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中，成為一個所謂著名的散文作家，這是一件完全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其實，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哪裡是在寫散文啊。因為生活中的變故和苦難，我不得不勸慰自己，開導自己，而我的資源只有哲學，手段只有文字，於是寫下了許多哲學性的感悟和思考，這些東西便被人稱作了哲理散文。同時，由於變故導致的心情，我難以潛心做系統的學術工作和寫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變故頻繁的若干年裡，我寫的散文數量最多，質量也比較高。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個外力把我從一條軌道上撞到了另一條軌道上。可是，我因此脫離哲學的軌道了嗎？我相信沒有。在我迄今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這樣一個時候，我從哲學那裡獲得瞭如此重要的幫助，為此我對哲學滿懷感激。
在此之後，彷彿由於慣性，我仍寫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時間，因為所謂名氣，約稿特別多，我又不善於拒絕，不免寫了一些臭文章，對自己並無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問題發表了議論。好在我對這種情況及時引起了警惕，下決心基本上謝絕了約稿。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我的寫作必須同時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時也是收穫。人們看見他把一個句子、一本書給予這個世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倉庫裡又放進了一些可靠的財富。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凡是我不屑於放進自己的精神倉庫裡去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寫，不管它們能給我換來怎樣的外在利益。
回過頭去看，我的寫作之路與我的心靈之路是相當統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尋求覺悟和走向超脫的歷程。我原是一個易感的人，容易為情所困，跳不出來。我又是一個天性悲觀的人，從小就想死亡的問題，容易看破紅塵。因此，我面臨雙重的危險，既可能毀於色，也可能墮入空。我的一生實際上都是在與這兩種危險作鬥爭，在色與空之間尋找一個安全的中間地帶。我在尋找一種狀態，能夠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極，我的寫作就是藉助於哲學尋找這種狀態的過程。
經常有人對我說，他們通過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內心既寧靜又有激情，我對人生看得很透徹卻仍充滿理想主義，相反的因素結合得十分和諧。我不敢說我真的達到了這種境界，但我自信正在形成一種比較成熟的生命態度，這種態度體現了我的個性與世界之間的恰當關係。我還相信，我今天的生命狀態和寫作狀態包容了我的全部過去，我童年和少年時的敏感，讀大學時的熱愛文學和對生命感受的看重，畢業後山居生活中的淡泊心境，生命各階段上內心深處時隱時顯的哲學性追問，彷彿都在為這種狀態做著準備，並在其中找到了歸宿。
我的一些朋友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響社會進程。我不給自己樹這樣的目標。我寫作從來不是為了影響世界，而只是為了安頓自己。我的所思所寫基本上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也許正因為如此，寫出的東西才會對那些面臨著相似問題的人有所啟迪，從而間接地產生了影響社會的效果。一個作品如果對於作者自己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它就對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具有這種價值。自救是任何一種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沒有自救的覺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虛榮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熱中於做君王或民眾的導師，實際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眾的優伶，部分的原因也許在這裡。
我的書帶給我的最寶貴收穫之一是友誼。多年前，一個在法國長大的美麗女子捧著鮮花來訪問我，跟我談《妞妞》，說她沒想到中國有這樣的作家，思想與歐洲人接近，是人類性的，這番話使我立刻信任了她。另一位可愛的女子出於喜歡而把我的作品錄了音，刻成光盤，分送給許多人。她把光盤帶來讓我聽，朗誦得真好，自然的聲音，飽含真實的感情，我彷彿不是在聽自己的作品，那些話語好像是從另一個靈魂中發出，並且使我感動。大洋彼岸一位女士給我發電子信，說她最欣賞我對那些看不見的事物的“看見”和那種低調的執著，我心中嘆為知音。在一次活動中，偶遇江鑄久、芮乃偉圍棋九段，先生把太太介紹給我，落落大方地說：“她很喜歡你的書，自己不好意思跟你說。”我與這一對高智商但又極其質樸的夫婦從此成了好朋友。
經常有人揶揄說，我的書獨受女性青睞。我在網上看到，大學裡曾經流傳一句話：“男生不可不讀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讀周國平。”我的確擁有一大批熱心的女讀者，對此我只感到愉快，絲毫不覺得難為情。我揣測，女性之所以喜歡我的書，原因可能有二。
第一，我比較能夠欣賞女性並體會她們的心理，誰不喜歡聽中肯的恭維呀。
第二，女性離功利戰場比男性遠，心比較靜，又看重情感生活，容易與我的價值取向產生共鳴。
然而，我知道，我不只擁有女性讀者，確確實實還擁有許多忠實的男性讀者。比如說，一個公司老總，身材魁梧，性格粗獷，一米八幾的個子開一輛大三菱，在不惑之年突然迷上了我的書，那樣天真地向我坦言，他從此才開始思考人生。不過，我無需在這裡舉證了，如有必要，自會有各界男士為我作證的。我常常遇見一些政界和企業界人士，他們在學生時代都曾經喜歡我的書，現在已走上關鍵的崗位。當他們向我敘述自己的閱讀史時，我心中既感動又深感欣慰。
我的作品為我在專業範圍之外贏得了廣大讀者，同時也使我在一些專業人士那裡遭到了不務正業的譏評。好在我對此不太在意，當我做著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時候，別人的褒貶是不重要的。對於我來說，不存在正業副業之分，凡是出自內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業。若一定要說專業才是正業，那麼，我的專業是哲學，而我所寫的多數作品完全沒有離開哲學的範疇。
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寫作始終圍繞著那些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例如生命的意義、死亡、時間與自我、愛與孤獨、苦難與幸福、靈魂與超越等。在現代商業化社會里，這些問題由於被遺忘而變得愈發尖銳，成為現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我想，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我的作品才會獲得比較廣泛的共鳴。我不過是在用文學的方式談哲學，如果認為哲學只能有學術論著一種表達方式，是對哲學史的無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盧梭、伏爾泰、尼采甚至柏拉圖就可以了。從讀者的接受來說，這麼多人通過我的作品領略了哲學的魅力，走近了哲學，這使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學事業。我絲毫不低估學術工作的重要性，並且對踏實地做著這種工作並且取得了成績的同行懷有敬意。就我自己而言，我不願意做所謂純學術研究，而寧願以我的方式把學術工作納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體軌道。
我當然不是一個脫俗到了拒絕名聲的人，但是，比名聲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須為自己的心靈保留一個自由的空間，一種內在的從容和悠閒。唯有保持這樣一種內在狀態，我在寫作時才能真正品嚐到精神的快樂。我的寫作應該同時也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無論什麼東西威脅到了我所珍惜的這種內在狀態，我只能堅決抵制。說到底，這也只是一種權衡利弊，一種自我保護罷了。
如果我的寫作缺乏足夠的內在動力，就讓我什麼也不寫，什麼也寫不出好了。一種沒有內在動力的寫作不過是一種技藝，我已經發現，人一旦掌握了某種技藝，就很容易受這種技藝的限制和支配，像工匠一樣沉湎其中，以為這就是人生意義之所在，甚至以為這就是整個世界。可是，跳出來看一看，世界大得很，無論在何種技藝中生活一輩子終歸都是可憐的。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充實完整的內在生活，而不是寫作或別的什麼。如果沒有，身體在外部世界裡做什麼都無所謂，寫作、繪畫、探險、行善等等都沒有根本的價值。反之，一個人就可以把所有這些活動當作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
閱讀更多 周國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