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蘭英，著名晉劇表演藝術家、歌劇表演藝術家、歌唱家。主演了新歌劇《白毛女》《劉胡蘭》《春雷》《紅霞》《小二黑結婚》《紅梅嶺》《紅雲巖》等，演唱的《南泥灣》《翻身道情》《繡金匾》《趕牲靈》《我的祖國》《山丹丹開花紅豔豔》《人說山西好風光》等廣為流傳。郭蘭英用大半個世紀的藝術生涯，探索了中國聲樂學派的藝術道路。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郭蘭英：我唱的很多歌家喻戶曉，上至百歲老人，下至三五歲幼童，幾乎都能哼唱幾句。其實這些歌，是幾代中國人的心聲，我只不過是把它們唱了出來，就成為大家的共同記憶。
我出生在山西平遙的一個貧困家庭。周圍的村民差不多人人都會唱秧歌，媽媽更是經常哼著小調哄我和弟弟睡覺。別的孩子似乎並不在意，可我對這鄉野之聲特別喜歡。不僅愛聽，還一聽就會，許多歌一下子就記住了，到五六歲時，我已會唱不少民歌。逢年過節村子裡鬧“紅火”，晚上搭臺子演燈影、唱大戲，白天演木偶、踩高蹺、鬧花燈……只要有，我不吃不喝也不能不看，往往一站就是半天，一天不回家，甚至跟著踩高蹺的、演戲的跑幾十里路串村子。平時媽媽不在家或忙於家務無暇顧及我們時，我就成了孩子頭兒，領著弟弟和鄰家小孩玩“過家家、唱大戲”，把看到的、想到的都學一學、演一演，這是我兒時最大的樂趣。
我4歲開始學戲，經歷了常人無法想象的磨礪。從一開始跑龍套到演墊場的“帽兒戲”，登上戲園子的廣告牌，演“靠軸兒戲”再到張家口一炮而紅，一路摸爬滾打。舊時的張家口是晉商雲集之地，山西梆子藝人紛紛來此獻藝授徒，堪稱“晉劇的第二故鄉”。“寧賣二斗紅高粱，也要聽郭蘭英唱一唱”，13歲那年，我已經能演幾十出劇目，從青衣戲到花旦、刀馬旦，都能演。
郭蘭英在晉劇《金水橋》中飾演銀屏公主
1946年，歌劇《白毛女》在張家口演出，排演場地正巧離我演出的戲園不遠，我興沖沖地跑去看戲，沒想到一邊看，一邊止不住地流淚。這出戏深深打動了我，我撕毀了當年與戲班籤的學藝契約，扔掉了昂貴的舊行頭，拿了個包袱，在槍炮聲中去追趕剛從張家口撤走的華北聯大文工團。我下決心不再做戲班子的“搖錢樹”，而要做一個揚眉吐氣的文藝新戰士。
《白毛女》是在探索學習民族傳統藝術的基礎上形成的經典，我嘗試把戲曲的唱工、做工融入其中，使新歌劇在演唱、表演上有了一定提升。自石家莊的首場演出後，我的名字便和《白毛女》綁在了一起。上百場演下來，我在精神上脫胎換骨。
郭蘭英在歌劇《白毛女》中飾演喜兒
雖然有天賦的好嗓子，又在舊戲班裡摔打出一身技藝，但是學新歌劇還要重新下一番功夫才行。山西梆子的“念”，有自己固定曲腔調，千篇一律；新歌劇的道白，是根據人物的不同年齡、職業、文化、性格等，用現代生活語言來表達感情。做，在山西梆子裡都有一定的程式，比如開門、關門、哭、笑、走路、上馬……每出戏都是如此；新歌劇則完全不同，雖然它的舞蹈性也很強，但沒有固定程式，它要求藝術的真實。唱，山西梆子的唱詞兒，由師傅一句一句口傳，徒弟靠死記硬背，甚至不理解唱詞兒的意思也能登臺；新歌劇唱詞每句的字數、韻轍，不像山西梆子那樣嚴格，它要求演員理解每句唱詞的意義，以便深刻地表達人物的性格、心理。這些都需要千萬次的學習。
我參加革命，就嚮往“當演員就演喜兒那樣的角兒”。從演《白毛女》開始，一直以火一般的熱情參加新歌劇演出。經過不懈努力，我又主演了《小二黑結婚》《劉胡蘭》《紅霞》《春雷》和《竇娥冤》等膾炙人口的新歌劇，創造了一系列藝術形象。
左/歌劇《劉胡蘭》中飾演劉胡蘭 右/歌劇《小二黑結婚》中飾演小芹
好的歌唱，讓人聽起來總是不加雕飾、親切自然，好似從田野裡吹來的清風。有人說，什麼歌一到郭蘭英嘴裡唱出來就有味、就好聽；什麼戲她一演，就同別人的不一樣。這固然是因為我有透亮的嗓子和戲曲功底，但最主要的還是我有真摯情感，為每個字句都注入了真情，無論是歌頌祖國壯麗的山河，還是歌唱黃土地上的人生，始終浸透著韌性與希望。
上世紀50年代初期，音樂界有人建議我學習一點西洋唱法。我毫不在意。我認為，中國人用中華民族的傳統唱法給廣大人民演唱，就能夠受到他們的歡迎。當時中央實驗歌劇院為了貫徹“百花齊放”的方針，支持並組織了我的獨唱音樂會。獨唱音樂會在北京很成功，後來又到廣州舉辦了幾場，同樣獲得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
我選歌也很“挑剔”。很多時候，接過曲譜發現自己並不合適，我就不唱。我也從不演唱那些逃避現實、無病呻吟的歌，而那些反映大眾心聲的歌，有時冒著風險也要把它們唱出來。
歌唱演員要永遠把觀眾當成最可敬的人。我不光在燈光璀璨的劇場演出，更喜歡在火車站、工地、伙房、醫院和戰士駐紮的海島、邊關為大夥兒歌唱……無論面對的是上千觀眾，還是兩位戰士、一位炊事員，我都要讓他們看得清楚、聽得明白，字字滲進他們的心田。
1973年，我去看望自己的國畫老師李苦禪先生。他為我畫了三株狂舞的墨蘭，題為“蘭為王者香”。我後來自己又提筆加上一句“吾為人民唱”，用來自勉。
郭蘭英在央視《故事裡的中國》舞臺上表演
1986年，在老伴的支持下，我放棄在北京的生活和大大小小的名頭，揣著所有積蓄到冼星海的家鄉——廣東番禺創辦了廣東省民族民間藝術專科學校，後改名為“郭蘭英藝術學校”。在雜草叢生的飛鵝嶺上，我們老兩口住草棚、搭驢灶，帶著志願者搬石塊、壘石板、鋪路面……硬是把原來的破舊農場變成了煥然一新的教學樓。我在擔任校長的同時還執教聲樂系，每天早上都帶著學生一起練功，巴不得在短短的課程裡把畢生所學全掏出來，讓後輩悉數拿去。從舞臺到講臺，一字之差，但箇中甘苦只有自己能體會。
一個演員的藝術生命是有限的，現在還能唱還能演，將來年歲大了之後幹什麼？年輕時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年紀漸大後才領悟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光大民族藝術事業，讓我們後繼有人。在80餘年的從藝生涯中，我一直致力於建立中國民族歌劇表演體系和發展民族演唱藝術。現在我可以說，我努力了，無愧於心。
*來源：《人民日報》2019年12月19日第20版，記者楊雪梅整理
審核：何美
美編：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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