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主要是腺鼠疫，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災難之一。從14世紀開始，直到19世紀早期，黑死病都是肆虐歐洲的傳染病主角。據歷史學家赫克估計，歐洲全部人口的大約四分之一，即至少兩千五百萬人死於黑死病。此外，黑死病還造成了道德、宗教以及政治方面的瓦解。進入20世紀之後，歐洲沒有再發生腺鼠疫流行性疫情。那麼，這種曾經肆虐歐洲的傳染病，後來為什麼式微了？關於這個流行病學中無法解開的謎團，美國傳染病研究權威漢斯·辛瑟爾在自己的著名作品《老鼠、蝨子和歷史：一部全新的人類命運史》中進行了詳實的分析。
傳染病並不是靜態存在的
傳染病並不是靜態存在的，它是根據寄生生物和被入侵物種之間不斷變化的關係決定的，而這種變化關係必將導致臨床和流行病學表現的變化。
當一種傳染病感染了擁擠地區的幾乎所有人口時，對病毒不太敏感的人會偶然存活下來。經過幾代人的更替，寄生生物與宿主之間的關係逐漸發生了變化。感染的飽和度越高，這種現象就越明顯。這種變化最簡單的證明是，當一種傳染病首次被引入土著居民的聚居區時，也就是在整個群體都極易受到感染時，傳染病的傳播速度之快和毒性之大。
1875年，在斐濟國王和王子訪問了位於新南威爾士州的悉尼之後，麻疹被首次引入了斐濟群島，在這個大約只有十五萬人的國家造成了四萬人的死亡。另一個例子是，西班牙征服者納瓦埃斯船上的一名黑奴將危險的天花病毒首次引入墨西哥印第安人地區，造成了一片悽慘之象。此外，黑人、因紐特人、美洲印第安人在與白人的接觸中，慘遭肺結核病毒的蹂躪。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即使在擁擠不堪、感染飽和的群體之中，疾病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也會發生同樣的變化。
大約自1880年以後，西歐、英格蘭以及美國的猩紅熱發病率明顯降低。與之相應地，在發病率和死亡率方面，麻疹和白喉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而上述變化的發生，遠在現代防控措施產生任何明顯的作用之前。就白喉的例子而言，自19世紀90年代末以來，現代細菌學方法對白喉的控制最為有效，但這種方法干涉了白喉正常的進化進程。於是，我們開始觀察到歐洲中部再度出現越來越多的極具毒性和致命性的白喉病例，這可能並非偶然。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成功地控制一種流行病，可能會影響雖然更為殘酷，卻更為長久有效的疾病進化進程，即大自然逐漸使一個群體具有免疫能力的過程。
席捲歐洲的黑死病
在證明“傳染病並不是靜態存在的”這個論點上，黑死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毫無疑問，在14世紀以前，歐洲暴發過多種可怕的瘟疫，但據我們所知，在黑死病暴發之前的幾個世紀裡，這些瘟疫都沒有傳播到歐洲中部和北部地區。對傳染病的抵抗力是一種後天習得的特徵，並非遺傳所得，除非從進化的意義上說，對傳染病抵抗力強的人選擇性地生存了下來。這種通過自然選擇而增強的抵抗力並不明顯，除非感染能不受任何干擾、持續數個世紀地發生，且大多數的受感染者都倖存下來。因此，席捲歐洲的黑死病面對的是不堪一擊的人群，他們慘遭該疾病的蹂躪。當黑死病首次橫掃歐洲大陸時，由於缺少受害者，黑死病不過是強弩之末，只能在局部地區興風作浪，伺機再起。
1361年、1371年和1382年，黑死病再次捲土重來。這些連續性的災難持續了三十四年的時間。黑死病的暴發情形讓我們明白，當一種傳染病在感染飽和的人群中再次暴發時，它將變得越來越不具有致命性。當然，我們沒有完整的數據做支撐，但查林·德·維納瑞奧留下的記錄頗具指導意義。1348年，歐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感染了黑死病，最後幾乎所有的受感染者都死了；1361年，一半的人口受到感染，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倖存下來；1371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同時，患者的存活率也得到大幅提升；1382年，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而最後幾乎所有的人都逃過了劫難。
如果這種疾病繼續暴發直至如今，並感染大部分的新生代人口，那麼它可能會逐漸變成一種地方性的傳染病，導致的死亡率也會相對較低。正如我們所知，在整個15世紀，黑死病在歐洲都有暴發，但其所影響的範圍越來越小，其致命性較之以往也大大減弱。後來黑死病逐漸消失，直到1663年到1668年間，它再次暴發並發展為最後一次在歐洲全面流行的傳染病。
17世紀後的黑死病再次爆發
1661年，土耳其暴發了黑死病，該疾病首先傳播到了希臘海岸和希臘群島，接著又迅速向西擴散，同時也向東傳播，但速度較為緩慢。1663年，黑死病在阿姆斯特丹登陸，在這個總人口不到二十萬的地方造成了一萬人的死亡。次年，它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致使當地約二萬四千人死亡。之後該疾病又傳到了布魯塞爾和法蘭德斯，最後登陸倫敦。1664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兩名法國人死在倫敦德魯里巷的一間房子裡。此後的六個星期裡，再沒有其他的病例發生。1665年2月20日，新出現一個病例；此後直到4月，一切風平浪靜。到了5月中旬，這場流行病全面暴發。對此，英國政治佩皮斯進行了如下描述：
1665年6月7日，我看到德魯里巷兩三座房子的門上都畫著紅色的十字架，還寫著“吾主慈悲為懷”幾個大字。這種令人悲傷的景象縈繞在我的腦海裡久久不能消散，所以我不得不去買一些捲菸，想通過聞菸葉和嚼菸葉來驅走這種不快之感。
當查理國王慶祝大敗荷蘭艦隊的勝利時，他看到越來越多的居民在牆壁上畫上那令人感到害怕的紅色十字架，於是不得已將宮廷移到了城外。三分之二的居民逃離了倫敦，將這種疾病帶到了泰晤士河沿岸的其他城市，並最終將這種疾病傳遍了整個英格蘭。
黑死病在法蘭德斯持續了幾年，接著傳播到了德意志西北部的威斯特法利亞，然後沿著萊茵河擴散到了諾曼底、瑞士，並於1668年登陸奧地利。在17世紀剩餘的時間裡，該疾病持續肆虐，直到18世紀的到來。在匈牙利、西里西亞、普魯士、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該疾病都以局部流行病的形式暴發。1711年，在德意志的勃蘭登堡，共有二十一萬五千人死於該疾病；在奧地利有三十萬人死亡。1720年至1721年，另一波黑死病從法國港口城市馬賽擴散到了東南部的普羅旺斯。此後，在18世紀的下半葉，該疾病的攻勢雖然仍不容小覷，但其暴發呈現出局部性的趨勢。儘管如此，它卻逐漸向東蔓延。於是，在1770年到1772年間，俄國和巴爾幹地區暴發的大規模流行病沒有向西傳播。在1820年以前，俄國和高加索地區繼續遭受著疫情的破壞，但是自這一年之後，俄國就再也沒有暴發重大流行性鼠疫。在整個被稱為西方世界的地方，也再也沒有大規模暴發過該類疫情。
鼠疫悄然退出歐洲：流行病學中的謎團
這種流行性鼠疫悄然退出歐洲，在流行病學中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團。在這期間，該疾病一次又一次地傳入歐洲和美洲各地，卻再也沒有表現出任何以流行病形式傳播的趨勢。1899年，的裡雅斯特（Trieste）、格拉斯哥（Glasgow）、馬賽以及那不勒斯出現了個案病例——在大多數的病例中，疫情都與來自疫源地的輪船上承載的乘客和水手有關。類似小規模的感染，在很多南美洲港口都有發生。
1903年，澳大利亞的悉尼出現鼠疫感染的情況，極大地增加了鼠疫傳播的神秘性。這年1月，一名碼頭工人死於鼠疫；2月14日，人們在碼頭上發現已經死亡的老鼠；2月15日，另一名碼頭工人在與老鼠接觸之後，染上鼠疫而死；2月26日，又一名碼頭工人死亡；在之後的幾周裡，港口附近一家旅館的老闆被發現染上了鼠疫；到了6月末，悉尼郊區有個別病例出現。同年4月，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墨爾本，病例以個案和分散的形式出現。港口城市阿德萊德（Adelaide）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城區和郊區均發現了染病的老鼠，但至此尚未暴發流行性疫情。1900年，鼠疫傳播到紐約，但沒有造成大量的死亡。同年，舊金山的華人中出現該疾病的身影。在加利福尼亞的各個地區，個別病例均以分散的形式出現，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尾。1907年，舊金山的二十四名華人感染了鼠疫，其中十三人死亡。奧克蘭（Oakland）和伯克利（Berkeley）也出現了個別病例。英格蘭的港口城市和歐洲中部較大的城市，也時不時地出現一些鼠疫感染病例。1923年，人們還在歐洲的一座重要首府發現了染上鼠疫的老鼠。儘管如此，歐洲並未發生流行性疫情。
我們若要對這種現象做出解釋，第一個進入腦海的答案，是歐洲的人口對鼠疫病毒已經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抵抗力。而對於居住在印度或其他東方世界疫情中心的歐洲人來說，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此外，我們不能將發生這樣的變化，歸功於消滅鼠害所取得的成功。至於跳蚤，即便是對於沒有在9月這個跳蚤橫行的季節去過歐洲中部和南部的人來說，他們也深知跳蚤在歐洲是何其氾濫。當把上述情況都考慮在內之後，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鼠疫從西方國家消失的合理解釋。
於是我們推測，儘管病毒的傳染性在減弱，老鼠的數量有所減少以及它們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有所減小，都是不爭的事實，但流行病本身的進化，需要很多因素的微妙調整。值得慶幸的是，在20世紀的西歐和美洲，鼠疫本身的進化最終沒能成功發生。最為合理的線索，在於人類對老鼠的馴化。鼠疫在人類中流行之前，通常會先在老鼠中廣泛傳播。在文明國度，房屋建設、食品儲藏以及地窖建設等逐步發展起來，於是老鼠不再像過去那樣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遷徙。之所以有很多人能夠倖免於難，直接原因就在於老鼠得到了進一步的馴化。由於老鼠們在家裡生活得很愜意，鼠疫疫源地就會侷限於個別家庭和聚居地。
書名：《老鼠、蝨子和歷史：一部全新的人類命運史》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書號：978-7-229-14068-7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定價：58.00
分類：社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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