脹。那麼，錢是否也流向房地產？
從2008年到2018年，美國房地產價格指數從152漲到205，累計漲幅達34%。這一漲幅並未跑贏基礎貨幣增速。
我們看看股票和國債。
從2008年到2018年，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從1782漲到6329，累計漲幅高達255%；道瓊斯指數從2009年的6000多點漲到此輪暴跌之前的近3萬點，漲幅均遠遠高於同期貨幣增速；國債規模從10萬億美元漲到22萬億美元，累計漲幅達119%，超過基礎貨幣增速。
很明顯，最近十年，美國的貨幣大量流向股票、債務市場，製造了大量的金融泡沫，美債規模達22萬億之巨，而同期美國GDP增速保持低迷。
中國大量的貨幣流向了房地產和基建，推高了房價和經濟槓桿率。家庭槓桿率從2008年的18%上升至2017年的49%，個人住房貸款佔全部新增貸款的近四成。
這次是否刺破全球貨幣泡沫？
全球央行救市嗎？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美聯儲、日本及歐洲央行其實早已陷入了死衚衕，他們手上的子彈並不多。
本次降息後，美聯儲的降息空間只有1.25個百分點，大概5次降息的機會，再往下降就是負利率了。鮑威爾一直比較謹慎，每次只降25個基點，這次一口氣使用了兩次降息機會。
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已經沒有降息空間，正在零利率徘徊，甚至滑入負利率。
歐洲央行目前的利率為-0.50％，預計在3月或4月實施量化寬鬆的方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降息，可能繼續加劇金融資產泡沫，推高美債風險；
不作為，可能導致經濟下滑，金融資產價格崩盤。
不論全球央行釋放多少貨幣，危機都不可避免！
02
危機為何不可避免？
美國的股票漲到多少，中國的房價漲到多少，泡沫才會崩潰？
這個問題其實不重要。
危機不可免的判斷，並非源自金融資產的價格，甚至不是全球央行的政策，而是央行本身的制度。
什麼樣的貨幣制度，比什麼樣的貨幣政策，更加重要，更加根本。央行制度出了問題，央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
新制度經濟學開創者道格拉斯·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
目前，全球央行是一種低效的經濟組織，甚至是一種引發危機的經濟制度。
央行的性質是什麼，其使命是什麼，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錯誤的貨幣理論佔領了高地。這些根本性的問題，要不被扭曲，要不是模糊的。
世界上最早的央行英格蘭銀行，是由蘇格蘭人威廉·彼得森於1694年創立的。這家英國皇家特許的央行最初是私人性質，成立的目的是為政府籌措戰爭經費。
1844年，英國皮爾首相推行了新銀行法《皮爾條例》，削弱了私人銀行發幣權，控制了私人銀行發幣額度，確立了英格蘭銀行的央行地位以及英格蘭銀行券的法償貨幣地位。
1946年，英格蘭銀行由工黨政府收歸國有，成為國家央行的標準模板，扮演“最後貸款人”的角色，是“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政府的銀行”。
美聯儲的成立時間，要晚於歐洲國家的央行。1907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大量銀行倒閉，美國人逐漸意識到央行的重要性。
美國參議員奧爾德里奇花了兩年時間完成《奧爾德里奇計劃》，提出應該建立一箇中央銀行性質的組織。
為了防止聯邦政府操控央行，這個計劃將央行界定為私人銀行，但遭到美國民眾的反對。他們擔心，美國少數銀行機構控制央行謀取利益。
1912年，威爾遜當選美國總統。次年，在他的支持下，國會通過了以《奧爾德里奇計劃》為藍本撰寫的《聯邦儲備法案》。美聯儲就此成立。
美聯儲，是權力博弈的結果。它的性質變得模糊，它既是一個公共部門，又是一個私營組織。
美聯儲成立的初衷就是為了避免聯儲銀行倒閉，它的股東是美國各大聯儲銀行，美聯儲是聯儲銀行的“最後貸款人”。
但是，美聯儲又是一個公共部門，其權力機構聯邦儲備委員會，是一個獨立機構，其決策不受聯邦政府、國會以及聯儲股東控制。
更重要的是，貨幣是公共契約，美元是法定貨幣，美聯儲的決策必須為每一位美國公民負責。
當危機發生時，美聯儲就會陷入矛盾之中。出手救市，尤其是拯救聯儲銀行、金融市場，是其作為“最後貸款人”的使命。但是，如此相當於傷害了美國公民的利益。
這次美聯儲突然降息，有人質疑美聯儲喪失獨立性，頂不住特朗普的壓力，毫不掩飾地拯救金融市場。
那麼，美聯儲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換言之，央行什麼情況下才能降息或加息？其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麼？決策參考是什麼？
這些問題，涉及到貨幣本質。
貨幣的本質，是解決交易流動性的公共契約。（詳見《灰天鵝 | 全球貨幣大潮危機》）
貨幣不能服務於任何組織及個人，應該服務於公眾；也不能服務於任何宏觀經濟目標或私人目標，應該服務貨幣本身。
德國弗萊堡學派創始人瓦爾特·歐根早在1940年就提出了貨幣政策優先原則。
他認為，貨幣政策優先原則，是根本性的原則，是整個經濟政策體系的核心。貨幣政策的目標永遠高於一切宏觀經濟目標，當央行的這一政策目標與其他經濟政策目標發生衝突時，必須堅定不移地把貨幣政策目標放在首位。
那麼，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麼？
歐根認為，央行必須把穩定貨幣作為其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
幣值穩定，是貨幣的靈魂。
這其實很容易理解，貨幣的使命是提供穩定的交易媒介，降低交易費用。換言之，貨幣是經濟系統的價格與交易的參照物，如果參考物移動，整個系統就亂了。
歐根說：“不是經濟為貨幣作出犧牲，恰恰相反，幣值的某種穩定，才能為經濟過程提供一個使用的調節手段”，“堅定不移地把穩定貨幣放在首位，這樣做事實上是對其他政策目標的最大支持，也是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經濟政策原理》，瓦爾特·歐根）。
貨幣主義創始人弗裡德曼在《美國貨幣史》一書中，使用了接近一百年的歷史數據說明了一個道理：但凡幣值穩定，宏觀經濟都穩定；但凡幣值不穩，宏觀經濟則地動山搖。
所以，從貨幣本質出發，央行的貨幣政策只能為公眾服務，只能服從於貨幣本身，即維持幣值穩定。
事實上，歐根和弗裡德曼的理論都得到驗證。二戰後，西德政治家艾哈德利用歐根的理論成功實施貨幣改革，並開創了持續幾十年的低通脹、低泡沫、高增長的局面。（詳見《以德為鑑 | 這才是真正的德國模式》）
1979年保羅·沃爾克執掌美聯儲後，使用了弗裡德曼的理論成功地控制了肆虐多年的通脹。這時，歐美世界的央行才逐漸將貨幣政策的目標迴歸到幣值穩定。
到了八九十代，在弗裡德曼、蒙代爾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歐美世界的央行紛紛將通脹率（幣值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
不過，1987年，沃爾克在與里根的鬥爭中敗北，格林斯潘開始掌控美聯儲。他連續掌管美聯儲十八年，任期橫跨六界總統，曾經一次次力挽狂瀾，被譽為“經濟沙皇”。
格林斯潘雖然天賦絕倫、絕頂聰明，但過度迷戀於手中的權力。在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後，他開始追求自由裁量權，故意模糊政策目標，痴迷於與市場博弈，與“魔鬼”做交易。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突然上調利率後，弗裡德曼如此批評：“格林斯潘難以壓制自己要精準調節經濟的慾望。”（詳見《美國國運 | 一個大危局時代》）
這導致美聯儲在目標機制上落後於全球主要央行近20年。由於政策目標的模糊，格林斯潘利用其強大的駕馭術與市場做交易，長期在通貨膨脹、金融穩定、政府赤字之間來回平衡。
這樣缺乏標準和原則的結果是，主導了一系列的“不對稱政策”：每一次降息幅度都要大於加息幅度，如此利率呈波浪式下行。（詳見《美國國運 | 一個大困局時代》）
圖：聯邦基金利率走勢圖，來源：興業證券，智本社
1982年降息開始算起，幾乎每一次降息幅度都比加息更大：
1982年寬鬆週期降14個點，1987年緊縮週期只加3個點；
1990年寬鬆週期降6個點，1994年緊縮週期只加2個多點；
2000年寬鬆週期降4個點；2005年緊縮週期加將近4個點；
2008年寬鬆週期降5個點；2015年緊縮週期只加2.5個點；
2019年8月開啟降息閘門，如今美聯儲的降息空間只有1.25個點。
這樣，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相當於進入了一個死衚衕。
如此操作的原因，表面上是政治壓力與人性驅使，根本上是受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支配。
格林斯潘之後，伯南克與耶倫致力於美聯儲的公開化、透明化，明確了三大政策目標：即通脹率、就業率和金融穩定。
即便如此，美聯儲的決策機制依然落後於歐洲、澳洲、加拿大央行。因為在這三大目標中，只有通脹率符合貨幣的本質，就業率和金融穩定都不應該是央行的職能。
這會導致什麼問題？
美聯儲以就業率與金融穩定為目標，不但容易與政府合謀，支持金融機構，還容易破壞幣值穩定這一根本性的目標。
事實上，自格林斯潘時代開始，美聯儲一次又一次地以拯救就業與金融為名，不斷地給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導致金融泡沫持續膨脹。2008年金融泡沫崩盤後，美聯儲更是變本加厲地直接購買金融資產。
這次，鮑威爾降息的理由依然如此：“鑑於這些風險，為了支持實現其最大的就業率和價格穩定目標，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今天決定降低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範圍。”
美聯儲如果不迴歸到幣值穩定這一唯一的目標上來，如果不放棄泰勒規則，危機則不可避免。
03
何時迎來變革窗口？
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日本央行以通脹率為目標，還不是金融泡沫高企，還是走向了負利率，這是為何？
問題出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通脹率是幣值穩定的標準，但不是唯一的標準。
幣值穩定的參考標準有很多，通脹率（物價）、房價、股價、債券價格、外匯價格、證券價格、大宗商品價格、利率、工資等。
歐美國家將通脹率設定在2%，相當於控制了貨幣流向商品市場，但是大規模的貨幣流向了房地產及金融市場。過去幾十年，房價及金融資產價格大規模上漲，這說明貨幣是不穩定的，大幅度地貶值了。
所以，央行不僅要以通脹率為目標，還必須考慮金融資產價格。
受張五常“以物品成交價做指數為錨的理想貨幣制”（《經濟解釋》，張五常）的啟發，我曾建議：
“建立一個以物價為基礎，包含利率、外匯、房地產及資產價格因子的綜合價格指數，作為貨幣政策之目標，或許更為科學。”
二是“泰勒規則”的推行，用利率手段達成通脹目標。
進入90年代，美國執行新的預算法案以約束聯邦政府的債務擴張。為了降低聯邦政府的債務壓力，格林斯潘果斷地放棄了貨幣數量控制，徹底轉向利率手段。
1993年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泰勒將這種政策概括為一種簡單的規則：即通過利率調整來達成通脹目標。這就是泰勒規則。
實施泰勒規則的結果是，貨幣數量失控。表面上，歐美國家一直保持著低通脹，但大量的新增貨幣流向房地產和金融市場，貨幣已經嚴重貶值。
金融危機後，全球央行聯手救市，蘭德爾為代表的現代貨幣理論崛起。他們認為，政府不需要關注債務，只要維持利率穩定，就可以持續發幣。
格林斯潘、伯南克以及這種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理論，逐漸侵蝕了當年沃爾克與弗裡德曼開創的局面。
如今，美聯儲及全球央行若真要控制資產泡沫，則需要重拾弗裡德曼貨幣數量論的思想，與當年沃爾克一樣，同時將貨幣數量增長率與利率作為調節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貨幣數量增長率不是絕對量，而是相對量，與GDP增速掛鉤。這樣可以避免1970年蒙代爾和1988年張五常提出的質疑：投資銀行時代，貨幣數量無法準確衡量。
三是全球化治理的落後。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與貨幣國家化矛盾尖銳。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是全球交易者的公共契約，但美聯儲的決策不考慮全球交易者的利益。這樣才有美國前財長康納利的那句話：“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你們的麻煩。”
作為康納利的同僚，沃爾克並不認同這句話。後來沃爾克回憶說，他試圖調整美聯儲的政策將國際金融納入貨幣決策的考量範疇之中，但因辭職風波未能如願，成為“未竟之事”（《時運變遷》，保羅·沃爾克）。
此後，法定貨幣國家化與經濟全球化的矛盾愈加尖銳。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歐洲央行、英格蘭央行、日本央行都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美聯儲降息或加息，他國央行基本都會跟隨，並努力將本國的金融週期調整到與美國的金融週期同步。
這樣的結果是，歐盟、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及其它亞洲國家，一定程度上放鬆了對貨幣數量的控制，幾乎與美聯儲同步持續下調利率，推高了金融泡沫和債務風險。
圖：歐元區、丹麥、瑞士、瑞典的利率，來源：Wind，CEIC，莫尼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沒能起到“世界央行”的作用，美聯儲的制度劣勢綁架了全球金融市場。
如果將這個問題擴大，如今全球經濟增長遭遇全球化治理落後和倒退的挑戰。
全球化不僅僅是貿易全球化、要素全球化、資本全球化，還是全方位治理的全球化。貨幣制度、財政制度、貿易規則、公共衛生系統、司法系統等落後，都可能給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比如，如今英格蘭銀行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和開放性，其9名貨幣政策委員，有4名是非英國人擔任，其行長馬克·卡尼還是加拿大人。但是，英國在財政、難民、社會福利等問題上與歐盟存在嚴重的分歧，二者在今年一拍兩散。
再看歐洲央行。1992年《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後，德國央行及歐元區國家的央行都將貨幣發行權、管理權讓渡給了歐洲央行。
但是，歐洲的問題，並不在歐元本身，而是缺乏統一高效的財政系統。當年推出歐元時，歐洲央行沒有嚴格遵循蒙代爾提出的財政要求，意大利的財政狀況糟糕，但依然作為創始成員國成功加入歐元區。之後，希臘等未能達標的國家也加入歐元區。
意大利、希臘等國的財政系統，無法支撐歐洲央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最終在金融危機時爆發了債務危機。
再看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組織，其仲裁機構停擺，規則遭遇挑戰。在發展中國家的認定問題上，歐美國家與中國產生了嚴重分歧。這些問題導致全球貿易的交易費用上升。
再看看公共衛生系統問題。一個非洲國家的地方政府在公共衛生管理上出了問題，都可能給全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但是，全球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及制度能夠降低這一風險。這次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的表現備受質疑。全球幾十萬人在聯合國的網站上，要求罷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
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
諾斯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悖論：“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如今的全球化時代，人類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國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阻礙越來越大，但是有效率的全球化治理並不容易建立。
何解？
去年12月，保羅·沃爾克去世時，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全球央行正在帶領我們走向深淵，這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實，為何沒有第二個沃爾克力挽狂瀾？
我想，諾斯的解釋似乎有些道理：
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效制度的建立需要相當高的成本。只有當制度變革的激勵、私人收益超過了變革的成本，執政者才會推動改革，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會出現，否則執政者可能寧願維持低效的制度。
當年沃爾克施以狼虎之藥，大幅度地提高利率抗擊通脹，與白宮為敵，與金融界為敵，與世界為敵。沃爾克的行為是出於其令人尊重的“公職精神”嗎？
經濟學的直覺告訴我，沃爾克依然脫離不了其“私心”：抗擊通脹的私人收益超過成本。
在尼克松時代，擔任財政副部長的沃爾克主導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美元歷經三次貶值，美國陷入多年滯脹危機。
沃爾克在“水門事件”時辭職，進入了紐聯儲。沃爾克認為自己“搞砸了美元”，試圖重構全球貨幣體系。1979年，沃爾克臨危受命，這是他挽回聲譽的最好機會。
沃爾克上任時，弗裡德曼寄了賀信：“反正都已經爛透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沒有比這更爛，你儘管放手去幹。”
當時，滯脹危機導致連續兩任政府垮臺，沃爾克若不成功損失不大，若成功則成就萬世之功。這就是沃爾克變革的收益比。（《致敬保羅·沃爾克 | 半世風雲，一蓑煙雨）
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為何沒有能成為“沃爾克”？
當時，美國公民85%的資產配置在房地產與金融資產上。如果不拯救金融市場，美聯儲相當於與全體美國人為敵，伯南克缺乏“正確”決策的動力。伯南克還寫了一本《行動的勇氣》為自己辯解。
如今，美國公民92%的資產配置在房地產與金融資產上，美股和美債的規模已到天量級別，特朗普正謀求大選，中美正在打貿易戰，美國正在封鎖俄羅斯和伊朗。只要印發貨幣延續這種擊鼓傳花的遊戲，鮑威爾定然不會冒險變革。
事實上，鮑威爾是現代貨幣理論的反對者，但其推動美聯儲的行動卻符合這一糟糕的理論。
可見，金融資產屢次遭遇崩盤，都難以開啟貨幣改革的窗口，反而積重難返、變本加厲。
什麼時候才能迎來變革的曙光？
答案或許是：滯脹危機之時。
貨幣大潮引發通脹螺旋，導致類似於沃爾克時代的滯脹危機。滯脹危機爆發，說明菲利普斯曲線失靈，它是貨幣寬鬆政策的“剋星”，貨幣發行越多，通脹越嚴重，經濟越衰退。
從本質上來看，滯脹爆發意味著貨幣這種公共契約違約，其作為交易媒介的基本屬性消失，其幣值穩定的神聖職責不復存在。
其實，全球貨幣市場已經是“公地悲劇”。
貨幣作為公共契約，央行作為公共用品，人人搭便車似乎難以避免，只有到車毀人亡之時，有效制度變革的窗口才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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