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池楊 安楊
攝影：胥焰
採訪：安楊
嘉賓：首都兒科研究所 張輝 魏丹
現在到我們這裡的孩子很多已經失去了最好的治療時機，說難聽點，我們有點像從死人堆裡再找找，看看有沒有我們再想辦法能救治的。
關鍵是社會有沒有給醫生這種“賭”的底氣？家長或者社會越信任醫生，醫生越願意拿出他全部的知識，盡力去挽救病人。
雖然這是一個“賭”的過程，但並不是盲目地賭。很多的生命奇蹟就是這麼發生的。
如果沒有團隊這種願意去嘗試，願意付出的激情，那麼病人也就不能從中受益。
來自聽健工作室
張：我很想聊下先心病的三級防治，就是早發現早治療。
很多孩子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被耽誤了，有的家長總覺得孩子太小受罪，想等大一點再說，可再大一點孩子就沒機會了。還有一部分基層醫生對這個專業並不太瞭解，想法跟家長一樣。
解決辦法就是讓知識下沉，讓老百姓、基層醫生懂得利害。比如說，有的病人可能小時候做手術花四、五萬，大了以後可能花20萬也解決不了。再往後，還有的孩子可能需要肺移植，和早期手術修復相比，（肺移植的）花費、人的生活質量、壽命都不一樣。所以我特別想呼籲這點，就是：早發現、早治療！
安：我以前做的小兒心外做科普講的都是相對簡單的，但是照片上看到的這組孩子似乎病情很重，其實你們是在給自己出難題，救治過去可能要放棄的孩子？
張：這只是難題中的一類，屬於治療偏晚型。叫重度肺動脈高壓，很多先心病剛開始肺動脈壓力並不是很高，如果不及時治療，拖延到一定程度，肺動脈壓力會越升越高。早期及時手術，肺的壓力還可以逆轉到正常，但到一定階段就不可逆了。
很多病人不可逆了，不敢再做手術了。現在到我們這裡的孩子很多已經失去了最好的治療時機，說難聽點，我們有點像從死人堆裡再找找，看看有沒有我們再想辦法能救治的。
隨著醫學進步，有更好的藥物和檢查手段，再結合我們的臨床經驗，已經能夠更精準地來判定這個孩子到底還有多少機會。即使這樣，每次做這樣的病人，我都說是在“賭”。通過經驗、醫生的直覺判斷可能有七、八成把握，但是畢竟還有20~30%的可能是失敗的。但這也值了，畢竟10個沒有希望的病人裡能救活7、8個。
安：再小的手術都有風險，但是這裡面“賭”的成分更大。
張：所以醫生才有別的專業不太容易享受到的一種成就感，那不光是一條命，是一個完整的家庭，一般人好像不太容易“賭”這麼大的成本。
安：可那是一條命，失敗了以後壓力也更大吧？
張：沒錯，失敗了以後會很懊惱。但是就看這件事值不值得做，有60%、70%的病人能夠通過各種醫療手段，從無法治療到能接受治療，這個意義還是挺大的。
前兩天剛做的一個出生7天的孩子，手術風險是普通手術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但不做，他可能就沒有命了，值得去冒這個風險。
安：不“賭”，百分之百輸了，“賭”還有贏的機會。
張：關鍵是社會有沒有給醫生這種“賭”的底氣？家長或者社會越信任醫生，醫生越願意拿出他全部的知識，盡力去挽救病人。雖然這是一個“賭”的過程，但並不是盲目地賭。很多的生命奇蹟就是這麼發生的。
安：我發現外科醫生大多數是男性，尤其有一種不服輸的精神，但是魏大夫你也是外科醫生？
魏：我是監護室醫生。
安：保駕護航的。外科醫生做完手術只是走了一部分，剩下的路就得靠你們了？
魏：時間上講，外科手術可能只是長征路上的前1/3。手術第一關是麻醉，第二關就是手術。心臟外科與其他外科不同的地方是手術當中還需要麻醉體外循環的配合。 後2/3主要是在監護室度過，直到他平穩後轉回到病房。三個部分缺一不可，否則長征就不會成功。
病人在手術室裡可能只有幾個小時，但是在監護室，有些病人可能要住一、兩個月。時間長了我們醫生護士跟小朋友都成為朋友了，說話可以開玩笑了。
安：這個孩子在監護室待了多久？
魏：他住院時間是42天，在監護室呆了24天，所以孩子離開監護室時，我們也依依不捨。
張：心外手術是一個團隊，除了麻醉體外循環、護士，監護室，還包括輸血科，檢查科室，超聲、CT、核磁、胸片、心導管檢查等等，心臟外科想做一個有難度的手術，要驚動很多人，是個大的團隊。
監護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沒有高水平監護的醫生團隊、護理團隊，就算外科醫生技術水平再高，可能也達不到治療效果。
魏：這種配合是非常默契的，而且非常快速，對處理重病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團隊如何建立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如果建立一個很好的監護團隊，就能更好地配合外科，把更多、更復雜、更危重，甚至是新生兒的監護水平提高，從而提高整體先心病外科救治的成功率，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追求的目標。
安：我發現張主任這個團隊不挑活兒。
張：池楊老師給了我一句很鼓勵的話，說有本事才敢來什麼活接什麼活，我們做的這種叫“小、難、重”——小年齡，複雜，病情重。別人都覺得不可治，要放棄掉，那我們來治。如果沒有團隊這種願意去嘗試，願意付出的激情，那麼病人也就不能從中受益。
安：“挑戰型”大夫，這是您個人的天性，還是職業使然？有什麼動力？
張：有天性的成分吧。第二，小兒先心外科大的趨勢就是不斷和國際接軌。國外越大的中心往往會做這種很小、很難的手術。現在隨著國家的經濟好了，外地醫生的水平也不斷提高，北上廣這些傳統上很強的醫院或醫生更要迎難而上，必須迎接挑戰。
如果大家都躲著不做，這些病人的出路在哪？
敢於挑戰，才有賭贏了以後的喜悅和那種成就感。當然失敗了以後那種沮喪沒人能理解，如果這個時候再有方方面面不理解的聲音，也沒處訴苦，也可能不止一次會想：“以後這樣的病人我不接了，我躲清閒了。”但是總做不到，過一段時間，見到這樣病人又想去幫他一把。
安：有沒有家長覺得我帶著巨大希望來了，結果人財兩空？
張： 經常面對這個問題。如果病人好了，他即使借了錢，也非常容易理解。最不願看到的就是我們盡力了，但最終挽救不了病人，而挽救的過程中花費很高，這時候個別家屬不理解，有時也挺沮喪。
多數時候家長還是能理解的。其實醫生每天的工作，家長絕大多數都看到眼裡，尤其是醫患溝通以後，他非常理解你的工作，他也知道醫生在想方設法挽救一個孩子的生命。也有孩子沒好，家長依舊來感謝，那個時刻醫生的心裡是很酸的，帶著暖的酸，很複雜，其實我們就要一個理解。
魏：每次遇到這樣的病人，可能就會再一次增加我們繼續從醫的信心。以前有一個病人，全科的人日以繼夜為這個孩子在奮戰，但是最終還是沒有救過來。我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的晚上，下雪了，我跟另外一個護士抱著孩子跟著家長下樓，到了樓下家長撲通一聲跪下了，當時我心裡為之一振，不知道說什麼，眼淚就下來了。我覺得作為醫生我做的一切沒有白做。這件事支撐著我這麼多年一直在盡心地做監護工作。
安：面對生和死，有巨大的喜悅，也會有巨大的挫敗感吧？
張：心情起起伏伏跌跌宕宕，有喜悅有挫敗，但是不會因為這個就職業倦怠了。
當然面對生死比較多，可能更理智一點，但那只是表面。有很多醫生朋友，尤其外科醫生，手術挫敗了以後會找朋友去聊天、去發洩，這些東西不會讓同事看到，更不會家長看到。只有我們自己去找方法宣洩，你總是要再上路的。
年輕時，有一個上級大夫跟我說：“你能不能失敗三次還爬起來？如果你能站起來，你就能走下去。如果連續3次失敗，你被打怕了，你這輩子都出不來。”恰好我好鬥，還走出來了。
安：特別理解，向你們致敬，會一直做下去，是嗎？
魏：會的，因為我熱愛監護。只要在監護室一分鐘，腦子就不停在轉，是積極的向上的狀態。病人病情瞬息萬變，醫生和護士的思維就要跟著病人瞬息萬變，這個工作總是激勵著人在不斷地運轉。
安：高度緊張時間久了不會累嗎？
魏：不會。因為它很新鮮，人生的意義就在於思考，如果不思考了你就停滯了。我喜歡監護，就因為總在思考。
張：絕大多數醫生不熱愛這個職業的話，是堅持不下去的。
魏：對。還有就是我們治好的病人會對我們從心底裡非常感激，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動力，特別有成就感。
來自：聽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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