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圈的20開年,要說安靜如雞但也大事頻發。
徐崢一手打破了國產電影市場的收益模式,雖說賺足了口碑,但也因此在圈子內樹敵無數。
成了一隻觀眾、市場都瞄準了的出頭鳥。
到底這手牌打得怎麼樣,咱還得邊走邊瞧。
與此同時,全球電影圈這兩天發生了一件更大更牛逼的事兒。
堪稱是21世紀電影的里程碑。
就在國人都在為疫情煩憂的時候,2月20號柏林電影節悄悄地開幕了。
好幾部華語片在電影節上給咱長臉,昨天蔡明亮的新片《日子》以3.3分場刊第二的成績拿下評審團獎。
賈樟柯監製、宋方導演、齊溪主演的電影《平靜》獲得了“單元CICAE藝術電影獎”。
這兩部預計今年都會上映。
除此之外,還有兩部用相同代號參展的電影,引起了巨大的電影圈地震。
一部叫《列夫·朗道:娜塔莎》,拿下電影節場刊2.7分(4分制),同時獲得了傑出藝術貢獻獎。
評分不算高,目前最高分是少女墮胎題材的美國電影《從不、很少、有時、總是》,評分3.4,但絕對是爭議最大的一部片。
誇它的,愛這部片愛到死。
“大呼過癮,寫入史冊”
罵它的,直接就給貼上了“喪失人性,道德淪喪”的標籤。
因為僅僅用“電影”來形容這個作品,都算不上是一種恰當的表達,從內容形式到拍攝製作,簡直突破了人想象的極限,除了震撼無以言表。
跟它一樣,28號另一部叫《列夫·朗道:衰退》的電影在特別展映單元放映,6個小時的時長,看完甚至讓觀眾懷疑人生,彷彿遁入了另一個世界。
而這個系列,擁有一個偉大的代號——DAU.
為什麼偉大呢?
首先,DAU是蘇聯物理學家Lev Davidovich Landau列夫·朗道最後三個字母。
關於他,不僅僅是“天才”二字可以形容,20歲時當眾打臉當時最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指出他的錯誤,初生牛犢不怕虎。
而後又同斯大林希特勒法西斯作鬥爭,拿諾獎,是最全能的物理學家,卻因車禍造成了腦損傷,死於愚人節。
偉大且戲劇化的人生。
於是就有導演想拍攝一部關於他的傳記片,這屬於常規操作嘛。
但隨著搭景、製作,還原當時的蘇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野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他把這次拍攝,變成了一場長達三年的實景楚門世界,並做成了DAU宇宙系列電影。
讓整個拍攝過程真實還原1938-1968年發生過的種種歷史事件,也就是物理學家DAU活著的最後三十年。
他在烏克蘭東北部的哈爾科夫構建了12000平米的“前蘇聯社會”,募集了400多名演員參與,他們都不是專業演員,來自世界的各行各業,有哲學家,諾獎得主,清潔工,甚至罪犯。
他們真實的在這個環境裡生活,工作,相愛,包括生孩子。
從決定參與這個項目開始,他們就每時每刻生活在這個情境裡,過著前蘇聯的生活,遵循導演安排的生活規則,不能有片刻的出戏。
與其說這是表演,不如說這就是一種洗腦式生活,唯獨與真實不同的是,DAU宇宙的時間比較快,會在三年內過完原來三十年的生活。
除此之外,參與者就像擁有了另外一個人生,長達三年。想象一下,就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有這麼一群人以前蘇聯的規則制度生活著,穿著那時候的衣服,花著特定的錢,這事兒細思極恐。
2011年,有參與過這個項目的人,描述過他的感受:
有警衛在行進,有人在喝咖啡,人們各自趕著自己的事。
我沒有對任何人說,拜託,這是在搞什麼鬼!
你會發現,你就好像被催眠一樣,只管順其自然了。
導演為此拍攝了700多個小時的素材,8000多小時的對話,最終剪輯成為14部電影。
整個拍攝過程,可以說是在現實社會里構建了一個平行時空,完全改變了400多人個正常的生活軌跡。
況且,每一個故事都不是平凡人生。
今年炸了柏林電影節的《娜塔莎》就有格外多的赤裸、現實與暴力。
評分7.3,僅從電影層面來講,是成功的。
娜塔莎在一家秘密的蘇聯研究室的食堂工作,她的愛好就是喝酒,然後對愛情與性大談特談,尋求刺激,又充斥著暴力與挑釁。
而另一部《列夫·朗道:退變》講的就是這間蘇聯研究室究竟是做什麼的,裡面形形色色的研究員,並且逐漸走向衰退的過程。
在柏林電影節看過影片的觀眾,光是看完已經神經呆滯,彷彿受到了心理創傷。
觀眾都如此,那麼被安排在裡面的演員呢。
拋開技術上的革新和電影拍攝的創新腦洞,回到道德層面來說,這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
跟被矇蔽的楚門不同,這些演員對於自己在經歷什麼非常清楚,甚至可以自主選擇暫停拍攝,所以這一切都是在相當自由的前提下開始的。
而這,反而是更加令人深諳人性之恐懼的地方。
因為對於這個系列影片來說,除了既定規則和大致走向,其他都是參與者的自主表現,也就是說影片中所以暴力與性的瘋狂,全部都是最真實的人性。
更讓人體會到什麼是現實比電影更加殘忍。
這些人拋棄原來的身份,進入這個環境,一切所作所為都不在受到道德法律的鉗制,只管享受失控的快感與毀滅。
全是人性裡純粹的惡,包括性的表達都是打破生理極限的。
這個電影是具有毀滅性的,人性的無底線探索與縱容,如果具有價值也一定不是電影上的,而是人類、社會、心理學裡的知識拓展。
從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來說,除了DAU系列,此前只有一個代表作《四》。
他的父親安德烈·赫爾扎諾夫斯基倒是非常成功的一位俄羅斯導演,有過很多成功的作品。
蘇聯解體時,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才15歲,但他一直覺得自己還是“蘇聯人”,對這個制度有著非常的迷戀,所以這個聲勢浩大的“楚門”項目也可能是滿足了導演的私慾。
正如展現人性之惡,如果不是為了反思與諷刺,那麼就是與電影一樣只是單純的複製並從中得到快感。
這樣的藝術形式必然偉大,但背後是對一大群人的社會性解構與重新思想的統治。
如果僅僅作為一個導演,他又是否能對這400多個人迴歸現實社會之後的生活負責呢?
這不就成了一場新的社會實驗?
而這個項目也已經無法用單純的對與錯來評判,名留青史已是必然,但這場現象及楚門秀所帶來的後果,將是更加無法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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