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指控炀帝弑父的记载见于《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文帝仁寿四年七月”条所引赵毅《大业略记》和马总《通历》二书，《大业略记》记载：
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十八日，发丧。《通历》则记载： 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歔。是时唯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这两段就是论证隋炀帝弑父最基本的材料。做研究，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文献批判，这种常识不需要在此多说。然而，轻信古人记载，乃至史料猎奇却时有所见。《大业略记》的常识性错误极其明显，我们知道，所谓炀帝绯闻案的主角乃陈宣华夫人，而不是蔡夫人，《大业略记》不但连受害者是谁都搞不清楚，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也误作十八日，人物时间都弄错，则其信口开河能有多少可信度？其次，蔡夫人抗拒，被殴至“面伤发乱”，则事件的性质已属强暴，而且文帝就在隔壁，实在骇人听闻。第三，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这是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那怕是蛛丝马迹的证据的。
《通历》的错误也同样历历在目。隋文帝与百僚诀别，在七月十日，十三日就去世了，也就是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在文帝与百僚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如何能够、也如何胆敢跑到别室去非礼宣华夫人。其次，杨广乃杨素扶持为太子的，文帝再糊涂也不至于叫杨素去废杨广。第三，行凶的手段变成“拉杀”，即仗杀，还杀得声闻四野。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隋炀帝被杀时说“天子自有死法”，要求饮鸩，后改以练巾缢死。炀帝都知道天子不得加兵刃，如何能对亲生父亲如此刻毒？甚至嚣张到不怕为人所知。显然，所谓“拉杀”云云，纯属无稽之谈。
以上二书都把猎艳、废立太子、宫中规矩乃至谋害父亲视同儿戏，暴露其对政治运作的无知，归根结底，只能说明它们是市井艳词流言，不足为凭，其道理就像我们不能拿《隋炀帝艳史》来研究隋史一般。所以，司马光经过一番引用后，也不敢引为凭证，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但是，司马光受到后人丑化隋炀帝的影响，把大段猎艳小说大加征引，有失史家的严肃性，也产生误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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