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至2013年，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專門開闢作家群現象研究欄目，就各地重要作家群創作特色進行集中評述，並圍繞作家群現象的生成機制、歷史地位、文化價值等議題展開深入探討。雷達先生撰文指出，一般說來，一個原鄉背景明顯的作家的創作，一片地域性鮮明的文學個性，以及一方地域作家群現象的產生，都離不開這一片地域的地緣、氣候、風物、風俗、語言，尤其是它整體上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但也必須要以“變”為核心來考量當今文學的發展，包括作家群現象。時間是縱向的空間，地域是橫向的空間，兩個空間交織為一個動態空間，急劇地變化著，從中文學也顯示著它的前進。
今天本版延續、深化這個話題，從“新詩地理”角度切入，既有總體上的宏觀掃描與理論闡發，也有針對海南、內蒙古一南一北的個案剖析與具體探究，以求對“新詩地理”課題進行多維度的考察。
通過引入“地理”概念推動新詩研究，是近年來詩歌界不時湧現的話題。除了相關文章時常出現之外，各種關於省級的、代際的或者以區域冠名的詩選，也常常有意無意地涉及“地理”一詞，進而為“新詩地理”的探討提供豐富的個案。
歷史地看，“新詩地理”話題的出現，與當代新詩發展的格局、實踐方式有關。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新詩創作數量上的增長和各地對本土詩歌創作的重視，以省、市乃至區域為單位的詩選逐漸呈增長態勢。在這個前提下，概括瞭解一個地區的詩歌創作實績，已經逐漸轉變為對當地出現過哪些代表詩人、產生過什麼影響的關注。與之相應的是，各地承辦的詩會，舉辦的詩歌徵集、研討活動不計其數。就當代詩歌發展而言，上述現象在主客觀上強化了區域化的格局及其認知邏輯，併為新的認知視點的誕生帶來了契機。
2017年3月23日，以“詩歌中國，詩意遂寧”為主題的詩歌朗誦會在唐朝詩人陳子昂故里四川省射洪縣拉開帷幕。這是《詩刊》陳子昂詩歌獎系列活動之一。新華社發(鍾敏攝)
同時，空間化思維模式的生成、實踐與新詩研究的互動，也對“新詩地理”課題的誕生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空間化思維模式的生成，空間理論的傳播與接受，特別是網絡技術對現實生活的影響密不可分。空間化思維一改以往研究中人們習慣的線性化、平面化邏輯，既適應了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視野，也符合當代社會生活和個體日常生活的實際。人們開始嘗試以立體的視角去審視周邊的一切，並以此發現城市建築設計、個體私人空間與文學創作之間存在的關聯。空間化的邏輯思維，不僅使人們發現了詩歌與地理之間的關係，而且還讓人們學會使用地理學名詞去分析詩歌創作過程中的結構與層次。回顧一度風行的“底層寫作”“打工詩歌”，以及如今已經成為習慣稱謂的“代際寫作”等，它們要麼從社會生活結構、寫作者身份，要麼從年代地質構造角度，來理解和闡釋當代詩歌發展趨勢，都為“新詩地理”話題的出現提供了種種思路。此時，“地理”一詞本身也不僅僅是一門學科，而是還兼具文化的屬性，並可以作為一個形象的說法來印證這個空間化的時代。
當然，新詩研究的內在需求，也使“新詩地理”成為可能。就字面上看，“新詩地理”雖然涉及“新詩”與“地理”兩個方面，但究其本質，仍屬新詩研究領域的一次拓展，並與新詩研究不斷尋找新的生長點的本質化需求密不可分。當代新詩研究經歷20世紀80年代的復甦和90年代的發展，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與此同時也應當看到的是，當代新詩研究的持續增長，從業者甚多，其實也在客觀上對新詩研究的創新提供了動力。而新詩研究在不斷強化個案批評、現象研究和文學史書寫等“基礎研究”的同時，跨學科的互動與融合成為一種全新、有效的研究方式。
結合當代詩歌生產、消費、實踐活動和適應當代生活變化的背景來考察，“新詩地理”的應運而生不會讓人感到意外。需要補充的是，以上在創作、觀念和研究本身上促進“新詩地理”出現的三個主要方面，在實際展開時其實並沒有所謂的主次之分。它們是以共時性的方式一起拓展出“新詩地理”的疆域，並與當代的網絡技術、閱讀傳播有效地結合在一起。而網絡技術在深刻影響人們日常生活面貌和當代詩歌傳播的過程中，又在很多方面推動、深化了人們對於“新詩地理”的接受與認知，並以此凸顯出“新詩地理”問題的複雜性、多樣性和內在的差異性。
“新詩地理”的話題雖然逐漸受到關注，但就目前的狀況來看，仍存在流於表面、不成規模的問題。或許是出於晚近的緣故，“新詩地理”的言說大多停留在就現象談現象的層面，或是採用追溯歷史、古今對照的方式論證其相應的合理性，或是僅著眼於區域或選本的框架畫地為牢。包括自然的和社會生活的地理環境，當然會影響當地的詩歌創作，而詩歌也可以通過創作反映、表現身邊熟悉的地理環境，但在這些表層現象的背後，從文化的角度探究其內在的邏輯，恐怕才是“新詩地理”問題向縱深發展並形成相應體系的必要角度。與簡單證明“新詩地理”的有無相比，究竟有怎樣的關聯、如何關聯且為何在當下成為一個課題顯然更為重要。
“新詩地理”研究在具體展開過程中至少包括“新詩與地理的關係”和“新詩的地理問題”兩個主要方面。“地理”一詞儘管廣闊無邊，但由於我們是從新詩研究的角度談論“地理”，所以，其言說對象應當是具體而生動的。回顧新詩的歷史，從劉半農、俞平伯都曾關注過的以民歌、山歌為代表的歌謠化創作，到現代派詩歌與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關係，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西部詩”，到“第三代詩歌”浪潮的出場形式，特別是因此而備受詩壇關注的“四川詩人群”“海上詩群”等，都可以通過“新詩地理”的角度加以重述。進入21世紀以來，網絡詩歌、代際寫作、底層寫作、打工詩歌等紛繁現象的浮現，客觀上更要求人們找尋一種合理的言說方式，將這些晚近的詩歌現象置於一個共同的平臺。此時，從“空間”“地質構造”“文化身份”的角度使用“地理”一詞，其實是在很大程度上採用了“地理”的比喻義乃至轉喻義，並使其在具體應用過程中由平面視角走向了立體的空間視域。
結合“新詩地理”的歷史發展脈絡，我們應當看到，相對於持續發展、變動不居的新詩創作來說，人們對於地理內涵的認知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兩者在各自發展的過程中找到了“交匯點”，這既是“新詩地理”出現的時代性，也預示了其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並理當成為我們談論“新詩地理”的邏輯起點。
無論從誕生的語境，還是創新角度，“新詩地理”都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課題，同時也必將是一個動態發展的課題。事實上，“地理”作為外部的生存環境，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詩人唯有通過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完成經驗的再現和詩意的想象，才能達到藝術的深度與高度。這種簡單的因果關係，只是因為其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最平常的部分，以及此前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契機”，因此被長期忽視。探討“新詩地理”，不管是著眼新詩與地理的關係，還是新詩中的地理問題，都不應當僅僅停留在簡單疊加、機械比附的層面上，而是應該重視它們之間所引發的“化學反應”。在密切關注當下詩歌創作的同時，“新詩地理”研究需要看到新詩在這一方面的發展前景。“新詩地理”當然要結合以往的詩歌現象，整合其相關的經驗資源，但由於詩歌發表、閱讀、傳播以及人們的思維方式都發生了不同以往的變化，所以“新詩地理”的闡釋更應當從當前的創作、生活經驗和理論上尋找生長點，進而不斷激活自身的研究領域。
“新詩地理”作為一次全新的探索，應當有自身內在的結構層次和具體的言說方式。立足於新詩的發展歷史，“新詩地理”至少可以從“歷史與現實”“平面到立體”“現象至理論”三方面建構自己的整體框架。而在具體展開的過程中，地域、流派、詩歌活動，以及網絡、代際、空間、主題、詩人身份與創作觀念等都是其重要的切入點。當然，上述幾方面在歷史跨度、作品數量上是不平衡的，其理論背景、言說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必須始終秉持“新詩地理”的主線，進行相應的界定。正因為這樣，在具體言說時才能避免邊界模糊、概念泛化、邏輯混亂，以及前後無法協調統一的問題。
作為“文學地理”和更為廣闊的“文化地理”的一個分支，“新詩地理”不僅可以推動、深化新詩的研究，還可以在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過程中促進相關學科的發展與革新。如果將視野進一步擴大，我們完全可以在已有的“一帶一路與新詩”的話題中發現其現實的意義和價值：“新詩地理”同樣肩負著文化交流與文化形象建構的使命，而我們為此所要展開的實踐才剛剛開始。
閱讀更多 貴陽孔學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