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壇
文壇是一群人，大家因為文學聚在了一塊兒，時散時聚，沒有定式。有人出了大名，有著眾多粉絲，參加各樣會議，把生活搞得轟轟烈烈，色彩斑斕。有人默默耕耘，沒有名氣也沒多大建樹，但心裡很踏實，很快樂，把寫作當成了一種生存狀態。
我大概屬於後者。
細想想進入文壇已經近四十年，文壇裡的事兒一言難盡，文壇的眾多文友每一個人都有無盡的故事，都有值得我細細說道的友情，溫馨、苦澀、歡樂、淒涼，五味雜陳。倒在桌上，五光十色，如珠如璣，不知該撿拾哪個。
我最初在工廠醫院工作，病房的病號愛看雜誌，20世紀70年代電視不普及，雜誌剛剛復甦，往往一本文學雜誌被傳遍病房，十分珍貴。我看了雜誌上的文章，覺得我也能寫，就寫了一篇小說，寄到《延河》雜誌去了，因為《延河》在西安建國路，是陝西的雜誌。寄出後並沒怎樣盼望，知道自己水平不行，也沒有名氣，沒有背景，過紅鹽白米的日子才是本分。當時家裡負擔重，我每月工資36塊，還有小孩，丈夫是個教書的，掙的工資也有限。
有一天收到《延河》一封信，打開看是《延河》小說組組長路遙寫的，信裡稱讚了我的小說文筆流暢、老練，他以為我是位老作者，用了筆名。信末說了一句：葉廣芩你到底是誰？遺憾的是我也不知道路遙是誰，我不是文學圈子裡的人，平時也不關注活躍在當時文壇的寫家。那時候盛傳一篇傷痕小說《怎麼辦》，寫得很好看，到現在我也不知作者是誰，主要是不關心。記得工廠裡有幾個青工，曾經約我去新城劇場聽賈平凹、和谷、商子雍們的文學講座，我問賈平凹是誰，他們說是西安的一個青年作家，我說，小孩呀！就沒去。後來賈平凹名氣越來越大，我才知道，原來這是個人物呢。20年後我和賈平凹在一個單位上班，低頭不見抬頭見，想想當初被我呼為“小孩”的文聯主席，有隔世之感。
我發往《延河》的那篇小說最初是編輯王小新看了，送路遙終審，路遙就寫了那封信。小說刊出，編輯部寄來76塊錢稿費，這對我是筆不小的數目，我用它買了兩斤毛線，給自己打了件寬寬敞敞的毛衣，因為我沒有毛衣。那是我掙的第一筆額外的錢。
（老作家杜鵬程1991年5月最後的留影）
小說刊出後接到老作家杜鵬程打來的電話，約我到省作協談談。當時我有點兒受寵若驚，一位全國知名大家，找我這個只發表過一篇小說的作者談話，會是真的嗎？我去了，杜鵬程住在作協的一間平房裡，穿著農民式的黑棉襖，矮小瘦弱，全沒有小說《保衛延安》裡叱吒風雲的氣勢。杜老隨和親切，整整用了一個下午，將我的小說逐段分析修改，末了將改好的雜誌交給我說，這個你拿去，將來你出集子的時候就照我改過的收進去。
天哪，老頭連我將來出集子的事兒都考慮到了，好像我真像回事兒，真能把這條道走到底似的。但是，老人對文學的敬畏精神、認真態度深深打動了我，對後輩的扶植、愛護，讓我一踏上文學之路便走在正道上，這是我的福氣。在以後我十幾年的編輯生涯中，時刻不敢忘記老人的教誨，在對待業餘作者的作品上，從不敢掉以輕心，不敢有絲毫怠慢。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沒幾個月，我便接到了省作協通知，讓我參加第四期“讀書會”，脫產三個月集中讀書學習。說實在的，我沒有進入一個新領域的精神準備，我是學醫的，我就想好好當一個家庭主婦，上著簡單的班，相夫教子，過溫馨的小日子。學習班設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去報到那天，我磨磨蹭蹭不想去，一直捱到了晚上九點，後來我丈夫用自行車把我馱去了。我站在街拐角的路燈下，死活不進去。他說，不行你就回來，對你來說，文學的大門就這麼難進？！
我說，我還是害怕。
他問我怕什麼，我說怕那些作家。
讀書會一共11個人，領導我們的是作協幹部黃桂花，她是一個四川籍的胖大姐，美食家。學習班有市文聯的評論家李健民、陝西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李佩芝、漢中工廠的幹部韓起、漢中文聯的作家王蓬、咸陽創研室的作家文蘭、寶雞文聯的作家李昶怡、涇陽文化館的詩人馬林帆、銅川煤礦宣傳部的黃衛平、渭南的老漢王勇、興平的工人小夥裴寧，加上我一共11個人。仔細分析這11個人，大部分從事文學文化工作，其中李健民、李佩芝、馬林帆、文蘭在社會上已經相當有名氣，黃衛平、裴寧等人也發表了不少文章，只有我，是隻發表過一篇小說的業餘作者。所以，在班裡我只有虛心請教的份兒，開會輕易不敢張嘴，大家都說我的性格內向，其實是膽怯。學員們大部分是省作協會員，我不敢有當會員的奢望，悄悄問老大哥馬林帆，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加入省作協？馬林帆告訴了我一個大概，我知道自己還差得遠。學習班發稿紙和信箋，上面有“西安作家協會”字樣，我很珍貴地節省著使用，把它們保留至今，儘管那些紙已經發黃髮脆，也仍舊留存著。那是一個普通人對作家協會的崇敬和嚮往，對文學的憧憬和喜愛。
學習班最後一個月是到南方遊歷，此時我們彼此已經熟悉了，我還記得，我、文蘭、李佩芝、李昶怡等人站在武漢長江大橋上對著滾滾的江水發誓，苟富貴勿相忘，無論哪個將來出名了，都不能忘卻朋友，否則就……
一晃三十多年過去，當年發誓的人中現在只剩了我和文蘭，這使得我們的友情越發顯得彌足珍貴，對逝去生命的更加敬重和對今日生活的感激，這份情感恐怕要珍藏一生了。
遊歷回來連著發了幾個短篇，我發現寫作對我來說其實不是那麼難的事情，我知道自己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藝術感受力，大概是兒時戲看得多，書讀得雜，內心世界豐富的緣故吧。20世紀80年代初期，省作協的活動非常多，動輒就把作者們約了來，有時候在作協的禮堂，有時候在文化局招待所，聽專家講課，聽領導講精神，一大幫“作家”，進進出出繁榮熱鬧，大家都很熟悉，像個大家庭。給我們講課的有老一輩作家胡採、杜鵬程、董得理、王汶石，年輕的有肖雲儒、白描，我很愛聽他們的課，只要授課，我基本一次不落。
在一次新春茶話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路遙，他說，他想象中的葉廣芩可不是這個樣子。我問什麼樣子，他說老態龍鍾。我說我會老態龍鍾的。他介紹自己，說自己是雜種，漢人和匈奴的雜交，所以他的性情有些桀驁不馴，有些不太合群。在我以後和路遙的接觸中，明顯感到他思想言談的獨到，與眾不同，是個有理想、有魄力，堅韌不拔的作家。有一回國慶節，我和愛人、孩子逛街路過作協，順便彎了進去，偌大院子空空曠曠，滿地落葉一片淒涼。院中有間小屋開著門，我走過去，發現是路遙在伏案謄寫稿子，抄好的，沒抄的，將睡覺的門板堆得滿滿的。門板就架在幾摞磚頭之上，桌子上扔著中午吃剩的飯……我說，大過節的，太艱苦了，像是坐禁閉寫檢查。路遙說，寫作就是寫檢查，心靈的檢查。
我明白了寫作是一件很孤獨、很寂寞、很痛苦的事情，這是一個人的戰爭。坐不得冷板凳，耐不住清冷的不要當作家。既然走上了這條充滿荊棘的不歸之路，多苦多難也要走到底，不可半途而廢。
經常去的地方是《延河》編輯部，不是為稿件，就是為跟他們說說話，聽聽他們對文學的見地，瞭解一下全國文壇的情況。編輯部有兩位可親的大姐，高平和聞彬，她們說話輕聲細語，性格平靜如水，我很喜歡她們。路萌是老編輯，每回給他送稿件我心裡都非常不安，怕看他那雙眼睛，他的眼睛充滿睿智，能洞察一切。主要原因是，我的稿件很多時候寫得並不怎樣好，我怕他說，這樣的貨色也敢拿到這兒來！
我對自己的寫作永遠沒有自信，包括現在。
1982年5月22日，胡採（前排右三）杜鵬程（前排左三）、李若冰（後排右二）、王汶石（後排右三）、路遙（後排左二）、肖雲儒（前排右一）、修軍（後排左三）、卜昭文（前排左一）、胡小海（後排左一）、魯雄錄（前排左二）、趙向紅（前排右二）曹谷溪（後排右一）等人在梧桐園合影
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留學從日本回來，得到的第一個消息是杜鵬程故去了，第二個消息是路遙得了茅盾文學獎，悲喜相加，讓人說不出話來。我讓《延河》編輯子心陪我到杜老家去，望著遺像，我著著實實痛哭了一場，對這位領著我步入文壇的長者，我至今感念頗深，這份恩情我永遠不能忘記，我會記著老人的教誨，勤懇地創作，不為虛華所動，做一個本本分分的作家，做一個善良的、充滿愛心的人。從杜家出來，子心和我去看望路遙，路遙正坐在凳子上洗腳，燈光下，他的臉色發青發暗，我問他身體怎麼樣，他說好著呢。其實那個時候他已經病得很重了，他不願意說，不願意將自己虛弱、痛苦的一面示人，這大概是陝北漢子倔強不服輸的一面。一直到他病重住院，他除了幾個至親以外，拒絕任何人去探望，這需要多麼大的毅力和韌勁啊，我怕是不行。
大約是1993年深秋的一個早晨，我在白水煤礦董川夫那裡，早飯後我們在山坡上散步，從廣播裡我聽到了路遙去世的消息。渭北原上，周圍寒風瑟瑟，枯草搖曳，霧靄從地下升起，我面對荒野，對董川夫說，路遙走了……
董川夫說，走了……他還很年輕。
是的，當時我們都還年輕，對死的理解比較簡單直接，除了感到沮喪和酸苦，便是一種兔死狐悲的難言失落。
這種失落是接二連三的，那一段時候不知是怎麼了，我的文學夥伴們在年紀輕輕的時候，便如同枯乾的玉米粒，一顆顆掉落下來。
“讀書會”的同學李健民，在政協會上舉手表決的時候，突然倒在桌子上，再沒有醒過來。
“讀書會”的同學李佩芝，一個美麗又細膩的女性，全國知名度很高的散文家，她寫的《小屋》，至今許多人還記得。在讀書會里，只有我和她兩個女學員，我們倆走得最近。在陝西女作家中，李佩芝的文筆是最好的！她得了癌症，住在醫學院的病房裡。我去看她，進病房前先調整了情緒，但是忍不住我還是哭了。李佩芝在病床上靜靜地看著我，面帶微笑，最終她對我說，你的手錶很好看。
寶雞李昶怡也得了不好的病，我和西安文聯的朱文傑、商子秦去看望他，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我看見他摸索著用手指在穿衣鏡上畫了一隻肥碩的老鼠，我的心在發顫，李昶怡、朱文傑和我都是屬老鼠的，我們是同齡人。他的月份比我和朱文傑大，是大老鼠，沒多久，大老鼠走了……
鄒志安，禮泉人，人稱陝西文壇上的一匹黑馬，他寫的中篇小說在全國得了優秀小說獎，我對他十分敬重和欽佩。他亦是因病住院，住在大差市的商業醫院裡。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我去看望他，看來他的心情很好，我的心情也很好，他笑著對我說，連你也來看我了，可見我已病入膏肓，救不得了。我說，你別瞎想，你好著呢！
離開的時候，鄒志安把我送出樓道說，葉廣芩，咱們就此別過。再見啦！
看著他的精神頭和體質，我想雖然病情不好，也說不定會有奇蹟發生。
但是那一語雙關的“就此別過”卻真的成了我們的永訣。
接下來還有……
我不想再寫下去。
田長山和李星是我的文學摯友，我們經常一塊兒在茶館裡喝茶。那時候，我的創作正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家族小說的進入，讓我懵懂忐忑，有些拿捏不住分寸，語言的輕飄、結構的把握在我都是問題。兩位老大哥對我說話比較直接，不客氣。田長山對我的創作幾乎沒說過什麼好話，對我的作品他好像從來沒有滿意過，甚至說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言辭，但我知道他是出於真心，這樣逼得我在生活中不斷讀書，寫作上力求深入沉穩，努力顯出自己的創作風格。李星批評相對柔和，但是找毛病找得非常準，喝完茶，你回家慢慢想去吧，那比聽一堂課收穫還大。作家特別是還不太成熟的作家能有這樣的朋友真是幸運。一針見血，就是讓你痛，痛了你才會努力地追求，才會知道自己的不足。可惜，現在坦誠、尖銳的批評少了，作家們聽不同意見也打了折扣，時代在變，人也在變。
想念那些文壇諍友。
8-1996年全國笫五次作代會。左起：王蓬，陳忠實，葉廣芩，賈平凹，閻綱，劉成章，白描
我看重和文學朋友的友誼，有些回憶富有戲劇性，很珍貴。20世紀80年代初，有一天我走在岐山縣城的大街上，天氣很熱，體育場在開槍斃人的公審大會，大喇叭口號陣陣，亂哄哄的。我一邊走一邊啃一塊才買的大鍋盔，滿嘴掉渣，又幹又噎，伸脖子瞪眼，模樣不怎麼樣。我知道小縣城裡沒有熟人，就表現得很放肆，很不吝。猛聽得馬路對面有人叫我名字，望過去才發現是岐山的農民馮積岐，他揹著一個大面口袋，沾得半拉臉都是白麵，穿著布鞋、掉角褲子，很是原生態。馮積岐是當地業餘作者，我們一塊兒在省作協開過青年創作會，有過一面之交。那次馬路相見，彼此形象都不夠精彩，都是在社會最基層趴著的小人物，臉上都沒有掛油彩，可謂是赤誠相見了。後來，馮積岐當了省作協專業作家，到扶風掛職副縣長，我也到了文聯工作，在他《村子》作品研討會上，我們說起了那次會面，與會者聽了都哈哈一笑，可是隻有我們知道，從底層走出來的業餘作者，破繭而出是多麼的艱難，沒有長期堅持不懈的寫作，沒有多年不停筆的文字磨礪，沒有鍥而不捨的一再堅持，沒有年深日久的冷落寂寞，不可能得到讀者的認可。
後來我調到報社文藝部工作。在我的工作歷程上，發生過一個重要轉折，1994年，我成了待業中年，沒有單位，沒有工資，整整大半年在家裡晃盪，哪裡還有心情寫作。我們這一代人，向來將“單位”看得重，在黨的單位裡幹了大半輩子，突然你什麼都不是了，我怎能心甘！無奈中我想到了作協，想到了平時的作家朋友，我找到了賈平凹。我說，平凹你得救我，現在我什麼都沒了，我得吃飯，得有單位管。賈平凹問我什麼意思，我說了大概情況，說你們得收留我。賈平凹說他會在文聯黨組會上竭力促成，但是黨組的蘇裕生、周大鵬、馮明軒也需要我找人去做工作，讓人家對我有所瞭解。於是我又找到了陳忠實，陳忠實非常爽快，一口答應了。這樣，很快我調進了西安文聯，在賈平凹的推薦下，在創研室當了一名專業作家。
什麼是朋友呢？這就是朋友。平時極少來往，淡泊相處，在關鍵的時候幫你一把，讓你邁過這道坎兒。現在調動需要請客送禮，甚至塞銀子，而當時我沒給人家送任何東西，包括一本書。我想，為求人而送禮，難道彼此間的友情和信賴就值這點兒東西嗎？我們應該學會助人，更應該學會感恩，無論什麼時候，無論走到天涯海角，文學朋友的知遇之恩我永遠銘記在心。文聯單位的接納、扶植我要以真情來報答。
48歲的時候我成了專業作家，開始正式思考文學，思考寫作這件事情，作家協會為我搭起了這個平臺，創造了極好的寫作條件，這份情意、這份關切陪伴著我，罩護著我，讓我從1995年一直走來，還將走下去。
暖意融融。
（本文選自陝西省作家協會成立60週年（1954—2014）紀念叢書——《作家與作家協會》 葉廣芩《我和文壇》）
葉廣芩
葉廣芩，北京市人（在居西安），滿族。1948年出生北京。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原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西安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省人大代表，西安市第十、十一屆政協委員，西安培華學院女子學院院長。曾被陝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有特殊貢獻專家”稱號。當今中國文壇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實力派女作家。中國作協第九屆全委會名譽委員。代表作品 有《本是同根生》《採桑子》《狀元媒》《青木川》等。中篇小說《夢也何曾到謝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長篇紀實文學《沒有日記的羅敷河》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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