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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與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省相鄰。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經常聽到有人說去廣東打工這件事。
那時在我的印象中，廣東到處都是高樓大廈，走在路上都能撿到錢。至少聰根就這樣跟我說過，因為他在廣東的街上撿過5毛錢。
聰根的父母，是我們村最早一批去廣東打工的。那時候我超級羨慕他，羨慕他跟著爺爺奶奶生活，既不用受父母管制，還有很多零花錢花。
尤其是每到過年時，他爸媽總會從廣東帶回來很多我沒見過的東西——彩色電視機、小霸王遊戲機、DVD……
他家後來成了我們的“快樂大本營”，我們一放學就往他家跑，打遊戲，看碟，玩得不亦樂乎。
就這樣，聰根成了我們村上最自由的孩子。他不用幹農活，想去哪玩就去哪玩，當大家還沒出過村的時候，他就已經經常去鎮上的遊戲廳打遊戲了，後來，他還敢獨自搭車去縣城玩。
聰根的學習成績很差，一直留級。比我先上一年學的他，到最後還比我低一個年級，我上初中了，他還在小學。
那個年代的鄉下，“讀書無用論”很盛行，人們普遍覺得自己的小孩不可能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我們對於讀書這件事基本沒什麼感覺，反正上完三年初中，就會奔赴廣東等沿海地區打工賺錢。
聰根的父母就是這麼想的，每逢暑假，他們就會把聰根接到廣東去——讓他見識一下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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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小學4年級的時候，聰根開始得病了。起初是小腿上有點紅腫，他爺爺奶奶不懂，只是帶他去看看赤腳醫生，敷敷草藥。病情一拖再拖，到後來，小腿上開始灌膿，他爸媽依然沒有重視，年邁的爺爺奶奶繼續帶他看赤腳醫生，敷草藥。
就這樣敷了一兩年，以致於我們都習慣了，每次到他家就聞到一股熟悉的中藥味。有一回，我去他家，他正在敷草藥，我看到了他腳上那塊腐爛的地方，周圍暗黑的小腿表皮上有一個很深的洞，裡面似乎全是膿水，散發出一股腥臭味。他似乎習慣了，把草藥往上一鋪，用紗布快速包起來，很輕鬆的樣子。
有一回，我們騎自行去玩，他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上的傷口弄破了，一時間膿血往外噴湧。我被那個情景嚇呆了，他卻若無其事一樣，在路邊扯了一把青草，把腿上的膿血一擦，拿出一張紙，卷細來起插進腿上那個洞裡止血。
沒有誰知道這是什麼病。他的腿疾一年比一年嚴重，而他父母卻一直在廣東打工，在電話都極其稀缺的年代，一年到頭只有過年才回家，對於聰根的病情他們所知甚少。
那時候，我們都已經在長身體了，小時候他一直都比我高，上初中之後，我一下就超過他了，連比他小好幾歲的弟弟都比他高了。同齡的我們逐漸進入青春期，喉結凸起，開始變聲，他卻一直沒有變化。他的身體似乎一直停留在他生病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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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高中那年，聰根還在讀初三，初三沒念完，他便輟學了。自然地他去到了廣東他父母打工的地方。他腿上的病依然還沒好，他媽媽每天給他燉各種湯藥補品。半年之後，他爸媽終於把他帶去醫院檢查了。在醫院待了好幾個月之後，最後從惠州轉回到了我們本省的醫院。
那年過年他們沒有回家，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一直在醫院住院。他父母對聰根的病情諱莫如深，過完年後，聰根被送回了家，我以為他治好了。
回到家不到一星期，他便死了，年僅18歲。
聽我媽媽說，聰根得的是血癌，因為拖的時間太長，已經到了晚期，沒治了。聰根死之前，我大媽去他家看了一次。大媽說，那時聰根瘦的跟一隻小貓一樣，“已經不成人樣了”。
村裡人都在議論，說是他父母的漠不關心延誤了病情。從發病到離世，整整經歷了5、6年時間。期間，除了爺爺奶奶給他看赤腳醫生和敷中草藥，沒有去過任何正規的醫院。
聰根下葬的那一天，他爸爸嚎啕大哭，抱緊棺材不讓下葬。他媽更是從此之後腦子都不靈光了，說話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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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根大概是我們村裡最早的一批留守兒童。我上大學之後，村裡的留守兒童已經非常多了。他們和當年的聰根一樣，跟著爺爺奶奶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每次回家，我都能看到一批留著五顏六色頭髮的孩子，他們男男女女混在一起，通宵打牌看碟，睡到中午起床，騎著摩托車到處跑。他們父母都在外打工，一張張稚嫩又陌生的臉，我都認不出這些孩子誰是誰家的。
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學每年都在擴招，對我的家鄉卻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村裡的孩子別說是上大學就連上高中都寥寥無幾。由於父母不在身邊，他們通常都是沒念完初中就輟學，然後一起結伴去往廣東東莞、惠州等地打工，不停地從一個工廠跳到另一個工廠……
大二那年暑假，我也去到了惠州打暑假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踏上廣東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熱土。此時我才知道，原來聰根的父母這些年是在惠州一個叫龍溪鎮的地方打工。由於在那“深耕”多年，聰根的爸爸在那做上了一個小小的工頭，村裡的很多男人都放棄了種田投奔於他。
做了一個月的暑假工，回家前的一天晚上，我去到了惠州龍溪鎮。
那是一個木材加工工地，聰根他爸“萬生”和村裡的其他叔叔大伯都在這個工地謀生。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木材鋸成合適的尺寸，然後裝貨，運走。每月休一天，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純體力活，非常辛苦。只有到晚上他們才有少許的休息時間。
這跟我小時候對廣東的想象完全不一樣。這個地方在惠州偏遠的鄉下，跟我們老家差不多，他們乾的活比家裡的還要苦和累。來惠州這麼多年，他們沒有去過惠州市中心，也聽不懂一句粵語。
那天晚上7點左右，我們坐在工地的木頭上納涼。聰根他媽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接通後隔了幾秒鐘，她大喊了一聲：噶就要死啊。聲音中帶著一種巨大的驚恐和悲傷。我被她的聲音驚到了，心裡“咯噔”了一下，轉身去看她，發現她的手在狂抖不止。
我至今無法忘記這個畫面。我意識到她家裡肯定發生什麼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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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完電話，她就哭了，說春生的兒子“胖仔”在老家池塘淹死了。她邊說邊哭，“老天啊，這下這麼辦啊，我們這大家子就是時運不好，上輩子作了什麼孽……”
我知道，她肯定是想起自己的兒子聰根了。
春生是她家堂弟，40多歲，跟萬生一起在這個工地搬木頭，她在工地負責做飯。家裡打電話給春生並沒有直接說他兒子淹死了，而是說在醫院搶救。
當天晚上，春生便連夜回了家。
過了幾天，我也回家了。村裡的人都在議論這件事情，我聽他們還原了那天的經過：那天下午天氣很悶熱，剛下完了一場雨，胖仔和村裡幾個留守小孩去後山的池塘撈魚。胖仔剛撈到一條大魚，腳下忽然一滑，掉進了水坑。當時還沒有沉下去，手在水面上亂扒。同伴的幾個小孩試圖用手裡的雨傘讓他抓住，但沒有成功。
孩子們發現村裡的一個大人“四寶”在不遠處幹農活，便跑過去向他求救，哭著說，胖仔掉到水裡快淹死了，趕緊去救他。
四寶不知道是害怕還是什麼原因，他拒絕了孩子們的求救，說，“我不會游泳”。當時他讀高中的兒子“細狗”也在場，據幾個小孩描述，細狗當時說了句，“爸爸，我們回家吧，不關我們的事。”
就這樣，胖仔在水面上扒拉了一會之後，就沉下去了。
胖仔是幾個小孩中年齡最大的，當時10歲。等從家裡過來人把他撈上來的時候，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據現場的人描述，胖仔被撈起來之後，肚子鼓得很大，體重比一個大人還重，倒過來之後從嘴裡流出了很多汙水。
村裡的赤腳醫生簡單地看了一下，便斷定已經沒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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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是8月份，後山那個池塘已接近乾涸，只有幾個稍微深一點的地方還有一點點水。回來之後，我特意去後山看了看那個水坑，是池塘中一個小小的窪地，面積不足4平米，水也不深，一個大人下去，水不到胸口的位置，但足以淹沒一個小孩。
對於四寶不施救的行為，我覺得太不可思議，以為是小孩子們添油加醋，後來通過多方求證才知道都是真的，甚至有小孩當場給他下跪了。
據說，當天四寶回到家之後，不知道是心裡愧疚還是恐懼，他竟然大白天的跑到床上睡覺去了。
聰根的媽媽事後去責問他，“你當時為什麼見死不見啊？”
他說，“我不是男人。”
除此之外，春生一家再也沒有找過他要說法。他們兩家從此斷絕了來往。
春生痛失愛子，悲痛之餘，竟怪罪自己年邁的老母親，說她沒看管好胖仔。本來第二天，她就要把胖仔送到惠州去的，沒想竟在臨走前一天下午發生意外。
聰根的媽媽堅信，“這是命，逃不掉。”
我有幾次路過他家門口的時候，都看到春生的老母親仰躺在一個竹椅上一動不動，像是一團悲傷。
春生的老婆哭的死去活來，雖然還有兩個女兒，但胖仔是她唯一的兒子。後來，已過40歲的她去做了輸卵管復通手術，她家還想要一個男孩。很快她又懷孕了，但看上去蒼老了很多，
彷彿悲傷再也沒離開過她。春生處理完胖仔的後事之後，沒有回去龍溪的工地，他說，我現在做什麼都沒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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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回家，我才知道，原來春生老婆又生了一個女兒，可能因為年齡實在太大了，他們終於不再要生男孩了。
春生的兩個大女兒已經去廣東打工了，小女兒依然留在家裡給老母親帶。自從90年代末期打工潮在我們村興起以來，村裡的孩子被留守的命運似乎就很難改變。
《南方週末》報道稱，“目前中國共有6102.55萬的留守兒童，這個相當於英國全國人口數的巨大群體，長期過著沒有父母相陪的‘一個人’生活，而湮沒在歷史時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我一個堂弟，從小到大都是由爺爺奶奶帶大，到現在無法說出口，叫自己的父母爸爸媽媽。已經結婚生子的他，雖然工作很辛苦且收入不多，但依然堅持把小孩帶在身邊，而不肯交給正“年富力強”的父母帶。他媽媽很不解，他也不會溝通，只是不停地買各種育兒書籍看。她媽媽在村上跟人談起這事就唉聲嘆氣。
她大概永遠都不會知道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小時候，每次看到聰根的爸媽從廣東帶回來各種新奇玩意的時候，我就希望我爸媽也去廣東打工。現在，我覺得我算是幸運的——我的童年雖然不富有，但至少有父母的陪伴，我的童年生活沒有失控。
現在的家鄉，已經完全沒有了小時的模樣。中途回家，家鄉儼然是一個空巢村，人少的可憐，除了老人就是小孩，大片的田地荒蕪，村裡的野草卻長得很高。
改革開放解放家鄉的勞動力，讓他們擺脫了土地的束縛與桎梏，給這個閉塞的小村莊帶來了外面的世界、財富和自由。與此同時，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甚至是像聰根、胖仔那樣的留守兒童的生命。
就在前幾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條尋人啟事的消息，是四寶的女兒“園會”發出來的——她留守在老家的女兒於2016年5月20日在她婆家禮堂前走失了，至今沒有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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