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越南境內有很多孔子文廟，在近代，2015年，越南永富省還投資2710億越南盾(約合8130萬元人民幣)興建供奉孔子的大型文廟。為什麼會如此推崇孔子呢？因為在歷史上，越南深受中國的儒家文化的影響。
由於特殊的地緣關係和在漫長的、密切的歷史發展交流中，中國和越南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有著豐富的交往。古代，中越兩國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越南受中國影響之深，在世界歷史上實數罕見。這具體表現在越南的民族淵源、政治沿革、經濟模式、文化濡染，受中國影響非常深！形成了越南的民族、政治、經濟、文化主體，這在歷史上無任何國家可比。
文廟
中國的儒學從秦漢時期開始就傳播到現在的越南，而且儒學在越南經過了長期的傳播和發展，最終，在越南，儒學成為了立國治民的思想。對不論是古代的還是近現代的越南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中國的儒學對越南的政治、教育、文化、社會教化等方面皆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儒學在越南傳播
據載，在秦末漢初，趙佗在南越國開始傳播儒學思想，使南越國地區開始接觸儒學，並在嶺南地區建立學校，用儒家的詩書禮樂教化百姓。
"趙佗王南越，稍以禮儀化其民……建立學校，尊仁依義。"《安南志略》
這是對儒學傳播到越南地區的最早記載，由此可見，儒學傳播到越南的時間非常久遠，對越南的影響相當深遠。
從早期儒學在越南傳播的情況來看，主要只是侷限在教育的內容及其知識分子的講習傳播上，並沒有涉及到儒學的核心精神及其沒有把儒學的社會功能充分地發揮出來。當然，這為後來儒學在越南的興盛打下一個基礎。
"自東漢以後。特別是公元2世紀末葉，漢族的士大夫到交趾的越來越多。儒學比過去更得到普遍傳播。儒家的經典《論語》、《春秋》等書，在封建政權和士大夫開辦的學校裡普遍講授。"《越南歷史》
越南對儒學真正的產生重視，特別是統治者的重視，這恐怕是當時的統治者處於對如何治理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政權的時候，才開始重視儒學的社會功能。從儒學的內在核心價值來看，其具有兩大方面的內涵，即內聖外王。即對於個人道德理想的塑造，及其外在的開出事功，承當起治理社會的功能。
隋唐以來，中原地區進入了戰亂的局面，安南的丁部領迅速崛起，並在公元968年首次建立了獨立的封建王朝，丁部領結束了"十二使君"的混戰局面，統一了越南北方，建立丁朝，國號為大瞿越。
在越南以一個獨立的封建制國家政權出現後，就非常重視儒學，從國家的高度出發來倡導儒學。其主要目的是出自於為國家培養政治人才的需要。
公元1070年，開始在全國修文廟，塑孔子、周公等像，開始注意興辦學校，推行科舉，以便造就人材，併為行政機構挑選得力的官吏，李朝在京都設立文廟和開辦國子監，1075年第一次舉行考試來挑選人才。
越南文廟
1225年陳朝建立，《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六記載"為士大夫者，非堯舜之道不陳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這在客觀上為儒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一個良機。也從側面體現出，雖然看到儒學的重要性，但是，在社會上，儒學並沒有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特有的社會地位，抑或，儒學還沒有取得正統的地位，反映出了當時的只是分子要維護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陳朝"學習制度和科舉制度有越來越有條理和正規化。國家在京城專門為貴族官吏的子弟成立國學院，隨後擴大到儒士也可以入學。各路、府、州也逐漸設置了培養官吏的學校。除了公立學校之外，許多儒生還在農村裡設立了私塾。科舉條例和各種學位得到正式規定。"
儒學不僅在官吏子弟中傳播學習，同時在民間得到廣泛的傳播濡染，1247年陳朝增設了三魁的稱號（狀元、榜眼、探花）。1253年設立了國學院，開始講習《四書》和《六經》。可以這樣認為，從政府開始，興起了學習儒學的思潮。在陳朝儒教逐漸取代了佛教的地位。出現瞭如朱文安等這樣的儒者、思想家開始創辦私學，講授儒家的思想。
越南儒者朱文安雕像
"到了黎朝，儒教取得了統治地位，成為封建制度的正統的思想體系。從此封建政權以儒教作為建國治民的典範，作為建立各種政治和社會制度的金科玉律。"
在黎朝時期，儒教在越南取得了統治的地位，成為封建制度的正統思想，從此，封建政權以儒教作為建國治民的典範。而且在黎朝的時期還沒有國子監活太學院作為國內最高的教育機構，開始興辦教育，通過科舉制度來選取人才。
例如1463年的會試有1400人參加，1475年有3000人參加。如黎聖宗就喜愛儒學，把儒家的經典作為統治國家和安民的基本國策。重視推行儒家的"忠"、"孝"、"仁"等思想，甚至在1470年下令全國推行三年喪葬之禮，這對改善禮儀，提高民風教化有著重要的作用。黎朝還非常重視科舉制度"黎朝的教育和科舉制度比以前有所擴大。在原則上不分貧富和貴賤，甚至平民的子弟都可以去上學校和參加科舉考試。"
由此可見，儒學對古代越南的社會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而且，儒學已經開始紮根於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越南帝王
儒學對古代越南社會的影響
1、教育上
從古代到近代，儒學在中國始終承擔著教育的功能，不論是教育的內容還是對受教育者的學習培養目標，皆以儒學為準。例如，為了適應社會和政治發展需要，在吸納人才方面的科舉制度，其學習內容以儒家的經典為中心，在對人的培養上，以儒家的道德人格作為榜樣，樹立道德意識和道德主體。所以，中國長達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不論從其學習內容還是從目的上看，都以儒家的思想為核心。
儒學傳播到越南之後，對越南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對越南的教育影響上，仍然表現為科舉制度的建立。到了1070年，越南為了適應封建專制政治制度的需要，在全國施行尊儒，到1075年越南實行科舉制度，到1195年，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李朝奠定基礎。
而且，從學習的內容上看，皆以儒家的典籍為核心。1253年六月，設國子監，詔諭全國學者聚集京師國子院，講習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
從教育的內容上看，越南和中國的科舉制度並沒有多大的差異，皆保留著原始儒學的精神。正如《漢書·藝文志》說，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於"司徒之官"（春秋設置，掌管國家的土地和人民官籍，負責徵發等），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其特徵是遊文於"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宗師仲尼。
越南科舉
2、文化上
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局面，而道家和佛教只是旁枝。當儒學傳播到越南之後，由於特殊的原因，使得儒學對越南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並且處於支配的地位。究其原因，恐怕和越南的政權———封建專制政權、統治者的倡導扶植、社會結構和儒學本身的特性等索決定。
在文化上，李朝效法宋朝尊崇儒學，公元1070年，李聖宗———李日尊下詔在全國修建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其四配像，這是越南首次在建立獨立政權之後第一次修建文廟，後來歷代皆尊儒學，漢文化也就日益處於支配地位。這為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在越南的建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3、政治上
儒學不論在中國抑或是在越南，都和政治息息相關。儒者其中的一個理想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其關心國家政治，同時也希望統治者能夠以儒學作為治國安邦的策略。不論是孔子的為政以德，還是孟子的仁政，乃至於後來的宋明儒者張載的"四為"無不都在關心著如何使儒學真正成為治國的思想。以關心人類社會作為理想。
儒學對於政治上的要求體現在對國君的為政以德和實行仁政，以達到國家社會的發展，在越南的儒學同樣體現出了和儒學在中國一樣的政治功能，即為政以德和實行仁政。如黎裕宗言："恤民當施仁政，仁政當均服役"，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發揚。再如，"李太祖時，聖學不聞，儒風未振。至李英宗，修孔子廟，以振文風……陳太宗設科取士，宰相則擇宗室賢能，朝典則定禮儀刑律；聖宗有仁恕之心，有孝悌之德。"由此可見，對於上位的統治者的要求非常的嚴格，用儒家的仁政、徵賢能和忠恕來治理國家。
儒學對於古代越南政治的另一個影響表現在對國家政治人才的選拔上，為發現和培養政治人才提供了一條途徑，如隨著科舉制度的建立，使陳朝正式出現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即儒生階層，他們是新生的封建知識分子，從階級上來看屬於以庶族封建地主為主體的階層，他們成為國家依靠的階層力量之一，為穩定並鞏固封建統治和發展封建文化又積極的作用。
4、社會教化
儒家最大的價值即是開闢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其所關心的是人自身，不論是政治思想還是宇宙論思想，最終都要落在以解決人為中心上，對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規定上，如孔言"仁"、"禮"、"孝"等，孟子言"四端之心"和"性善論"無不都在關心著人的價值體現，特別是人的道德價值的彰現。
開闢價值之源，挺立道德主體，莫過於儒。在德育如何可以上，不僅要進行外在之感化和提倡，同時還更應該注重道德的內化和生命化，對於如何完善道德，突出道德的主體性，儒家認為，這完全是居於個人的身上，道德水平之不夠高，不是自身的能力限制，而是由於自己忽視或是不想完善而已，正如孟子講過"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只有道德主體之樹立，道德水平才會顯著提高。儒學的倡導道德自我提高和完善，正是其社會教化功能淋漓盡致的體現。
孔孟之鄉
儒家起源於鄒魯大地，源於商周時代參與儀禮操持的一類人，對於儒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從儒者的起源上看，儒學最大的一項社會作用，體現在社會教化上，這是儒學為什麼從古至今沒有衰廢的重要原因，不論儒學經歷怎樣的劫難，最終仍然走上覆興之路，如三國魏晉以來的道家和佛教興盛，儒學沒有多少的地位，但是，隋唐以來，儒學有開始復興，隨即有了宋明理學的興起。即是在政治上，儒學沒有什麼地位和作用，但是，儒學的社會教化功能卻時刻在發揮著作用。
儒學在越南同樣表現出其社會教化的作用，不論是治理國家還是人民，都以儒學作為依據。非常重視儒學的仁、義、禮、智、信、忠、孝、悌等的社會交往和活動的準則。如至黎朝黎聖宗時期，將儒家經典作為立國治民的基本國策，他以先德後文德方式，頒佈鄉試條例，詔諭國內有德之士應試，凡不睦、不忠、不孝、不義、亂倫者，雖懷有大志有學識者，不允應試。把是否以嚴格的道德要求作為選拔人才最起碼的一個要求。
越南黎朝
黎玄宗更加重視儒學的社會道德教化功能。黎玄宗重申實行教民四十七條："為臣盡忠，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敬愛，朋友止信以輔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師生以道相待，家長以禮立教，子弟恪敬父兄，男女不得肆淫風。"以儒家的忠、孝、弟等作為維護社會關係的最起碼的原則。
5、對儒學改造以培養出民族精神
越南接受和汲取儒學的同時，也根據國情對儒學進行了改造，使越南儒學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徵。越南儒學的民族特徵主要表現在民族化、實用化和簡約化三個方面。越南儒學在尊重中國儒學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和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對儒學進行了某些改造和轉換，使儒學越南化、民族化。
從對儒學的改造和發展來看，通過適合自己的國情發展儒學，其實給儒學注入一個活力，從社會功用角度來發展儒學。而在中國的明末以後，對如何提升儒學生命卻始終沒有辦法，王學落入空談，明末清初的顧黃王（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雖然注重開出儒學的"事功"一面，終究未能實現。而儒學在越南，通過從新解釋賦予了新的內容。越南儒學家將中國儒學運用於社會政治實踐所作的民族化努力，對東方儒學的發展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
顧亭林
結語
越南相關的人士認為當儒教傳播到我國時，也不得不作了些改變，使其符合於社會的發展要求和特點……在推崇儒教作為建立理想的典範制度的時，黎朝不能不把自己的階級利益跟民族的最高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建國事業中還體現相當強烈的國家自強精神。
儒學在對愛國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培養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儒學積極精神的體現。總之，儒學對古代越南的教育、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均產生了全面的、積極的、重要的影響，這構成了中越兩國相互交往的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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