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通俗小说产生以来，就由于其传播的特性而具有明显的商品性，这也决定了通俗小说需要不断地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从各方面来促进其传播。明代后期，随着城市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这些手段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一)内容与形式上
明代通俗小说的口头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有新的传播形式得以出现和发展。明代后期发展较快的通俗小说口头传播形式主要有鼓词和弹词等。
在通俗小说的书面传播方面，书商针对市场需求，在通俗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上作出了许多调整以促进传播。
首先，善于把握新的增长点。明代的书坊主人非常关注受众的需求，对于深受受众欢迎的历代传奇、笔记小说和宋元话本，他们往往会加以选择、改编。
这一方面是为了更顺利地打开销路，另一方面是因为改编同是叙事文体的文言或通俗小说相对容易。例如“三言二拍”就是冯梦龙“因贾人之请”而对前人作品的改编之作。
对于流传较少的传奇或小说版本，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找到并加以改编刊刻。书商还对深受群众欢迎的戏曲作品进行改编刊刻，明代许多长篇通俗小说作品都是作者对戏剧、小说、历史资料、民间传说等进行综合、改编、加工而联缀成篇的。
同时，当一种题材的小说取得成功之后，书商们就会想方设法来加以利用，他们争相刊印这部小说的不同版本，这在有意无意间会在受众之中形成一个新的关注点。
其后，仿作、续书和同一题材的作品就会大量涌现，以延续这一热潮。如《西游记》刊本问世之后，至明末短短几十年间，就出现了《西游补》、《二宝太监西洋记》、《二遂平妖传》、《封神演义》等近30部内容各异、长短不同的神魔小说。
其次，针对和迎合不同的受众。洪楩在出版《六十家小说》时并没有明言其针对的人群，但所编六集起名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敬枕集》、《解闲集》、《醒梦集》，明显带有商业广告式的暗示。
由于通俗小说书面传播的受众大多是接受了封建教育的人，针对于这种现象，书商在通俗小说中加入序跋，以加强宣传，突出图书特点，引导受众来购买图书。
随后，书商又把评点引入通俗小说传播内容之中，进一步来渲染烘托通俗小说的传播内容，以求使受众与评点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传发凡》中指出评点能
“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字一句之精神，无不指出，使人知此为稗官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
以此来吸引更多受众。胡适认为古人是以“八股文法”来评点通俗小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拉近图书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吸引更多人来购买图书。
为了吸引商人这一消费人群，书商在作品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针对。如增加有关商人生活的内容，并且在内容中肯定商人的观念和生活。书商甚至出版庸俗的、低级趣味的通俗小说，以迎合一些受众口味。
除了这些方法和手段之外，针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书商还采用注音注释等方法来吸引这一部分人群。如明万历仁寿堂版《三国演义》封面识语：“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
这样为受众着想的通俗小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可惜有许多往往言不副实。
(二)成本控制和技术改进上
一些学者在谈到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刊本的价格时往往要引用《金陵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记载的这条资料：
“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但这一条资料并不能反映出后来普遍流通的通俗小说读本的价格。
因为在当时，通俗小说还没有被大量刊印，内侍所购之书可能为藏本，所以价格昂贵。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这一现象得到了很大改观。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八记载：“余少时(嘉靖年间)学举子业，并无刊本……今(隆庆万历年间)满目坊刻，亦市华之一验也。”
明代后期，为了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书籍装帧形式已分成不同的档次，并且价格也随之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一些人引用万历年间姑苏龚绍山刊本《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列国志传》“每部纹价壹两”、日本内阁文库藏天启年间“金间载阳舒文渊”刊本《封神演义》封面上“每部纹银贰两”的标价来证明明代末年长篇章回小说价格昂贵这一论断是较为片面的。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记载：“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在书坊刊刻的通俗小说读本中，高档一些的自然印数较少，价格较高。而面向大众的必定要比这些高档书便宜，同时，在装帧形式和材料上也俭省得多。
对于高档书，书商是通过努力提高图书全面质量来迎合这一层次受众的需要。因此，在书稿筛选、刊校质量、版式设计、选纸用墨等方面都处处留意，而评点、音释等内容的加入，插图的改良，双色和多色套印技术的采用、优质纸墨的选用等因素都是为了销售的需要。
对于低档书，书坊主人则通过千方百计降低图书成本，增加图书销量来获取利润。在刊刻出版过程中：
1.他们盗印别人的书稿。明人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记载：“盖闽估专以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只贷半部之价，人争购之”。
2.简省印刷环节。多不请人校勘编辑，书中错谬颇多。
3.使用劣质刻板。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闽本多用柔木，易就而不精，杭本雕刻时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为鸟柏板，皆易就之故”。
4.雇佣价格低廉的刻工。
5.使用劣质的纸墨等。《少室山房笔丛》载：“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黛脆，刻又并讹，品最下而值最廉。”
“燕中自有一种纸，理粗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
明代制墨技术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书坊所用的墨大多是颗粒较大、质量较差、价格相对较低的次等炭墨，俗称“烟子”，一斤约为五钱。
此外，书坊刻字还普遍使用易于施刀刻字、上版刻写的宋体字，并大量使用简体字和俗字，以提高刻字效率，缩短出版周期；普遍使用牢固结实的线装，以提高装订效率；版面字数越来越密集，并采取缩板或出小字本，以节约纸张成本。
总之，书商想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来节省费用，为的就是降低书价，薄利多销。明谢肇浏针对这一现象分析道：
“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以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
尽管书坊主人运用各种光彩和不光彩的手段降低成本，促进销售，但这些办法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客观上使得中下层民众也有能力购买通俗小说，从而推动了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书面传播范围。
胡应麟称：“闽中纸短窄黛脆，刻又并讹，品最下而值最廉。余筐筐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可见书坊刻书影响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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