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傅國湧
尊嚴從來都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詞，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關乎人類生存的詞一樣，也是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說，尊嚴是我們的生命之鹽。記得不久前，有新聞週刊在討論什麼“國家尊嚴”、“大國尊嚴”，對此，我不以為然，在我看來，尊嚴首先是個體生命的事，如果千千萬萬個體缺乏應有的尊嚴，又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國家尊嚴呢？尊嚴源於個人，也最終歸結於個人，只有具體的、活的、有生命的個人才會把尊嚴放在第一位，尊嚴體現在日常的社會共同體生活中，體現在每個人和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尊嚴總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連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當然，尊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在長期的人類生活中逐漸發展過來，一步步處於變化之中的一個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嚴和近代以來的尊嚴，便有著許多不同的內涵。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異國超過15年，歸國之初，他曾感慨地說：在這十五年中，中國的變化從物質到精神，都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一百五十年。其實，一部中國史從秦漢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於不進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後的十五年，才由靜而動，跌宕起伏，從古代邁入近代，十五年的變化之大又何止是超過一百五十年。以新生的近代知識分子為例，在他們身上，尊嚴獲得了全新的內涵，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他們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強權和一切外在威武腳下，超越了孟子確立的“大丈夫”座標，也超越了綱常體用之下的依附關係，完全確立了以獨立人格為基礎的自我價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裝的蔣介石，挾北伐餘威，大江南北，無不望風而拜，讓他嚐到至高權力的滋味，沒想到安徽大學主持校務的劉文典教授，竟然沒把他放在眼裡，當面頂撞他。蔣指斥劉縱容學生，“是為安徽教育界之大恥”，要從嚴法辦。劉回敬“你就是新軍閥”。惱怒之下，蔣下令將劉文典關起來。在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的奔走呼籲下，劉文典被關押了7天后獲釋。病中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想起三國時代禰衡擊鼓罵曹操的典故，大為振奮，抱病提筆，寫了一副對聯送給這位當年的學生：
“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劉文典雖然被迫離開了自己創立的安徽大學，但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請他擔任國文系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蔣和國民黨當局都沒有干預，劉一直在名牌大學做教授，講《莊子》，一樣頭角崢嶸，桀驁不馴。
劉文典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抗戰期間，身為西南聯大政治學教授的張奚若被聘為國民參政員。有一次開會，他當著蔣介石的面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蔣粗暴地打斷他的發言，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從此不再出席參政會。等到下一次參政會開會，寄來路費和通知，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抗戰勝利後，大約1946年初，他應學生邀請，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為轟動的講演，聽眾達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講演前大聲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儘管蔣並沒有因此為難他，但他要公開說出這些話無疑還是需要勇氣的。這畢竟是冒著風險的，沒有擔當也就沒有尊嚴可言，在這一意義上說，真正的尊嚴一定來之不易。
尊嚴往往體現在這些真實的故事當中。活的事實要比任何抽象的說辭更有說服力，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可以傲對強權，顯示個性，那就是尊嚴。“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步步進逼，向長城以內推進，佔領了河北北部，成立偽“自治政府”，並鼓吹推行華北“自治”。在這一緊急關頭，北大教授聯名發表宣言，誓死反對所謂的華北“自治運動”，北大校長蔣夢麟也是簽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軍要他去“談談”，他雖深知其中的危險，但毅然獨自前往日本兵營。他在回憶錄《西潮》中以生動的筆觸記下了這樣一番對話：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裡來了。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嗎？不，不。中國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決不會損害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
夜色四合，他終於全身離開日本兵營，平安返回北大。他單身赴約，在日寇軍營裡，在威脅面前，能夠如此從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臨難毋苟免”。他做到了，什麼是尊嚴？這就是尊嚴。我覺得，與其空談尊嚴這個詞彙，不如多看看前輩知識分子在危難時的表現，看看他們在不可一世的強權面前作出的選擇。從這些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到，任何尊嚴，都離不開有血有肉的獨特的個體生命。一個由許許多多這樣的個體所構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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