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拾遺：倉央嘉措“你們都不瞭解我”
說起倉央嘉措，我相信大家都會說起他的情詩，譬如 “住進布達拉宮 ，我是雪域最大的王。 流浪在拉薩街頭， 我是世間最美的情郎。”可是你是否知道于道泉先生（藏蒙梵語言學家）原文全篇：
“有腮胡的老黃狗，心比人都伶俐，不要告訴人我薄暮出去 ，不要告訴人我破曉回來。住在布達拉時，是持明倉央嘉措，在拉薩下面住時，是浪子宕桑汪波，薄暮出去尋找愛人，破曉下了雪了，秘密也無用了，足跡已印在了雪上。”
于道泉先生屬於直譯的方式，所以比較於曾緘先生的譯本，他缺乏浪漫主義色彩，可是更貼近於實際用語。曾緘先生和莊晶先生的譯文和著作中，個人色彩更多的將倉央嘉措往情僧的方向著力。其實筆者認為也是歷代政治需求有所關聯，當然也不乏個人偏駁。
就比如說上文提到的“住在布達拉時，是持明倉央嘉措，在拉薩下面住時，是浪子宕桑汪波”，於先生在譯文後面也有說明，倉央嘉措改名宕桑汪波，夜晚混跡於拉薩酒館的夜生活。他被發現就是因為下雪天，腳印被發現。這也正符合了五世班禪自傳中提到的，倉央嘉措不受比丘戒，送回沙彌戒的做法，做些不符合身份的事情。
這也是他不甘心蹉跎於各種政權鬥爭，希望能從中解脫出來。
倘若你去看史書，至少這一段我們是有記載的。倉央嘉措夾雜在第巴桑傑嘉措和拉藏漢的政治鬥爭下，可是他又沒辦法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也就出現了他穿著奇裝異服，言語不符合身份的情況。
因而就出現了，第巴政治鬥爭失敗，拉藏漢上書清王朝，述說倉央嘉措“耽於酒色，不守清規”，“是假達賴，請予廢黜”的言論。當然康熙也同意了罷黜，並押解起回京城，下旨分封拉藏漢擁立的益西加措為六世達喇的舉措。
對於這件事，其實又得說起五世達賴羅桑嘉措及其弟子桑傑嘉措。五世達賴在藏族歷史上，是極其偉大的一位領袖，他重建了布達拉宮，他引入蒙古固始汗確立了“噶丹頗章”的政教合一體系 ，他挽救了格魯派，打擊了噶瑪噶舉的起勢。可是也是他留下的蒙古隱患給後期的倉央嘉措帶來了致命的打擊。
鑑於未曾完全解決蒙古及其他派系的問題，五世達賴羅桑嘉措逝世之後，為了穩固剛剛建立的政權，其弟子桑傑嘉措秘不發喪，以仁波切入定為名，第巴暫時接管政權。期間，他派人秘密尋找轉世靈童，對其進行秘密教導培養。一直到康熙攻打準噶爾部才爆出五世達賴去世的消息，才迎接時年14歲的倉央嘉措回拉薩，並告知清政府。
這也就給後期拉藏漢反駁倉央嘉措是假達賴留下了跟腳，同時桑傑嘉措一直與準噶爾部的合作也觸發康熙的不滿，才會有後期的罷黜事件。
當然後期拉藏漢及益西加措都被各大寺廟推翻，可是各大寺廟在青海塔爾寺暗中培養的轉世靈童格桑嘉措卻被清王朝封為六世達賴喇嘛。清政府依舊否認倉央嘉措的合法地位，一直到格桑嘉措的轉世靈童強白嘉措被封為八世達賴喇嘛，才間接認可倉央嘉措的合法地位。
對於我們現在認知的倉央嘉措詩集，筆者還是比較認可於道泉先生的62首譯文的說法，像《十戒》《問佛》《信徒》《見與不見》《那一天》等都是後來者張冠李戴，他們試圖強化倉央嘉措的情僧形象。
我們得要有個基礎的觀念，17世紀的藏區，處於農奴社會體系。只有貴族及僧人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我們也可以知曉倉央嘉措在桑傑嘉措的培養下，有了相當高的文學素養。他可能性情跳脫，渴望自由，有一些不恰當的舉措。可是他的心思還是向著宗教的，筆者依舊認為他寫的都是道詩，而且在藏族文件也記錄是古魯，而非雜魯（古魯漢譯就是道詩）。只是因為某些特定的原因和事件，他寫的東西存在模擬兩可的解說。
譬如說“從東邊的山尖上，白亮的月兒出來了。未生娘（瑪吉阿米）的臉兒，在心中已漸漸地顯現”，這是于道泉先生的譯本。“心頭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絕代容。恰似東山山上月，輕輕走出最高峰”，這是曾緘先生的譯本。不少的譯本中將未生娘直譯文為瑪吉阿米或者少女或者佳人，所以想當然的我們就覺得這是情詩。要是你對藏文有說了解就知道，瑪吉阿米這個詞是倉央嘉措創造的，以前並不存在。藏文裡我們也可以說成瑪吉阿媽，漢文譯過來未嫁娘或者未生娘，就是未曾生育的孃親。這怎麼可能和少女聯繫到一塊呢？對於瑪吉阿米的寓意，近些年專家逐漸接受了度母說及眾生為母的說法。倉央嘉措在政治鬥爭下，詩文將自己貶低為嬰兒，以眾生為母的態度揮毫。這也是一個宗教領袖應該有的覺悟，對天地火空風，對世人的愛。
當然對於野史中說起的瑪吉阿米，而且言之鑿鑿的說他雪夜會情人的說法。還有留戀酒肆歡愉，戀上仁珍旺姆以及龍王潭達瓦卓瑪的愛戀。這些其實都是後期加工的操作。也正是正史這六年達賴生涯記錄的缺失，只有不多的幾句，譬如桑傑嘉措寫信五世班禪，希望他指導教育倉央嘉措，讓他改變某些不合適的做法。譬如倉央嘉措拒絕比丘戒等。所以野史更多的空間去發揮想象力，這不正是打擊歷史的絕佳機會。
筆者並不全權否認野史的說法，只是作為宗教領袖他是不太可能有過多的機會和時間去談情戀愛的。譬如我們知道的同時期康熙，每天六點就得上早朝，一天工作時間十幾個小時，哪有時間呢？倉央嘉措儘管沒有完全接管藏區事務，可是也是有不少的學業及事務要處理的。畢竟不管你是普通僧人還是仁波切，都得進行若干次格西考試，一步步晉升的。特別是仁波切，對他的要求極其高，要像各個派系的上師學習。
筆者認為，政治鬥爭下的汙衊還是可能存在的，不管是拉藏漢還是後期史書，都有意的放任情詩達賴的說法。畢竟這樣的打壓是有益於他們的，他們可以有更多的理由去處理倉央嘉措這個問題，更多的掩飾他們曾經的過錯。至於現代很多譯文家，更多的需要打造一個觀念，需要一個噱頭，去傳播自己的作品。
譬如曾緘譯本的名篇： 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此詩于道泉先生譯本是這樣的：若要隨彼女的心意，今生與佛法的緣分斷絕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嶺間去雲遊，就把彼女的心願違背了。
曾譯先生後兩句，卻純粹是他個人的“發揮”，曾先生的個人偏向就嚴重影響了譯文的解說。他理所當然的覺得此處應該是情，潤色過度，所以就存在一家之言。
倉央嘉措在罷黜之後，要被押解回北京。頭一次被眾多寺廟的喇嘛搶到哲蚌寺，可是僧兵始終不敵蒙古兵的，他選擇了自我犧牲，留下了“白鶴啊，請借我一雙翅膀，我不會遠走高飛，只到理塘轉轉便回”的作品（這部作品也是後期尋找轉世靈童的依據）。各位設想一下，一個能為其他人做出犧牲的人，甚至說他知道必死無疑的人，你們覺得他可能完全沉溺於戀愛？我更多理解他的文字，一部分為對佛教理念的思考，一部分是對現實的發洩作品。
對於他的生死問題，正史就是簡短一句話，病逝於青海。野史廣泛的發展思維，說他逃了，說他到處傳教，這當然都源於一部《倉央嘉措秘聞》的作品。還有國外傳教士的被迫害毒殺的說法。對此筆者不做分析，死對於他來說或許是解脫。逃離毒殺，不免是野史藉機他的事蹟，在捧一波的做法。
倉央嘉措其實普遍的認知都過於淺薄，官方的放任以及他本身文字的引申意模擬兩可。也就造就了當前對他的不同解讀，當然歷史都是勝利者的說法。譬如《竹書紀年》就記錄舜是囚禁堯，奪權而非禪讓，譬如《雲夢秦簡》裡的法律條紋也否認了陳勝吳廣起義的依據，譬如海昏侯《齊論語》也否認了劉賀不讀書，不學無賴的說法。
歷史都是當權者修正自己的方式，《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出臺，我們都不知道到底刪除毀滅了多少不符合當權者需求的文學作品。深究的背後，往往都是騙鬼的模擬兩可。
2017於拉薩光明港瓊茶館
（筆者2015-2018旅居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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