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0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920篇原創首發文章

1946年初,張愛玲席捲行囊,從上海坐船到浙東,千里尋夫。

此地古稱“東甌”,“甌”本是一種陶製器皿的名稱。約在新石器時代,居住在這裡的先民便製作了這種陶器,也出現了最初的商業文明。

她思夫心切,船還未靠岸就站在船頭遙望,覺得這座城“就像含有寶珠在放光”。

20天后,這位風華絕代的才女卻以獨來獨回的方式,對著甌江的滔滔黃浪,涕泣離開。

那座城市,就是溫州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溫州城是坐南面北的一個城市,沿甌江南岸而建,往東就是浩瀚東海。

北宋時,當地造船業興起,時人有“城腳千家具舟楫”一說。彼時甌地,頗為繁華,沒有戰略因素和意識形態的磕絆,商貿漸榮,一度被喚作是“小杭州”。宋、元年間的“繁華地”至明、清時,因國家的海禁政策而凋敝冷落。

1949年之後,沉悶了數百年的溫州並沒有迎來新生,

“50年代是前線,60年代是火線,70年代是資本主義黑線”,這句曾流行一時的順口溜說出了溫州城的尷尬和溫州人的鬱悶。溫州三面環山,偏居浙東南一偶,處於離臺前哨位置。長期以來,國家除了軍事戰略角度考慮外,經濟建設投資基本不予考慮。

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後30年,國有資本在溫州累計投入5.95億元,僅為寧波的1/4,佔同期國家對浙江投資總額的3.24%,人均每年僅為人民幣2.83元。工業經濟極為萎靡,大型國有企業一個都沒有,與其作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極不相稱。

直至1989年,溫州仍是沿海14個開放城市中唯一一個既不通鐵路,也沒有機場的副省級城市,乘船成了主要出行方式。多少年,溫州到上海的輪船票一直是搶手貨。溫州人因此無奈感嘆說,“溫州,溫州,只有水(方言諧音同“死”)路一條”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但也因為水路,走私狂潮氾濫,席捲了溫州蒼南、平陽、瑞安、永嘉、樂清、甌海、鹿城等7個縣區,覆蓋了此後溫州商品經濟最為繁榮的鄉鎮,如柳市、金鄉、鰲江等地。一艘一艘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小五金等偷運進來,在偏僻的小碼頭形成走私交易市場。當時,溫州全市有大小走私市場17個,尤其是柳市的裡壠、蒼南的林家院和關尾洋每天客流達萬人以上,當時號稱“臺灣有基隆、香港有九龍、溫州有裡壠”

名錶、計算機、滌綸布、收錄機、電視機……這些走私貨便成為了“文革”後第一代稍成規模的商品集貿市場的重要來源之一,那些揹著這些商品四處兜售的溫州人成了改革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不管是否認同,走私活動推動了當年東南沿海鄉土經濟的萌芽,全民參與讓商品意識極度擴展,也讓很多人完成了灰色的原始積累,溫州人第一次聞到了金錢的血腥。

1982年,國務院兩次發文要求打擊“投機倒把”、“擾亂經濟秩序”行為,溫州柳市的“八大王”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分子、全國重點打擊對象,私營個體戶風聲鶴唳、雞飛狗跳。

經濟整肅讓地方的民營經濟噤若寒蟬,但歷史從來浩蕩向前。因為窮過,苦過,所以當改革剛剛露出一絲春風,溫州人就像一群浩浩蕩蕩下水的鴨子,毫不猶豫地撲了進去。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溫州一家人》截圖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1981年6月18日,溫州南部鰲江流域的平陽縣,一分為二成平陽和蒼南兩縣。新設立的蒼南縣,除了幾家小酒廠外沒有一家像樣的工廠,國有商業除人員、財物一分為二外,其餘固定資產全部留在平陽縣,一切要從零開始。

1983年10月,蒼南設立龍港鎮的第二年,宣佈在龍港實行“戶籍改革”、土地“有償使用”、大力發展“個私經濟”等改革,提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東西”,最吸引人的口號是“歡迎農民進城開店辦廠”,誰出錢誰建房,誰投資誰受益。凡在龍港鎮購地建房、經商辦企業的農民都可以自理口糧遷戶口進城,這是當時全國第一個實行戶籍制度改革的大膽創舉。

面對花錢買地造房的機會,去龍港信用社交錢的農民把櫃檯都擠垮了,一捆捆的鈔票堆成了山。憑藉一張規劃圖紙和兩張皮(地皮和嘴皮),龍港唱的“空城計”竟然集資了1.2億元。 “漁村”農民自費造城的驚世創舉,硬生生地造就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

誠懇而言,相對於北上廣或者是杭州、寧波,爹不親孃不愛的溫州幾乎沒享受過財政上的最惠待遇和政策特權,那是一個鐵路、機場、大橋、道路、大學甚至體育館都要地方民間籌錢的城市。可以說,當年除了勇氣和眼力外,溫州人幾乎一無所有。

1990年溫州要造機場,中央不批准,急切想“飛起來”的溫州老闆先斬後奏,掏出佔總投資額80%的9000萬元,中國第一個以民間集資為主建造的機場“生米成熟飯”了。有了機場就要有航線,航空公司不開,一個叫王均瑤的農民購銷員走進民航局,“膽大包天”開出國內第一條私人包機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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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王均瑤成立全國第一傢俬人包機公司

1994年,建城市體育館資金出現缺口,溫州市政府以投資5萬元即可獲得前排“貴賓席”座位終身享有權的思路,一下就從民間“借”到了上千萬元。

1998年,在溫州籍學者南懷瑾先生籌資下,中國第一條由香港、地方和鐵道部三方合資興建,全長251公里貫穿浙西南山區的“金溫鐵路”開通。

“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溫州民間力量,在國家投資嚴重匱乏、國有經濟脆弱無力的情況下,足以用“蔚為壯觀”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種“民辦、民營、民有、民享”的做法都沒有預謀、沒有策劃,完全是現實境況造成了變革的自發壓力。

你可以在溫州的每一個角落,都能嗅到這股奇異的能量氣息。在浙江乃至新中國的改革史上,溫州向我們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太多的“奇蹟”:

中國第一份私人工商執照;

中國第一個探索“掛戶經營”;

中國第一批股份制合作企業;

中國第一個私人錢莊;

中國第一個實行金融浮動利率改革;

中國第一個制定私營企業條例;

中國第一個實行全社會養老保險;

中國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

中國第一家無區域限制的民營財團;

中國第一起農民告縣長案;

中國第一個成立個體私營聯合黨委;

……

“敢為天下先”的溫州人創造了這些溫州“奇蹟”。這裡還必須讚賞溫州乃至浙江省主管一方的政府官員,他們較早意識到千百萬民眾脫貧致富的樸素願望,而政府可供運作的資源有限,因此允許打破常規、放手探索、“無為而治”承擔一點風險,讓民眾為擺脫窘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是實事求是的執政選擇,對當政者來說也是巨大的考驗。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溫州一家人》截圖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時至今日,溫州人的“狡黠”依然令人困惑,我們已經很難對溫州人的財富積累過程做出二分對錯的論斷。他們就像是一群被貧困逼迫下搶先登上險灘的群蟻,眼前既沒有路,也沒有路標。但他們從貧困的起點出發,帶著生生不息追逐財富的渴望,進入了21世紀。

誰都沒有料到,擅於做來料加工、小家電、打火機、服裝、製鞋的溫州人,竟然會靠炒房狠狠地掘了一桶金。成千上萬的溫州鄉親扛著現金,組成炒房團浩浩蕩蕩地從溫州出發,呼嘯著席捲了杭州、上海、北京甚至香港的樓盤銷售處。

溫州不缺遊山玩水的地方,唯缺可以發展大城市的平原土地。攤開地圖,你會發現溫州陸地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離山都不到10公里。生活在一個空間受到擠壓的城市,溫州人對依附於土地上的房產,顯然有近乎偏執的渴望,而他們也恰恰是最早發現房產的價值並努力去挖掘的群體。

忽然間,溫州人坐著大巴沿滬杭高速一路北上,“買房如買菜”的傳聞不斷在坊間流傳:上海陸家嘴102套住宅3天之內被溫州人一搶而空;溫州神秘女子用900萬“私房錢”買下上海某頂級小區三套別墅;溫州某炒家購房無數,腰上掛滿了幾十把鑰匙,而房子具體在哪都沒見過……

“溫州炒房團”作為一個新生經濟學名詞,成為中國房地產資本時代到來的象徵,他們被形容為成群結隊的狼,瘋狂穿行於城市,所過之處,寸房不存。

催生這一極具特性的群商現象,有一個重要因素是溫州人喜好集群抱團,大凡有溫州人的城市都會有溫州商會的組織,他們就像一群“螞蟻”聚集成雄兵,以血緣親屬和非血緣的鄉親關係,滾雪球般地聚集起資金力量,以團購、群購方式直接殺低吸入,牟取利潤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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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炒房團還未偃旗息鼓的時候,“炒煤團”再次將溫州推到風口浪尖。一個在當時盛傳的說法是,溫州資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佔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足以影響全國煤價的漲跌。

除了山西,溫州人又大規模轉向新疆,炒棉花、炒油井;到貴州炒礦產,到寧德、鎮江炒出租車經營權……溫州,上世紀80年代是“妖”,90年代成了“神”,進入21世紀又變成了“魔”,讓中國如此神魂顛倒。

經歷近30年“全民總動員”式的市場經濟實戰錘鍊,在商業利益至上的燻烤下,缺乏人文精神的溫州民間資本,以草根式的瘋狂,四處氾濫。無論投資也好投機也罷,溫州人從不諱言自己強烈的賺錢慾望,他們也從不以品格高尚自我標榜,面對概念化、情緒化的輿論指責,他們總是一笑置之。

在瘋狂的資本投資熱潮下,溫州人錯過了最好的轉型機會,服裝、皮鞋、箱包和打火機依然是溫州製造的重點,沿海其他城市創造的經濟增長“奇蹟”在溫州沒有出現,名噪一時的“溫州模式”遇到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尷尬。

沒有人永遠能夠始終保持百米衝刺,溫州當然也會遭遇新的挑戰和階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風乍起,便又是一片燦爛。

這片資源稀缺的土地提出了把“溫州人經濟”轉化為溫州經濟的戰略設想。起始於2003年,每五年舉辦一次的世界溫州人大會,意在加強與海內外溫州人的聯誼交流外,動員在外溫商回鄉創業、迴歸實體、回遷總部。

溫州:一座充滿了懸念的城市

| 甌江口

與此同時,為了緩解可用土地極少的局面,溫州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填海規模最大的城市,高於深圳。尤其是2011年國家批准的“甌飛工程”,造地面積達49萬畝,相當於320平方公里,是溫州建成區面積的1.64倍。這個國內最大的單體填海工程,使溫州的城市框架從“甌江時代”跨向了“東海時代”。

換言之,今天的溫州最值得思考的已不是如何繼續富起來或富下去的問題,而是如何為未來留下成長和可塑的空間。改變,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對溫州來說,在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一切“奇蹟”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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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嘉興人,吳越電子音像出版社總編輯,自由文字撰稿人。出版有《拍賣道》《上海灘·1843》《此心歸處》等。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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