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叶君曾说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桃花源梦想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文化情结，是面对当下种种不堪时自然的选择和心理反应。”
中国人确实有这样的文化情结，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格非也有桃花源的文化情结。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一以贯之的桃花源梦想、乌托邦理想，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惟妙惟肖的百年中国历史风云变幻图，故事交织的革命与乌托邦、理想与欲望等问题，发人深省。
《山河入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江南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社会构想与实践，一位带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宝玉型县长谭功达疯狂地追求乌托邦梦想。他意欲将普济的风雨长廊变成普济的水库大坝，将“桃花源”变成“人民公社”，可当他轰轰烈烈践行社会主义桃花源图时，短兵相接之后以惨败告终。
作者借此探讨个体欲望与革命实践中与历史的关系，乌托邦理想是文明的构建，还是欲望的表露？如何理解乌托邦的失败及乌托邦在当今中国现实中文化位置和命运。
谭功达的工业乌托邦式“梅城蓝图”的失败；而郭从年的共产主义式花家舍，从社会历史层面看，它也终将走向消隐。
一、梦里不知身是客：工业乌托邦社会的实践和失败
格非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经生活得相对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
谭功达一直有一种隐退的恐惧，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他所看到的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的身上重演。——《山河入梦》
- A、工业乌托邦社会的构建：梅城蓝图
在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年代，作为“宝玉型”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也深受“砸烂旧社会，建造新社会” 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他以火热的情感投入到当中。
他随着农业代表团去了一趟高加索，见识了斯大林集体农庄的电灯电话后，他立马赶紧在梅城这个舞台上大展身手，大刀挥斧，因为他觉得梅城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实在是太慢了。
他开始自己狂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他力排众议且排除万难。他坚决修建水库，建造发电厂，务必使村村通公路、家家有沼气，还要实行居民点和丧葬改革，他甚至还梦想满大街安电话。他还亲自绘制了梅城规划图，并将其命名为“桃源行春图”。
对于他乌托邦社会的构建，他是一切天下为公且生活朴素节俭，吃在县政府机关食堂，住在偏远而又无人愿住的鬼屋。修筑大坝时，面对短缺的资金，他向老上级聂竹风要到修大坝的一半资金。为了得到更多的拥护，他提拔下属钱大钧。
可实际情况是，他提议修建的公园却成为县城荒草丛生的一角；初级社、高级社等各种合作社形同虚设；亲手提拔副手钱大钧与副县长白庭禹沆瀣一气，反戈相向。连乡长的任免都不知道。
一场洪水让大坝决了堤,加上官场上尔虞我诈让谭功达的乌托邦蓝图迅速化为泡影。谭功达的所作所为都是积极的“入世”之举，本该是革命和建设的弄潮儿；可独断专行、不切实际的荒诞，不懂官场的逢迎讨好，行事上缺乏杀伐果断，让他始终给人以“局外人”之感，成为时代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 B、构建工业乌托邦失败的原因：盲目性和空想性
崔卫平在《积极生活》中曾指出：“在一个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环境中，追求生活的意义，这种行为本身即具有巨大的荒诞性。”
- a构建工业乌托邦的盲目性体现在不根据实际情况，盲目沉浸在乌托邦理想中，无异是空中楼阁。
- 【1】物质基础极度匮乏，不顾实际问题，盲目且执拗于乌托邦社会的构建中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它们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而这五个需求是层层递进，其中生理需求是人类需求的最底层。连最底层都无法满足又何以去追求最顶层。
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人们都在为衣食住行而奔波劳累，哪里还会在意精神追求？生产资料极度匮乏的年代，连温饱都成问题，又拿什么去提高生活水平，又凭借什么去建设一个工业乌托邦？
谭功达的想法是美好的，他的初衷是建设一个工业发达且富裕文明的乌托邦，可不符合梅城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又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的现实。在他面前亟需解决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不断倒闭的工厂、未修的学校、决了堤的河道、还有教师们未发的工资。
谭功达对实际的问题置若罔闻，一心扑在他的乌托邦社会的构建中，最后落得百姓受灾，官位不保。他虽一心想要造福梅城却盲目地沉浸在自己内心的梦想幻影中无法自拔。
- 【2】政治基础势单力薄，毫无群众基础，盲目且耽溺于乌托邦社会的构建中
谭功达虽是革命家陈秀米的儿子，文本是采用空白的叙述手法，他如何成为梅城县长却成了一道谜。谭功达虽是梅城的一把手却无力掌控全局，他性格怯懦，除了在感情上温柔多情、优柔寡断；在官场也不谙政治，决断能力天真软弱，连下属都敢对他吼叫。
河道决堤群众闹事，他无力平息；暴雨前夕，他不关心脆弱的堤坝却去关注沼气实验；机关内部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他却毫无察觉；基层干部阴奉阳违，他虽生气却无可奈何；社会群众不拥护也不出力，他却视若无睹。
谭功达是热血、浪漫的“诗人政治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他执拗于工业乌托邦社会的建设，他虽失落失败却从未放弃。
- b构建工业乌托邦的空想性体现在：隐秘癫狂的个人欲望，兴之所向而毫无实干精神
不同于母亲陆秀米游离在历史的边缘，到了《山河入梦》，这位花痴型县长谭功达在权力的中心作为权利的拥有者，并有望成为历史的缔造者。
谭功达虽性格单纯且有点痴傻，可对于理想却非常偏执，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对梅城未来发展，常常一夜之间就做出美好而又大胆地规划。他曾要求画图人能否画一条长廊，将梅城各个村庄连起来，被画图人视为癫狂痴傻之举。哪怕是他被撤职，他依然心血来潮并写下“梅城下水道修建提议书” ；哪怕他入狱，他还不断给政府写信，并附上一张谁也看不懂的“梅城规划草图”。
像卢卡契所说的掌握了总体论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那样，谭功达对乌托邦理想社会构建是自信而又固执的。他觉得自己是理解这个世界的，但他又确实不知道这个社会的真相。在落后的小县城，实现工业化乌托邦，简直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谭功达对乌托邦狂热的追求体现了一种沉浸于荒谬之中的生活逻辑。他不是作者笔下“扭转天地”的哈姆雷特，却像一名西西弗式的悲剧英雄 。他修大坝、建沼气池、埋地缆、盖长廊等等举措，在国民经济尚待恢复、人民群众的温饱亟需解决的条件下，他的工业乌托邦之梦看起来是那么荒诞可笑，且富有空想性，而他虽是一名固执的梦想家，却并非一名实干家。
个人超前的意识根本无法代替群众共同的利益，当个人欲望凌驾集体意识，而一个个真实具体的生存状态被革命理想牺牲、被狂热的隐秘的个人愿望遮掩，这注定了乌托邦理想与红尘俗世不可调和的天堑鸿沟。
谭功达就如同西西弗一样，在他决定将巨石推向山顶时，他的失败早已注定了。
二、铁马冰河入梦来：乌托邦理想社会——花家舍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甚至比他（谭功达——引者注）所梦见的共产主义未来还美好。——《山河入梦》
当谭功达政治失意之后，他从梅城来到花家舍当巡视员，惊讶地发现梅城的工业乌托邦梦还没发芽就已破灭了，可在花家舍的工业乌托邦却已遍地开花。他对梅城所有的想象和规划都在花家舍奇迹般呈现。
这是一个健全的人民公社，有各种共设机构：公共食堂、剧场、保育院、医务所、学校、邮电局、供销总社、种子站、农机站、敬老院、农民夜校等等。
这还是一个每天会吸引来自各地参观者观摩学习的模范公社。村子里的住户都粉墙瓦黛瓦，格式、装饰、庭院都是一模一样，各种机构健全、便民措施设计周全，衣食丰足、井然有序，每个人都是这里的主人，每个人都会为花家舍公社的美好而尽心尽力。
这俨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是人间的天堂。可在这样一个“人间仅有、独一无二”的花家舍公社，在物质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地方，人们却没有变得开心，而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篮球队队长自己发了疯、天真烂漫的小韶试图自杀却未遂，空气中弥漫着不是如春天般祥和、幸福，而是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气息。
实际上花家舍公社并没有谭功达看到得那么美好。因为这里的人艰于呼吸，难于活泼。这里不过是郭从年建造的一座心灵“集中营”，试图将所有的人变成只有一个单一“标准像”。这是一个异化的乌托邦，绝对服从的强权衍生了独裁和暴力的地方。
就如雅各尔曾说：“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乌托邦，还是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不仅要注定失败，而且都有破坏性。”
- 【1】强权，独裁管控着人们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在花家舍里，谁都不知道郭从年长什么样，什么时候会出现。可在公社迎新茶话上，尽管他从未出席，可空位上茶杯永远都有服务员去续满。这个虚位以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着花家舍每个人的心，让他们时时刻刻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里的人必须有同样的穿着、同样的表情、统一的劳动节奏，并反复观看同一场戏。而小韶就是因为表情不够严肃、性格活泼而将被规训改造成“举止端庄、不苟言笑”的新人。
更有所谓的“铁匦制” ，那是供检举的铁皮信箱，那是郭从年通过“铁匦制”来管制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他用集权式的幕后控制建立的乌托邦变成了一个可怕、阴森森的地狱。
人人互相检举，互相陷害，本是要去除人性的恶，却让人性之恶变本加厉。私人的空间被无情地公开，禁忌大门被随意地打开。
就如中所描述的：“人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是最为凶残的动物。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互相撕咬。”
美好的乌托邦最终败给了人性，幸福只是表象，表象之下是无尽的丑陋与扭曲的人性。
- 【2】独裁之下衍生的暴力来抹杀人们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为了让花家舍成为亘古未有的桃花源，有一双警惕、冷酷的眼睛盯着花家舍这个整齐划一、死气沉沉的顺民工厂，那就是101，所谓的“思想警察”。
正如奥威尔《一九八四》中“老大哥”一样，都是集权主义的化身，虽很少露面，却无处不在，监督每个人，甚至是人们的灵魂。他们试图用一种所谓的乌托邦实行另一种残酷剥夺人性的暴力。巧合的是，格非也跟奥威尔一样，将无处不在的“眼睛”命名为“101”。
当谭功达向郭从年发问，“你实行这个制度，与真正的独裁，又有什么区别？”而喜欢钻研《天方夜谭》的郭从年又何尝不知道，他的乌托邦终将被淹没。因为人类的好奇心与欲望使然总是要去开启那
“第十三道门”，潘多拉魔盒和所罗门的瓶子迟早被打开的。当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强权及专政衍生的暴力扼杀人性，终将走向乌托邦的反面，失败已是可以预见的。
就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郭从年建造的桃花源所消除个性化的差异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却是南辕北辙。在时代洪流之下，当花家舍的村民人性意识被压制到了极致，并意识到其荒谬之际，郭从年的“沙上之城”花家舍公社只能坍塌。正如他预料，花家舍将变成一个欲望泛滥、道德滑坡、金钱至上的销金窟。
郭从年所构建的乌托邦不过是以消除个性化差异，变成集体高度统一性，以极端理性思考消除情感的伪乌托邦。他的共产主义式乌托邦走向末路时不免让人唏嘘不已。
三、乌托邦叙事的反思
那么如何看待格非笔下乌托邦的失败及乌托邦在当今中国现实中的文化位置和命运
乌托邦的失败与乌托邦的精神追求
作者对乌托邦实践充满了反叛精神，一方面他反思乌托邦实践给人带来的毁灭性及灾难性，如陆侃的发疯出走，陆秀米的家破人亡，谭功达被葬送的人生。另一方面又对人物循环式不断地追求乌托邦理想，这种薪火相传地追求理想的行径的肯定。如陆侃的桃花源、陆秀米的普济自治会、谭功达的共产主义式的乌托邦。乌托邦是人类向美向善向文明前进的驱动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理想，这样人类才能不断进步。
虽然一代又一代的乌托邦失败了，但绝不能就此否定它在整个人类发挥史上中极其重要的作用，理想的失败是伟大的失败。乌托邦主义者最终死去，但乌托邦将会继续影响下一代的人去反思去追寻，去向美向善前进。
乌托邦在当今中国现实中的文化位置和命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冲破传统的藩离，从西方文学汲取养料，打开文学的视野。格非与马原、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一样，沉迷于西方文学所带来的新奇感，执着文本的形式。
九十年代，先锋作家陷入了写作困境。格非说，中国作家在经过了许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该重新考虑“写什么”这个问题了。
文学是人的文学，关注的应该是“人”。可文学不仅是描绘人的生存的文学，而更应该是为人谋发展的文学。如何关注个体的存在，如何回到现实？如何从形式上过渡到文本的内容，这成为先锋作家探索的命题。
当他们感到精神无所依托的恐慌和焦虑，他们有的皈依了宗教，有的回归了传统。无论是哪种方式，他们都是想在自己的文本中重建新的世界图景作为精神引领。如格非的桃花源世界、北村的精神迷津、余华的人性寓言、苏童的欲望之流。
而乌托邦诗学在此就吸引包括格非在内的当代作家。总体来说，他们作品的社会性比艺术价值更突出。而格非就是要通过呈现人类乌托邦图景来反思和揭示人类生存的迷津。
正如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没有乌托邦理念的人就是没有理想追求的个人，那生命之花就会迅速陨落，没有乌托邦的社会甚至会倒退。
针对目前利己主义的盛行，人性道德滑坡，社会伦理败坏，文明伦理的人性精神急需重建。有论者熊修雨就曾指出：“当代乌托邦要做的是拯救人性。”
拿什么拯救，下一个乌托邦又是如何的？我们知道人性存在欠缺，世界永远无法完美。乌托邦似乎终将无法实现。
格非也曾说过：“写作不过是对个体生命与存在状态之间关系的象征性解释。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仿佛在一条幽暗的树林中摸索着道路。”
那么乌托邦的精神应该是既永不止步又永不坐实，对未来永葆一种求知探索的精神。它是人类对美好、理想的世界的渴求。让文本的乌托邦跟现实互为镜像，让我们在反思中探索来路。我觉得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只要知识分子拿起笔将人文情怀继续延续下去，那乌托邦的精神就永远不会消失。
始终在路上，并不断反思探索才是乌托邦的内涵,而格非《山河入梦》就是这样一个探索的文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记录的百年乌托邦实践史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殷鉴。
人类的生存一直在路上，在前行中我们需要有梦想，也需要不断地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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