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穎一，現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曾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美國斯坦福大學和馬里蘭大學，早年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這是他的一篇演講稿，對中國教育做的評論。
我是一名經濟學者，有三個原因讓我對教育問題有極大的興趣：
一是我的求學經歷（清華、哥倫比亞、耶魯、哈佛）
二是我的執教經歷（斯坦福、馬里蘭、伯克利加州、清華）
三是我在清華經管學院擔任院長至今8年多的經歷。
由於我並沒有受過教育學系統訓練，所以不熟悉教育學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實踐者，所以我就從直觀的觀察開始。
首先，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中國教育的成績。中國過去35年經濟高速增長，如果教育完全失敗，這是不可能的。不過，肯定成績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點子上並不容易。
我的第一個觀察是，中國在大規模的基礎知識和技能傳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較高。用統計學的語言，叫做“均值”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較高。這是中國教育的重要優勢，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都望塵莫及的。這從“國際學生測評項目”中上海學生的表現，在三個科目（閱讀、數學、自然科學）中都名列前茅，可見一斑。當然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平均水平，但是在這個測評中，農民工子女比美國中產階級子女、藝術院校學生的數學比美國學生平均水平都要強，這更說明了問題。
我們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間對教育的投入，中國傳統文化對教育的重視，中國學生在學業上花的時間多，都是原因。經濟學家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師是否準時上課，學生是否有課本等十分初級的要求。雖然中國的基礎教育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教師的敬業程度還是令人欽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方面，按平均水平來看，都是可圈可點的。
這種教育優勢對推動中國經濟在低收入發展階段的增長非常重要，因為它適合“模仿和改進”的“追趕”作用，特別是在與開放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開放讓我們看到了先進，加上我們的畢業生基礎知識紮實，模仿能力強，掙錢動機更強，員工隊伍整齊，就有了很強的執行力，就追趕上來了，這在製造業非常明顯，即使是服務業也一樣。在引進先進的IT技術和管理流程，超級市場的收銀員、銀行的櫃檯服務、醫院的掛號和收費、出入關的檢查等重複性的、規律性的大規模操作，中國服務人員的速度和精準程度，甚至超過發達國家。
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學校“扼殺”潛在的傑出人才的問題。
我的第二個觀察是，與“均值”高同時出現的另一個現象是“方差”小，也就是傑出人才少。“方差”也是統計學的概念，是衡量一個隨機變量偏離平均數的累加起來的程度。簡單地說，“方差”小就是兩端的人少，出眾的人少，“傑出人才”少，“拔尖創新人才”少。
我們都知道，傑出人才的出現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說“天賦”的分佈在不同人種之間沒有太大差別的話，那麼出現傑出天賦的概率就應該與人口正相關。中國有13億多人口，但是至今沒有中國學者在中國大陸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這就表明了一種問題。還有其他證據說明問題。我們不用去同發達國家比，與印度的比較更有說服力，因為兩國的人口基數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國還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國，但是它在出現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國顯著。從我自己平常接觸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學院中的哈佛商學院、芝加哥商學院、康奈爾商學院、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的現任院長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國公司中，微軟、百事、德意志銀行、萬事達卡的現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還沒有中國人擔任這類商學院和跨國公司的CEO。
我們不否認中國人才中缺乏創造力，缺乏領導力，缺乏影響力。錢學森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我的直覺是，恐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傑出人才是“培養“出來的嗎？也許不是。傑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種有利的環境中“冒”出來的。所以創造環境（或者說“培育”）遠比“培養”更重要。這裡有深層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8月清華大學本科生開學典禮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龍江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都強調了中國學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問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來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這樣，但是後天會把它們磨滅。完全有可能的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變得越少。由此來看，正是我們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給“扼殺”了。再加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得不到培養，那學生怎麼可能有創造性呢？
因此，不是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我們的學校“扼殺”潛在的傑出人才的問題。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殺，在個性發展受壓抑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就減少了。
“方差”小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不同發展階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模仿和改進，人才“方差”小無關大局，甚至還是長處，只要“均值”不低。但進入中等收入後，當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時，“方差”小的後果就嚴重了，因為這影響創新，特別是顛覆性創新。這樣，我對中國教育問題的第一個和第二個觀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點，既能解釋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成就，又能預示在未來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
中國教育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
如果說在知識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話，那麼我的第三個觀察是，在人的素養、價值等方面，我們的問題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
低“均值”是指人們經常批評的人的素養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養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數。這在反腐中暴露出來的案件規模、程度中可領略，多麼讓人觸目驚心，不可思議。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識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錢理群先生講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中國教育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更嚴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沒有人格底線的人。
這就要來審視我們的“人才”觀了。正因為我們對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有緊迫感，所以就特別重視“才”。這種急功近利的結果呢？不但“傑出人才”的培養仍是問題，而且輕視對“人”的素養的培養會造成更嚴重的問題。我們講人的素養，是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備的基本做人準則，是人格底線。愛因斯坦早就說過：“學校的目標應該始終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 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對她的長子威廉說，“你在成為王子之前，先要成為一個人。”他們講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因此在我看來，中國教育的首要問題，還不是如何培養“傑出人才”的問題，而是如何培養真正的“人”的問題。
以上是我對當前中國教育問題和這些問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的三個觀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來概括：
一是我們的優勢是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均值”較高，這對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起了推動作用。
二是我們的劣勢是基礎知識特別是能力的“方差”太小，傑出人物太少。這就導致創新不足，對未來中國經濟以創新驅動發展非常不利。
三是教育除了為發展經濟服務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對人的素養培養和人的價值塑造以及對文明社會建設更為重要，而人的素養的“均值”低卻“方差”大，是中國實現“人的現代化”的重要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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