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霞
吾師
我固執地認為，一個人如果迷戀上發呆、沉醉於往事的話，說明他確乎是老了。我即使在默然獨坐時，也本能地抗拒回憶。我努力營造一種美人尚未遲暮的假象，這誠然是一種積極的心理暗示，卻充分暴露出一個奔五的人內心深處的恐慌。掩飾正說明不知所措，而逃避無疑是懦弱的代名詞。
回憶需要勇氣嗎？是的。“吱呀”一聲推開那扇橫亙在昨天與今天之間的厚重的門，小心翼翼地張望。誰能保證，那珍藏了三十年的舊時光安然無恙？誰能保證，它們沒有被歲月侵蝕，或者被肆意雕琢，改變了最初的模樣？於我而言，悠悠往事就算是釀成了醇香的酒，也是令人失望的。我所要的，是真實的呈現和還原。我所珍視的，是它最初的樣子。
這是不是意味著，往昔的歲月縱然有諸多遺憾，我還是想重新過一遍？
細說起來，我進平遙中學頗費了一番周折。1985年，我隨轉業的父親回到故鄉。說是故鄉，其實早已生疏。離開時扎著小辮流著鼻涕在田野拾柴的小女孩，回來時已華麗轉身，擁有了令人羨慕的城鎮戶口。儘管變成市民了，生活卻依舊艱難。父親當了二十多年兵，所得的安家費少得可憐。我們不得不在城郊租房。先在城南堡，後來搬到十九街。居無定所的一家人，像是漂在故鄉的一條船，心也是漂著的。所以後來當有人問我為什麼回到故鄉卻還說著一口普通話時，我的回答是：我無法快速完成角色轉換。就像一隻無處可棲的蝴蝶，不停地扇動翅膀，在旁觀者眼中，它是在炫耀翅膀的美麗，於它則何嘗不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盤旋？
入學向來是棘手的事情，八十年代也一樣。我的轉學手續辦得並不順利。父親剛從部隊轉到地方，不能自如地應對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他以為我從一所重點中學轉到另一所重點中學名正言順，不該有任何阻礙。殊不知，平遙中學的門檻很高，不是等閒之輩可以輕易邁入的。客觀地說，北京十中是區重點，平遙中學是省重點，平中當初不肯張開懷抱接納我也無可厚非。現在的我能理性地看待這事了，當初卻覺得受了莫大的委屈。一個少年脆弱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我跺著腳發誓：隨便給我找個學校，我一定能憑自己的本事考到一中來！骨子裡的倔強就這樣蓬蓬勃勃地被激發出來。據說父親無奈之下，拿著我的檔案來到苗校長的辦公室。檔案袋裡面有我小升初的成績單和在十中第一學期的成績單，還有我被評為北京市三好生的光輝記錄。經過一番懇切的解釋和激昂的爭辯，最終苗校長被打動了。我帶著北京娃的光環，坐到了127班的教室。
127和128是兩個自費班，假如平中當年沒有擴招這兩個自費班，我的人生走向會不會改變呢？人生沒有如果。命運的神奇之處就在於，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那時的我絕對不會想到，我與平中的緣分才剛剛開始，至於這種緣分將會以怎樣的方式延續，我無從知曉。
對於苗校長，我是萬分感激的。我知道，另一個人也得益於苗校長的幫助。那個男生比我優秀得多。有些事情不必去說，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用成績證明，他沒有看走眼。
我在平中上的第一堂課是數學課。一上課就來了個小測驗。這哪裡是小測驗，分明是一百殺威棒。我記得是10道因式分解題。當時因為轉學的事，我已耽誤了不少課程，這部分內容完全是自學的。忐忑不安地把本子交上去，我像個賭徒似的對自己說：要麼一百分，要麼零分。不可思議的是，居然全蒙對了。題目後面，幾行用紅筆寫的字赫然映入眼簾。字寫得工工整整，算不得清秀。估計常老師的擁躉會跳出來說：你怎麼能以“清秀”為標準，要求一個數學老師的字呢？何況還是一位玉樹臨風的男老師！據說常老師當年穿著一身紅西裝，從校園翩翩走過，迷倒不少女生。但願她們看到這段文字後不會打我。
我沒問過常老師，一個新轉來的能考一百分的學生給他留下了怎樣的印象，估計還不錯吧。我只記得老師對我的諄諄教誨：為了你心中的目標，努力奮鬥！坦白地說，那時的我混混沌沌，沒啥目標。日子還長著呢，未來太遙遠了，遠得看不到邊際。如果讓我重回昨天，估計我還會這麼沒心沒肺地說。但老師那番催人奮進的激盪之言無形中給了我力量。在平中的幾年，我謹遵師命，踏踏實實地學習，成績還不錯。“餘雖不敏，然餘誠矣。”總算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
再見常老師是在北京。現在的他任教於赫赫有名的北京四中，是北京市優秀教師、金牌教師。憶及常老師對我的鼓勵，我覺得，老師給學生教授知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引領。我們何其幸運，在年少無知時就有人語重心長地叮嚀：人生除了向前，還要向上。更幸運的是，三十多年過去了，常老師依然是我們心目中的男神和勵志的榜樣。
我們那屆初中有四個班，教室分作兩排。127、128在前面一排。127班在外邊，靠近一條青石小路。小路的另一邊是綿延的高牆。高牆的中點處有一個古色古香的垂花門。穿過垂花門，右首有一間低矮的平房，是老師們的辦公室。窗戶既小且低，從窗前走過，我們偶爾會向裡面張望。看到的無非是一撂撂的作業本，沒有什麼新奇的發現。我不記得自己去過那間辦公室。我不是課代表，不負責收作業、交作業。我大部分時間是在埋頭苦讀，像個學習機器。沒有人逼我，就是自己設定好了程序，按照程序有條不紊地運行。有一種學生就是這樣，心智成熟得早，自我管理能力強，不給老師製造什麼麻煩。深受老師器重，跟老師卻不怎麼親近。相反，那些調皮搗蛋的學生，或者成績忽上忽下的學生，讓老師操碎了心，反倒跟老師成了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我很羨慕他們。這是後來的事，當時並不羨慕。當時的他們被虐得都生無可戀了吧？不是被叫到辦公室談心，就是被提溜到教室後面罰站。
記得有一次上晚自習，幾個男生在教室後面站成一排，接受懲罰。不知是因為打架還是逃學，反正把老師氣得夠嗆。127班的男生可不是省油的燈，很有點桀驁不馴，要降服他們絕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不太筆直地站著，挺著脖子與老師對峙，一肚子的不服氣。老師呢，也不跟他們多費口舌，彼此心照不宣，很有默契。這樣的節目經常上演，時間久了，女生們都習慣了，甚至懶得回頭看一眼。現在想來，常老師跟安老師真是執著。對於自己所教的第一批弟子，他們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傾注了太多的心血。即使最愚頑的學生，也不肯放棄。他們或許是相信奇蹟的，因為年輕，覺得沒有什麼不可能。有時難免用力過猛。用力過猛的時候，與其說他們在與學生較勁，不如說在與自己較勁。
安老師教物理，兼作我們的班主任。喜歡穿一套淺色的西裝，上衣的紐扣從來不扣，走起路來清風吹動衣襟，丰神俊朗，飄逸出塵。安老師用他的睿智和高情商彌補了教學經驗的不足，對於班級的管理無疑是成功的。三十年後，田亞峻博士回憶起初中生活，說有一次考試他沒考好，安老師找他談話：“這個成績不是你的真實水平，你應該能考到班級前十名。”老師的話給了他極大的信心。他一路攀登，成了我們班學歷最高、在學術上最有建樹的人。幾十年前安老師就看出田博士是我們班的讀書種子，真是獨具慧眼，以後應該叫他安伯樂了。
孫老師戴著副眼鏡，溫文爾雅，詼諧幽默，未曾開言，笑意先在臉上綻放，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他那時正與段老師談戀愛，甜蜜的心正住在春天裡。以幸福之眼觀物，必定萬物皆著染了幸福的色彩。記得他朗誦課文的語調抑揚頓挫，特別有感情，教室裡充滿快活的空氣。我的作文有時會被當作範文朗讀，小小的虛榮心得到滿足，因而總盼望著上語文課。看到孫老師走進教室，走上講臺，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悅。孫老師多才多藝，會拉二胡，在學校的元旦晚會上表演時技驚四座。拉的什麼曲子渾然忘卻了，不管什麼曲子，都是有情之旋律。
遙想當年，安老師、常老師、孫老師，剛走出校門，滿腔豪情，滿懷詩意。在風吹流雲中，在花開花落裡，他們見證了我們的稚氣，我們見證了他們的青春。
三位老師的年齡跟我們相差不多，既是嚴師，又似兄長。畢業後聚在一起，有同學端著酒杯，恭敬地稱老師的夫人為“師孃”，即刻遭到大家的嘲笑：“我們叫嫂子，你卻叫師孃！哈哈哈……”那位同學尷尬地瞪著我們，又是一陣鬨堂大笑。
跟其他幾位較年長的老師就不敢這麼隨便了，其實他們也很可愛。
穿一身中山裝的馮老師，用帶有平遙味兒的發音教我們英語。講到激動處，會情不自禁地踮一下腳尖。他沒事就發一堆卷子給我們，讓我們通過做題鞏固基礎知識。自習課上，捧著手刻的鉛印卷子，一不小心，惱人的墨跡就會染黑手指及手掌。每當這時，就有同學忍不住小聲地抱怨：這麼多卷子，啥時候才能做完！抱怨的時候，我們未曾想過，老師在蠟紙上一筆一劃刻印時，油墨是否沾染了他的雙手和衣袖。老師從不抱怨。還是不停地刻啊印啊，樂此不疲。那時候的教學手段落後，沒有磁帶，沒有幻燈，沒有打印機，然而老師們都有一種神聖的責任感、使命感，他們以近乎虔誠之心教書育人。再也見不到那種手刻的卷子了。跟女兒嘮叨這些陳年往事，她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說什麼。惟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懂得，那些一筆一劃刻印的卷子是有溫度的，溫暖得令人懷念。
音樂老師姓阮，平遙話讀半邊字，我們都叫他元老師。音樂教室在高臺之上。後來搬走了，搬到哪兒去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記憶的背叛似乎在提醒我，打算寫點什麼的時候就趕緊寫，往事不是電影，摁個鍵就能看回放。記憶太不可靠了，說斷片就斷片了。
音樂教室外面的牆上，寫著個大大的“魁”字。這個字深深鐫刻在平中學子的記憶之中、生命之中、靈魂之中。誰寫的？沒人知道。存在多久了？沒人知道。它靜靜地看著一撥撥人意氣風發地走來，又看著他們或得意或黯然地離開。我們都是過客，它一直都在。平中遷走了，它還在。
我到平中不久，阮老師曾把我叫去，塞給我一對小鑔，他用手指敲著講桌，讓我按照他敲擊的節奏擊打一遍。我頓時傻了眼。我的惶急，源自我的自知之明。毫無音樂天賦的我怔怔地抬起頭，老師正滿懷期望地看著我，想到要讓他失望了，我急得汗涔涔下矣。老師大約覺得我是從北京回來的，見過大世面，有基本的音樂素養。沒想到我天資駑鈍，非可造之才。感謝老師沒有把失望寫在臉上，我的心裡因而沒有留下一點皺摺。我對音樂依然熱愛，這也不會那也不會有什麼關係，只要會欣賞就夠了。
美術老師先後有兩位。一位是鄧光明老師，一位是何慶文老師。從鄧老師那裡，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是一個人，不是八個人。鄧老師對他十分推崇，說他的畫作“訴盡平生雲水心，盡是春花秋月語”。何老師說話聲音不高，氣力有些微弱。他會將學生們畫得好的作品留存，以資鼓勵。如果誰的畫作沒有發下來，那是很光榮的。我只有過一次這樣的光榮。
我們那時候不懂，老師給予我們審美方面的啟蒙，對於我們的人生意味著什麼。儘管只是朦朧地感受到藝術的魅力，但心靈彷彿掙脫了現實的樊籠，得享片刻詩意的棲居。
教政治的侯生安老師是侯繼平的叔叔。他好像有嚴重的咽炎。他的教學是粗獷式的。當時的政治教材跟今天的政治教材不可同日而語，當時的政治教材空疏有餘，生動不足，一點都不接地氣。無論誰來講，都會讓人昏昏欲睡。我總覺得那些時光是虛擲了。每當我在課堂心不在焉的時候，就會冷不防被老師叫起來。好在那些需要死記硬背的內容自然難不住我。我滔滔不絕，對答如流。教科書式的回答讓老師啞口無言，他面無表情地讓我坐下，既不表揚，也不批評。
政治是中考必考科目，為了考試，我們還不敢太敷衍。生物就不同了。有一次上生物課，我躲在宿舍煮甜茶。剛把母親為我帶的烤得焦黃酥脆的饃饃片泡進甜茶裡，宿舍的門忽然開了，嶽老師神色冷峻地走了進來。他怎麼知道我在宿舍？到今天仍是個謎。我有點心虛，可又不能不故作鎮定。惶急中編了個藉口，囁嚅地搪塞著。老師沒有多言，轉身而去。應該說，那時候的老師對成績好的學生是比較寬容的。後來的生物課，我再沒逃過。
教歷史的蘇老師個子不高，微胖，會唱蘇聯歌曲。邵曉平對她的評價是“有貴族氣質”。我不知道，北師大歷史系畢業的她，因何流落到平遙這個小縣城來。她說話字正腔圓，板書剛勁有力。我那時候對歷史毫無興趣，成績平平，未引起老師特別的關注。老師上課很少提問我，課下也沒有什麼交流。我有時會默默地看著她從教室旁邊的青石小路走過。她提著個包，走得很慢，像是有一點疲憊。我不止一次用崇拜的目光追隨她，她從未察覺。她沉靜的神態、優雅的氣質、踽踽獨行的背影，在小縣城裡顯得那樣與眾不同。她是那種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卻依然熱愛生活的人。記得有一堂歷史課，她唸了一首蘇軾的詞：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我聽得如痴如醉，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心靈的震顫。想必蘇老師也是鍾愛這首詞的。面對人生的坎坷，她的豁達正與蘇子相同。
小全是蘇老師最得意的弟子。驚聞蘇老師去世的噩耗，他寫過一篇催人淚下的文章。我想說的是：在無比單純而艱苦的求學生涯，能受教於像蘇老師這樣有深厚學養、有高雅情趣、有人文情懷的老師，是我們的幸運。未能聽到最器重的弟子吐出肝肺的一席話，是蘇老師的遺憾。也許蘇老師可以無憾——小舟從此逝，江海有餘情。
依稀記得教室前面不甚開闊，有兩棵樹。樹上的葉子四季常青。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在我的記憶裡，那些葉子從來沒有落過，一直綠著，青蔥得可愛。
吾友
戴戴稱我為“老郝”的時候，我才20出頭。有一天，她不知道哪根筋跳動了一下，忽然對我說：老郝，你是一個天性豪放，後天受到壓抑之人。她一語中的。我躲避著她犀利的眼神，卻不得不承認，她對我的瞭解勝過我自己。
我確實是一個矛盾體。就拿初中生活來說吧，我的初中生活平靜得沒有一絲漣漪，但我著實羨慕那些野蠻生長的同學。羨慕他們逃了自習課去城牆上溜達；羨慕他們花費一下午的時光，去學校對面的工會院裡看老漢漢們下棋；還有給愛慕的人寫小紙條，或者給愛慕者旁邊的人寫紙條，義正辭嚴地警告：不許與你的同桌說話……這些經歷我都沒有。循規蹈矩的人，不可能做驚世駭俗的事。可是此刻，當我回首往事，我感到一點寂寞了。那些年少輕狂的舉動，不正是生命力勃然噴發的表現嗎？少年就該有少年的樣子，正如春天就該有春天的樣子。這是我在不復年少時才有的領悟。
除了入學時費了些周折，我的初中生活可謂一帆風順。沒有大聲地哭過，也沒有大聲地笑過，有一點單調，有一點乏味，甚至還有一點點暮氣。這暮氣多半是裝出來的。誰不知道，少年的憂愁是清淺的憂愁，少年的深沉是故作深沉呢。裝，意味著活得不太真實。直到上了大學，我才將這討厭的面具摘掉。幸運的是，它還能摘掉。
走在武大的櫻花大道上，看一簇簇雲霞恣意地在枝頭開得爛熳；在月亮升起來的晚上，和室友坐在東湖邊輕聲地唱歌，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煥發出一點自由豪放的天性。我無法理解，昨日之我，為何在小小年紀要裝得老成持重。是為了讓父母高興吧，因為父母喜歡安靜聽話的孩子。是因為陡然被扔進一個陌生的環境，本能地保持著一種戒備吧，於是把自己包裹起來，不輕易讓人看到我的心。或許，這些理由都不成立。那時的我，只是因為到了青春期，不敢叛逆，從而走向另一個極端——自我封閉。
無論如何，我不願女兒再像我一樣，我對她基本上是放養。我並不希望她把冒險當快樂——我會告訴她荒唐亦須有度，也不希望她沒來由地與我對著幹，我只是希望她活得舒展一些，不要重蹈我的覆轍，不要在本該天真爛漫的年紀就處處小心。尤其不要過早地學會揣度他人的心思和看別人的臉色行事——縱然她想取悅的是世上最疼她的人。
教室旁邊的青石小路，往南走，拐個彎，通向鍋爐房和天橋。往北則直直地通向老教學樓和校門。小路與老教學樓之間有二三十級臺階。記憶中，我總是蹦蹦跳跳地躍上那些臺階。只有在特別沮喪的時候，才會低著頭，老老實實地拾級而上。
我們在老教學樓裡上過計算機課。上課前須鄭重地換上乾淨的拖鞋。腳上是否還要套塑料袋我記不清了，總之認真得像舉行一個儀式。計算機老師姓什麼我也記不清了，好像姓王。人長得很精神，話不多，有理工男的嚴謹。及至熟悉起來，發現他其實和藹可親。“望之儼然，即之也溫”。那時候計算機尚未普及，能開設計算機課，說明學校領導在辦學理念上極具前瞻性，也說明平中作為省重點，在設備和師資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可惜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沒有太用心地去學。始終只在門外，未入門內。
對老教學樓最深刻的記憶，是一樓西邊的牆壁。牆上塗了黑色的塗料，成為一塊大黑板。每年盛夏，高考之後，黑板上會陸續出現一些名字。錄取院校緊跟在每個名字後面，挨挨擠擠，滿滿當當，佔據整面牆壁。軍校提前錄取，自不必說。除此之外，當屬清華、北大、西安交大、復旦、北郵、哈工大的通知書來得早。清華、北大不易考，能躍過龍門者實屬鳳毛麟角，有的年份一個也沒有。本省院校最沉得住氣，快開學了通知書才姍姍而至。由於考取的人多，名字如長龍般排成一串，頗有氣勢，很能壓得住陣腳。
我喜歡佇立在昏暗的樓道里，仰著頭，盯著那面牆看，久久不願離去。金榜題名者我基本不認識，也不知道我看個什麼勁兒。夏天酷熱難當，站在樓道里，頓覺“煩暑化清涼”。老教學樓位於沉降區，採光不太好，但黑板上的字是那麼清晰，好像那是一面會發光的牆壁。
樓前有幾株丁香樹。十四五歲的年紀，尚不大懂得“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的滋味，所以沒太留意它們的存在。到了高中，那些令人歡喜也令人惆悵的丁香花才驀然出現，驀然盛開。
當年，跑校生們總是把自行車停放在老教學樓前。晚上9點來鐘下了晚自習，快步走向存車處。人潮洶湧中，有時一下子就能精準地找到自己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其他都響的破單車；有時則需眾裡尋他千百度；有時找到了，被困在裡面難以突圍，悻悻地抱怨著，徒嘆奈何。
天色已晚，家裡又沒人來接，我和小全、欣華常常結伴回家。小全那時候就有領袖氣質。我們心甘情願地跟著他，唯他馬首是瞻。只要128班的小全往127班的教室門口一站，我和欣華就趕緊收拾東西。他什麼也不必說，也不必喊我們的名字，他站在那裡，就是一種號令。
我們騎著車出了東門，沿著城牆外的路往十九街的方向走。道路兩旁沒有路燈，古老的城牆隱沒在夜色中。有時月光如水，照著我們單薄的身影，照出城牆模糊的輪廓；有時暗夜沉沉，我努力睜大眼睛，心像被什麼東西揪著，戰戰兢兢地生怕騎到旁邊的溝裡。
有一回，我真的騎到了溝裡。所幸摔得不重，只是滑落在溝沿。我狼狽不堪地爬起來，拍打著身上的塵土。自行車像失蹄的老馬，悲憤而無奈地斜躺在溝沿上，後面的車輪還在吱吱地轉著。我一抬頭，小全和欣華已來到身邊。他們幫我扶好車子，關切地詢問：“沒事兒吧？”“沒事兒！啥事兒也沒有！”我大大咧咧地回答。他們本來在我前面，聽到“哐當”一聲，趕緊折回來找我。我們於是繼續騎行在回家的路上。誰也不說話，四周黑魆魆的，在空曠的夜裡，只聽見自行車的鏈條一唱一和地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像嘈雜的鳥鳴，像流水的歡歌，使四周顯得愈發寂靜。
東門外的路，是從家到學校最近的路。白天上學走的是同一條路，奇怪的是，因為一個人走，什麼都不記得了。既沒有楊柳依依，也不見城牆雄偉的身姿。連霧靄也沒有，連朝霞也沒有，沒有寒暑，沒有四季，惟餘夜幕籠罩下，破舊自行車轉動的聲音，在記憶裡迴盪。
後來不知為什麼，我開始住校了。不固定，根據天氣和心情兩頭跑。再後來，大約是初三的時候，我和欣華住到了她父親的辦公室。在城隍廟街，離學校很近。我們下了晚自習，走幾步就到了。院子不大，卻很安靜。屋宇狹小，卻很溫暖。叔叔下班時已將爐火封好，從來沒有滅過。暖壺裡有開水，茶壺裡有熱水。我倆吃點東西，洗漱，看書，聊會兒天，聊著聊著就睡著了。
欣華的父親也是轉業軍人。相似的經歷，讓我倆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初中三年，我們幾乎形影不離。她心地善良，性情溫婉。年紀比我小，卻比我寬容、大度、善解人意。我倆從沒有鬧過彆扭、起過爭執。人間自是有情痴，至今仍有人對她念念不忘。這沒什麼可奇怪的，如果我是男生，我也會這樣。
記得每天下午第二節課後，有30分鐘自由活動時間。值日生負責打掃衛生，其他人則可以四處走走，放放風。127班的男生要麼如獅子般獨來獨往，要麼像野狼，呼朋引伴，鈴聲一響，呼啦一下就沒了蹤影。女生中，有一個人，也喜歡單獨行動，那便是杜曉花。
那時的我十分爭強好勝。轉到127班的那個下午，我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問出於好奇前來與我搭訕的梁峰：“你們班的第一名是誰？”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你們班”三個字一出口，我就後悔了。可是話已撂在那兒，無法收回。
梁峰是個率真熱情的人。對未知的事物充滿好奇，敢於大膽地假設，大膽地求證。當別的同學對初來乍到的我還沒什麼興趣，或者還只是很有分寸地遠觀時，行動派的她已經跑到我身邊，近距離地進行探究了。
通常，文青都有幾分清高和做作，梁峰是個例外。那天下午，她滔滔不絕地給我講班裡的掌故，如數家珍。還連拉帶拽，不由分說地把支曉俊推到我面前，隆重介紹：“這是我們班的大美人。”我一看，果然很美，驚豔了時光的美：明眸善睞，顧盼生輝。後來調整了座位，我恰好坐在支曉俊前面，曾轉過身去很唐突地問她：“你媽媽是不是……”我支支吾吾地說不下去了，場面有點尷尬。“好看？”她在紙上寫下兩個字，用清澈的眼神問我。我快速地點點頭。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說是爸爸長得帥。我愣了愣，繼而笑了。女孩子多半是崇拜父親的，我相信她媽媽也一定氣質出眾。
前幾天在班群裡，跟梁峰有一段隔空對話。我說她是127班最特立獨行的一個。敢愛敢恨，不計後果，不怕代價。我說：“勇敢固然勇敢，任性也真的任性。”她發來個笑臉：“好慚愧啊！”又補充道：“現實證明你是對的。”言下之意，她用勇敢撞了南牆，我用踏實換來安穩。
那天，我問梁峰，誰是127班的第一名。梁峰往前面幾排指了指。我看到了曉花的背影。她的腰板挺得很直。
曉花絕非尋常女子。她性格剛毅，意志堅強。我的心理素質向來不行，一到考試就寢食難安。用平遙話說，就是“南瓜菜上不了排場”。當然，那時的我絕不肯承認。我母親跟曉花的父親同在貨棧上班。母親動輒拿我跟她比：“你看人家曉花……”我聽得厭倦了，氣呼呼地頂撞道：“她不就是考試那幾天比我吃得多嗎？這便算大將風度？”
我真正駭異起來是在以後。有一天中午，曉花到貨棧的食堂吃飯。廚師忙著跟人說話，沒有理她。她就自己拿起刀站到鍋臺邊削麵。她削破了手，一聲不吭。大人們看見滴在鍋臺上的血，看看繼續鎮定地削麵的曉花，著實唬慌了。那一年，她也就十四五歲吧。
我和曉花的關係比較微妙。我們經常互換著看日記，然而彼此心裡似有一點隔膜。她的某一篇日記提到了我母親。給我看時，她把名字塗了。我一看就明白。她知道我會明白，她還是塗了，還給我看。我總覺得那是母親的錯，不，應該說是我的錯。如果我不告訴母親，母親又怎麼會知道那件事呢？我沒有守住曉花的秘密。我辜負了她的信任。
曉花的畫相當出色。從未得過高人指點卻畫得有模有樣。她是那樣聰慧，有悟性又肯吃苦，自然學什麼成什麼。學畫那些日子，她跟入定似的，一坐就是大半天。
初中時的曉花不大合群。可能是班裡沒人與她的思想在同一高度，或者她覺得努力做出合群的樣子很累。她時常和她的影子做伴。她高昂著頭，嘴角緊緊地抿著，獨自在教室旁邊的牆上打乒乓球。乒乒乓乓，白色的球被高高拋起，在令人暈眩的光影裡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撞到牆上，飛落下來，跳著寂寞的舞蹈。課間，她總是旁若無人地獨自跟乒乓球玩兒。
30分鐘寶貴的自由活動時間，我跟欣華、桂琴，結伴在校園裡轉悠，有時去大成殿，有時去籃球場，很自覺地將自己禁錮在校門之內。127班另一對堅如磐石的組合——閆傑和郭翠花，她倆會去哪兒，我不知道。感覺她們的腳步比我們走得遠，活動半徑比我們大。至少她們去過學校旁邊的教堂，我們沒去過。教堂的鐘聲似乎聽過，聽過沒有呢？不甚分明。教堂的尖頂在陽光下熠熠生輝，有十字架嗎？也不甚分明。
桂琴說話輕聲細語，看似柔弱，其實不然。她若執拗起來，那是相當地執拗。前年正月，我因為張羅高中同學聚會而缺席了初中同學聚會。她大為不滿。田博士也不太滿意，我在拒絕的剎那從他的眼神裡讀出來了，然而一經我解釋便原諒了，或者說裝作原諒了。只有她，一直耿耿於懷。事後還發來短信揶揄道：大約初中同學在你心中的分量不如高中同學吧。意思是這個意思，原話很長，沒有這麼直截了當。
我知道，她是太想見到我了。
這些年來，大家勞燕分飛，難得一聚。偶爾打個電話，說的都是孩子的事。純真歲月一去不返。然而我堅信，“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的同學情誼，沉沉地還在。天各一方，並不意味著友誼的終結，我們只是換了一種相處的方式：陪伴換成了思念，相守換成了銘記。
能記住的日子都是值得過的，都是有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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