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際剛先生是國家郵政局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戰略研究首席特邀專家，在產業經濟研究領域有著極高聲譽。本篇文章中，他立足於產業政策對於政府幹預市場的重要戰略作用，指出在新時期中國產業發展的國內外背景和條件發生很大變化的背景下，新時期中國產業政策調整的思路與框架，並提出了產業政策調整的若干建議。對新時期國家高質量發展，邁向產業強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與世界各國共贏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內 容 摘 要：
一國的發展需要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的有機結合，產業政策是實現這種結合的重要工具。產業政策的多重屬性決定了其不僅用以消除市場失靈，也是實現國家戰略、形成競爭優勢、保障產業安全的手段。中國廣泛地運用了產業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但成本也很高。新時期中國的發展形勢、戰略目標、主要任務與以往已有很大不同，產業政策應以建設產業強國為目標，以改善營商環境為核心，結合對特定產業、領域與對象的結構性安排，消除發展中的約束因素，增強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遵循“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彌補市場缺陷，強化功能性政策，優化選擇性政策，兼顧政策協調性，實現共贏國際化”等原則；根據形勢變化，適時做出調整。
關 鍵 詞：
產業政策 產業強國 市場
產業政策是政府出於某種目的（如經濟增長、結構優化、競爭力的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以及可持續發展等）而對產業、企業、要素等實施的干預（如引導、鼓勵、支持、協調、促進或限制等行為）。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面臨的發展形勢、國際環境、戰略目標、主要任務與以往已有很大不同，產業政策該做怎樣的調整，以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高質量發展，邁向產業強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與世界各國共贏發展，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
1
產業政策的多重屬性與多國的實踐
一國的發展需要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的有機結合，需要在不完美的市場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間找到平衡，產業政策正是實現這種結合和平衡的重要工具。產業政策具有多重屬性，它不僅用以消除市場失靈，也是實現國家戰略、形成競爭優勢、保障產業安全的手段。
市場機制主導產業發展的理論認為，一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由經濟自身的演化決定，並通過市場機制引導和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來實現。市場機制所形成的有競爭力的價格體系能夠充分反映一國要素稟賦的豐裕與稀缺，使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自發進入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實現經濟效率的優化。這些理論同時認為，政府要努力消除人為干預，制定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制度和培育保證參與產業轉型升級行為自由公平的環境，這比投資於扶持產業調整的行為更可取。
事實上，市場並非完美和萬能。經濟在運行過程中存在不完全競爭、外部性、信息不完備和公共物品等，單純的市場機制使市場參與者的理性選擇常常會導致一些領域的過度擴張和產能過剩，而另一些領域則可能出現生產不足與嚴重短缺，甚至產生經濟危機，導致資源配置的巨大浪費。當出現結構升級或調整的需求時，在純市場環境下，產業往往難以自發地完成結構變動，而需外力推動，這時產業政策的重要作用就突顯出來。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產業政策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和作用。產業政策往往是不發達國家促進其經濟較快發展並縮小與發達國家差距，甚至趕超發達國家的重要政策工具，並得到了不少理論的支持。 “大推進理論”（羅森斯坦一羅丹）、“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李斯特、穆勒等）、“趕超理論”（Abramoitz、李斯特）和“後發優勢理論”（Alexander Gerchenkron、Brezis、Paul Krugman）、“增長極理論”、“中心外圍理論”、“聯繫效應理論”、“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等都從不同角度論證了這一點。
實踐中，各國根據國情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是一種普遍做法。即使是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產業政策也從未退出歷史舞臺。美、歐等通過法律、科技、財政、稅收、貿易、反壟斷等多種形式體現產業政策。如為了順應新科技和產業革命發展趨勢，加速製造業升級步伐，美國在2009年推出了“重振製造業政策框架”，2010年推出“美國製造業促進法案”，2011年推出“先進製造業夥伴計劃”，2012年“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與“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歐盟推出了“歐盟2020戰略”，德國推出了“工業4.0”戰略，英國推出“英國製造2050”，法國推出“新工業法國計劃”。特別是，近期特朗普政府實施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就是為了推動美國製造業發展，增強美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追趕型經濟體則是通過學習先行發達國家的經驗，利用產業政策來實現重點產業的追趕，並在此後的產業轉型升級進程中繼續發揮助推作用，日本和韓國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日本“傾斜式、選擇性的產業政策”通過扶持主導產業的發展，實現結構調整，引導社會資源重新組合和再分配，實現國家干預和市場機制的協調統一。韓國的產業政策在經濟發展中處於核心地位，從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重化工業化到技術立國等，無一不是產業政策的反映。
轉型經濟體因為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正在構建和完善之中，政府通過產業政策發揮作用來彌補市場的不足更是十分普遍的做法。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第三次執政後，提出 “新型工業化”基礎上的產業政策調整戰略，這種新產業政策不同於蘇聯時期國家包攬一切的做法，而是將創新政策、結構優化政策和投資政策結合在一起。
可以說，無論是17世紀以後大英帝國的崛起，還是後來成功複製英國工業革命的國家，比如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以及戰後崛起的新加坡、韓國，都與政府採納了正確的產業政策密不可分。世界銀行對全球13個二戰後以超過7%的增長率持續增長25年以上的經濟體的研究表明，這些國家實現經濟成功趕超的重要因素除了市場配置資源以外，就是它們都具有適當的政治領導體制和執行力強、奉行實用主義的政府。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佈的《世界投資報告2018》指出，為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機遇與挑戰，在過去十年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至少有101個經濟體（佔全球GDP的90%以上）出臺了正式的產業發展戰略。
但要看到，因經濟體制、政府管理、社會結構、發展戰略、發展階段、產業重點等差異，各國產業政策的目標、範圍、著力點、政策工具、績效有很大不同。總體上，凡能根據形勢變化適時調整產業政策的國家，發展績效總體良好；反之，發展績效則不太理想。
2
從戰略層面看，
中國的產業政策總體上是成功的，
但成本也很高
中國是世界上廣泛、深度運用產業政策的國家之一。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建立起了全面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生產流通什麼、誰來生產流通、生產流通多少主要由政府計劃確定。為了儘快擺脫落後的工業狀況，通過學習蘇聯的經驗，中國實施了政府主導下的工業化戰略、不平衡發展模式，運用計劃全方位配置要素資源，集中全國、全民的力量，調動各種資源與要素向重點工業、重點企業傾斜，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實現追趕目標。
改革開放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範圍不斷擴大，市場機制的作用不斷增強。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在結構調整、規模擴張、產業升級、國際化等方面的重要促進作用。產業政策逐步從以計劃為主轉向以規劃為主，從直接干預轉向間接干預，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必要的行政等多種手段。四十年的產業發展成就表明，從戰略層面看，產業政策的目標基本達到。但從戰術層面看，還存在政策體系不健全、不當政府幹預、部門利益固化、政策尋租空間大、未能有效協調地方間的分工等突出問題，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重複建設嚴重等一直未能有效解決。此外，產業政策在促進結構優化與升級方面發揮的作用還不盡人意。產業政策與相關政策缺乏協調。這些狀況引發了人們對產業政策的質疑，甚至少數國家指責中國的產業政策有損公平與競爭。
綜上，對產業政策的認識需系統與辯證，不能因產業政策的成效而否定市場機制，也不能因實踐中的問題而否定產業政策。恰恰相反，這正是新時期改進和完善產業政策的邏輯起點。
3
新時期中國產業發展的
背景和條件有了很大變化
這將對產業政策提出新的要求
（一）從國際看，全球化水平和全球技術供給已經有了質的躍升
1、全球化深入發展，其廣度和深度不可同日而語，世界已是平的，各國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賴性。交通、通信、互聯網、電子商務、社會網絡等快速發展，讓世界更像地球村。當前的全球化從要素流動的內容、範圍以及參與主體，已經與以往大不相同。生產、流通、貿易全球化縱深發展，各國間彼此相互依賴；全球分工體系發生重大變化，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已經形成；全球連接和全球流動不可阻擋；跨國企業和小微企業都能參與全球分工和協作。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創新全球化成為突出亮點。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資源要素在全球內加速流動和佈局。由於各國間連接和依賴增強，相互影響加深，中國、美國、歐盟這樣大的經濟體，其政策溢出效應顯著，對全球產業格局變動帶來更大影響。由此，國際合作更加緊密的同時，國際貿易摩擦也更容易發生。這就要求一國制定本國產業政策時，要考慮到外溢效應及相關國家的反應。
2、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在發生，全球新技術供給活躍，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提供了難得機遇。信息網絡技術在研發、設計、生產、流通、消費、金融深度應用與廣泛滲透。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技術正在成為新的增長點。所有這些推動全球進入由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主導的新時代，推動傳統企業邊界、產業組織結構的深刻變化。特別是，新產業革命所需的大量新技術尚處於早期，科技知識大都處於公共的並停留在實驗室階段，知識的意會性程度很低，處於這個階段的新技術革命幾乎會將所有國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線上”。某些新興或發展中國家甚至能比率先崛起的國家更適應新技術經濟範式的要求。如果新興經濟體或發展中國家能以更快的速度構築新技術體系，就能實現跳躍式發展，實現追趕目標。
（二）從國內看，中國發展階段、市場化水平、開放度已經有了很大提高
中國發展水平已有很大不同。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製造大國和世界第一大汽車市場，2013年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市場和全球最大物流市場，2014年吸引外資位列世界第一，2015年，對外投資額超過吸引外資數量。數據背後反映的是，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顯著提升，也表明中國與全球經濟更加密切的聯繫。
中國的發展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向後期邁進的階段（也有觀點認為已進入工業化後期），產業結構處於全面調整和升級的階段，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階段（2015年人均GDP已經超過8000美元），這個階段不同於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工業化初期、生產力水平低下、產業規模小的階段，也不同於21世紀頭十年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主導、產業規模急劇擴張的時期。從中國的技術進步特徵看，目前大致已經處於追趕階段末期，甚至進入“技術邊界共享前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徵是企業難以通過模仿和吸收以獲得新技術，而必須致力於自主研發。相對應地，經濟中的主導產業也從原先的重化工業和集成裝配工業向創新密集型部門轉變。
中國基本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系統，形成了完備的產業部門，搭建了數以百計的特色產業集群，掌握了當今國際主流的成熟技術，培養了規模龐大的中高端人才，形成了總量可觀、結構不斷提升的市場需求。發展到今天的時點，應該說上述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所需各種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中國的市場化水平和開放度已有很大不同。在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逐步得以發揮，初步建立起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場體系。多數行業競爭充分，價格機制、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在產業發展中發揮著核心作用。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無疑將加快完善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步伐。
中國形成了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全方位的開放格局。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加快推進貿易體制改革，積極營造公平、透明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市場的開放程度迅速提高。近幾年，中國與多國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對外資實施准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管理，實施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園區戰略，正在進行中美新一輪BIT談判。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形成一個開放範圍更廣、開放程度更深、開放層次更高的對外經濟新體制。
（三）中國面臨的產業問題和對產業的要求已經有了很大不同
過去，中國產業發展主要是解決短缺問題。近期，中國產業發展突出問題主要表現為，鋼鐵、煤炭等部分重化工業和部分新興產業產能過剩、工業和房地產等行業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下行、行業利潤下滑、工業出口持續大幅下降、行業和企業分化嚴重等。中長期看，多年以來中國產業發展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一直未能得到解決。
一是結構有待優化。農業基礎薄弱，現代農業發展不足；工業科技含量不高，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不快；服務體系不完整，服務業供給不足；交通、物流、原材料等仍是瓶頸產業；競爭性行業集中度偏低，壟斷產業競爭不足；產業佈局“結構趨同——產能過剩——惡性競爭——資源浪費”問題突出。
二是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弱。創新能力提升緩慢，關鍵、核心技術儲備不足，尖端技術、核心零部件製造與美歐日差距較大。製造業貿易增值程度很低，勞動生產率遠低於美歐日等發達國家；服務業缺少大企業集團和知名品牌，服務貿易逆差高；軟實力嚴重缺乏，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知識產權、標準意識淡薄。
三是發展不協調。農業、工業、服務業聯動不足；同一產業內、上下游產業、大中小企業之間缺乏協調；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不夠；中小和民營企業受市場壟斷和大型企業擠壓。
四是不可持續。產業發展的能源資源消耗強度大，如鋼鐵、煉油、乙烯、合成氨、電石等單位產品能耗較國際先進水平高出10%—20%；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原油、鐵礦石、鋁土礦、銅礦等重要能源資源進口依存度超過50%；隨著能源資源剛性需求持續上升，生態環境約束進一步加劇。
五是發展環境欠佳。政務、商務、法律、輿論、信用等環境並不理想，流通、物流、資金、信息和交易等成本較高，企業用工費用不斷攀升，使得產業發展的傳統比較優勢大為削弱。
六是包容性問題。食品藥品、工業交通安全事故時有發生；產業、企業和員工和諧度不高，一些企業未執行《勞動合同法》；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民工難以成為市民；部分傳統產業吸納就業能力下降；老齡化加深使產業正失去富有活力的勞動力大軍。
（四）中國產業發展面臨的挑戰已經有了很大不同
一是貿易摩擦和壁壘。面對中國的崛起，某些國家心態發生了變化，不再將中國的發展看成是機遇，而是當作威脅。近年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雙邊經貿關係變得複雜，不確定因素增多。一些國家正在努力推進新的貿易平臺建設，如TPP、TTIP等，中國連續18年成為遭受全球反傾銷調查最多的WTO成員，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遇到各種壓力。一些發達國家構築技術壁壘，嚴格控制高端技術、設備向中國出口。
二是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美國大力扶持製造業出口，通過加強貿易保護，限制國外產品對美國產品的競爭；德國將增加出口競爭力為其國家優先戰略；英國將鼓勵出口當作實現經濟更加平衡發展的途徑，通過進軍主要新興市場，實現英國製造業國際化；法國通過擴大出口信貸、放鬆出口管制、推動對外投資等措施增加其工業品競爭力；日本將擴大新興市場出口作為製造業振興的戰略重點。
三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重擠壓。發達國家已在一些戰略性產業取得重大突破，佔據了國際競爭制高點。同時，跨國公司主導全球供應鏈，掌控全球價值鏈高端。東南亞、南亞等國依靠廉價勞動力、土地、環境等優勢，承接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沒有新的突破，中國有可能陷入高端技不如人、低端又被轉移的“三明治陷阱”。
四是其它一些全球性挑戰。全球資源和人才爭奪、氣候變化、能源和糧食安全、水危機、流行性疾病、環境保護、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恐怖主義和地區衝突等對中國產業持續發展均有不同程度影響。
（五）中國產業未來發展目標有很大不同
中國產業規模已經做大，中國產業發展的中長期戰略目標是要實現“強、新、智、綠、聯、特”。
“強”：全面掌握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自主生產關鍵核心零部件；擁有大批世界水平的跨國企業、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產品和國際知名品牌，產品附加值高；具有國際規則和標準制定話語權，對全球供應鏈擁有較強控制力。
“新”：持續擁有新產品、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新工藝、新流程、新組織。
“綠”：主要產業單位增加值能耗、水耗、資源綜合利用率和廢氣減排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產品質量和生產流通安全有保障；產品符合消費者審美情趣。
“智”： 產業發展更多基於科技、知識、信息和創新，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和高技術化程度高。
“聯”：一、二、三產業聯動；東、中、西地區產業聯動；工業化與信息化聯動；產業與社會、地區良性互動；產業與文化融合發展；產學研用緊密銜接；產業鏈、產業間、企業間分工協作；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物物相聯、服務相聯。
“特”：中小企業專業化、精細化和特色化；區域性和本地化產業特色鮮明。
總起來看，背景、階段、問題和目標的變化，相應要求產業政策適時做出調整。
4
新時期中國產業政策
調整的思路與框架
（一）基本思路
新時期產業政策應以建設產業強國為目標，以改善營商環境為核心，結合對特定產業、領域、對象的結構性安排，消除產業發展中的制約因素，增強產業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
產業政策調整應遵循“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彌補市場缺陷，強化功能性政策，優化選擇性政策，兼顧政策協調性，實現共贏國際化”等原則，如圖1所示。
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產業政策要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產業由大變強、實現高質量發展等戰略目標為指引。
彌補市場缺陷。產業政策要彌補市場失靈，對沖市場機制運行的負面效應。培育與完善市場功能，實現與市場力量的有機結合。
強化功能性產業政策。營造產業發展的良好環境，激勵創新創業，提升產業發展的要素與公共服務支撐，規範市場主體行為等。
圖為產業政策制定的原則
優化選擇性產業政策。減少政府對特定產業的直接干預，將產業政策的作用嚴格限定在確實需要重點發展或解決問題的產業或領域。
兼顧相關政策協調。對不同政策統籌兼顧，促進產業政策與宏觀政策、開放政策、區域政策、社會政策、生態環境政策等協調。
致力國際共贏發展。將國內產業升級與全球產業格局調整結合起來。把握國際產業發展的趨勢，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促進國際產業分工與合作。根據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確立升級戰略與對策。
（二）基本框架
根據前述思路和原則，新時期產業政策框架體系至少應包括三大方面：
1.產業政策的核心內容。主要從戰略、制度、要素（如技術、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維度設計功能性政策和選擇性政策。
2.產業政策與相關政策協調。重點考慮產業政策與宏觀經濟、對外開放、區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等相關政策的協調。
3.產業政策的國際協調。立足於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主動參與國際分工，廣泛開展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新時期產業政策的基本框架
5
對新時期中國產業政策調整的建議
（一）明晰產業政策重點，完善實施、評估和調整機制
今後及未來較長一段時期產業政策應聚焦於：（1）未來必爭的戰略產業，如國防工業、尖端製造、下一代信息網絡、納米、生物技術等；（2）國際競爭力弱的領域，如幼稚性產業和需要實現進口替代的產業（數字機床、高端醫療器械、創新藥、航空物流、國際快遞、國際供應鏈以及產業標準、國際品牌等）；（3）傳統支柱產業轉型升級，如鋼鐵、煤炭、有色金屬、船舶等；（4）基礎產業中的國計民生領域，如戰略性資源、重大基礎設施等；（5）產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如“六基”（核心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基礎軟件、基礎研究和產業技術基礎）；（6）市場失靈領域，如節能環保、安全、應急、公共研發平臺、共性技術平臺、公共工程中心、公共檢測平臺、公共信息平臺等；（7）衰退產業轉移和退出；（8）產業融合、合作、協同、集聚；（9）創新中某些關鍵環節，如成果轉化、新技術擴散等；（10）基於國土開發目標的產業；（11）中小微企業；（12）推動要素升級與優化配置等。同時，要隨著形勢變化，做好產業政策的評估與動態調整工作，清理不合時宜的產業政策，制定出更合時宜和未來需要的政策。
引導各方資源向重點領域集聚的過程應側重反映創新績效、附加價值、核心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等，綜合運用“負面清單、准許清單、政府權力清單和企業信用清單”和“行業能效限額標準、產業汙染物排放標準、產品（服務）質量標準”等。
（二）從全球產業格局變動考慮相關產業政策設計
從全球產業格局變動來判斷中國產業自身的發展階段及需要實施的策略，如圖2所示的4*4網格，每個格子代表中國相關產業相對於全球產業發展的成熟度，並依此設計針對性的產業政策。
圖為 國內產業相對國際的階段性劃分
資料來源：本圖參考英國學者Livesey的研究成果
區域1的產業屬於在中國和全球均處於剛剛興起或成長的早期階段。這類產業適合在剛出現時就給予支持，具體應根據國內的市場規模和能力（如生產的規模和成本、研發實力等）來進行決策。如果要素條件比較理想，就應當努力發展並推動其進入區域3。
區域2的產業屬於國際上已經有所發展而國內剛剛興起。這類產業是迄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比較關注的，中國要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積極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或國際技術，努力實現能力追趕。
區域3的產業是中國在全球具有領先地位的產業。這類產業通常不需要明確的支持，但政府可以通過重點發展一個主導領域，以保持行業整體的領先。
區域4的產業在國內外均處於成熟或衰退階段。產業政策的重點應在於提升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為衰退的行業提供轉型支持，或採取保護政策以維持產業、保障就業等，或支持行業重組整合。
區域5的產業在國內已經成熟或衰退，但國際上卻處於剛剛興起或成長階段。通常情況是，允許這類產業合理轉移。
區域6的產業在國內只有少量穩定的生產商，但全球已經處於衰退。對於中國而言，這類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採取積極的產業政策是可行的，但考慮到這類產業國際市場處於衰退，政策的過度支持未必合適。
區域7的產業與區域6類似，在國內處於成長期而全球已經處於衰退，因具有比較優勢故可採取趕超政策。但是，要高度關注該產業的全球性趨勢，及時調整政策方向和力度。
（三）產業政策要推動市場機制的建設與完善
各次產業發展、產業間的聯繫、分工與合作以及新產業、新企業的成長，均應當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和活力，充分實現生產要素的自由、高效流動。
一是產業政策要推動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消除地區壁壘、部門壁壘。清理和廢止一切有礙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部門、地區規章，促進生產要素在部門間、地區間自由流動，最大限度提升經濟運行效率。
二是產業政策要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的企業一視同仁，消除規模歧視和所有制歧視。
三是產業政策要推動形成基於供需、反映市場稀缺程度、資源環境代價、外部性內部化的價格形成機制和競爭機制，最大程度消除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形成不同產業、產品和服務合理的比價關係。
四是深化壟斷行業、公用事業改革，對能夠放開的行業，及時放開。消除部門、地方、壟斷利益集團的不當影響。鼓勵有條件、具備資質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進入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和新興產業，給予其足夠的市場機會。
（四）構建體系完整、規則合理、符合產業發展特點、前瞻性的監管體系
構建前瞻、現代、高效、權威的監管體系，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政府轉變職能的具體表現。當負面清單制度全面實施後，政府重要的責任之一是健全監管體系，加強事中、事後監管，“放得開，管得住”。要合理劃分中央各部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監管職責。對於已存在的冗餘機構應及時整合，避免監管的交叉重複和責任推諉。推動監管透明化，改變和消除監管機構與利益主體利益輸送、利益捆綁的情況。
考慮到不同產業的發展特點差異較大，不同領域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不同產業的監管內容也應有所區別與側重。對於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要創新思維與監管方式，以“包容、審慎”的原則促進其發展，同時要抓緊研究制定數字經濟領域的壟斷與限制競爭的監管規則。
（五）加強產業政策與相關政策的協調
加強產業政策與宏觀政策的協調。宏觀政策應符合產業中長期發展需要，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合理確定企業宏觀稅負水平，著力形成有利於產業轉型升級、創新、競爭力提升、國際化和可持續發展的稅收結構。
加強對產業政策與開放政策的協調。積極參與全球和區域治理，提高在國際經濟與貿易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推進中國與重要區域和貿易伙伴經貿一體化，加快推進自貿區建設，推動貿易便利化，減少進入與投資限制。重視雙邊戰略對話、政策協調機制建設，推動雙邊產業與貿易合作共贏。
加強產業政策與區域政策的協調。產業政策要考慮區域發展戰略、城市群發展、區域發展基礎和潛力、地區經濟差異、城鄉一體化，明確不同地區的產業定位，充分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形成地區間的專業化分工，避免地區間過度重複建設。區域戰略、規劃與政策要考慮產業集聚、產業配套、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等現代產業發展特點，主動融入全國、全球生產流通消費網絡，引導和促進有本地特色和競爭力的產業集聚發展、開放發展、鏈式發展。
加強產業政策與社會政策、生態環境政策的協調。社會政策、生態環境政策要考慮產業發展階段、產業戰略目標以及發展實際。產業政策要考慮社會接受度、生態環境承載力。根據經濟、社會、生態統籌發展的要求，建立產業政策與社會政策、生態環境政策的有效協調機制。
中心簡介
國家郵政局發展研究中心是中央編辦批設的國家郵政局正司級直屬事業單位，主要開展郵政業發展戰略、規劃、政策、法規和標準等綜合性研究，研究提出郵政信息化中長期規劃建議，承擔國家郵政局信息系統、電子政務系統的建設和運行維護等。現為萬國郵聯改革特設工作組主席國支撐單位、中歐班列運郵/快件聯合工作組支撐單位、中國快遞發展指數編制與發佈單位、中國快遞示範城市示範園區評定支撐單位、中國快遞信用體系建設項目支撐單位、全國郵政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秘書處單位、交通運輸部專家委員會郵政組秘書處單位、國家郵政局第二屆科技專家諮詢組秘書處單位、郵政行業技術研發中心認定工作支撐單位，正在向著匹配全球快遞第一大國的思想庫智慧庫信息庫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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