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歲的李志想把自己的一切換回二十歲。作為成功的音樂人，他擁有金錢、擁有名聲、擁有崇拜，但這些在他眼裡都比不上二十年前的少年心氣。那時他窮困潦倒，但感覺自己的未來充滿無限可能。“只有到了四十歲，才會覺得曾經那種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其實是多麼美妙。”

口述 / 李志

採訪、撰文 / 洪蔚琳

攝影 / 蘇里

視覺 / 張楠

1.等你知道想做什麼的時候，身體跟不上了

每一次看到年輕人，他們看我都是那種羨慕的眼神，我還不能說什麼。有個朋友比我小十二歲，我就跟他說，如果可以的話，我願意用現在所有的一切跟你換個年紀。

為什麼願意把所有一切換到二十歲，就是隻要你體力充沛，任何都不是問題。二十歲你就算再痛苦，怎樣都可以緩過來。去年我三個月減肥三十斤，不是怕死，而是身體健康才能做事情。年輕的時候有一堆體能，但是不知道做什麼，瞎做。可是等你知道想做什麼的時候，身體跟不上了。

2014年我開了公司，進入一個新的創業階段，這在邏輯上跟年紀沒關係。我出道太晚，二十六歲才做第一張專輯。如果像很多人二十歲開始做，可以提前六年，那麼二十八歲正是創業的蓬勃期。年輕就能扛得住，你有體能，可以去耗。但我本身就晚，現在感覺好幾個東西同時來了，中年危機來了，事業的高峰期也來了，種種放在一起。

過去十多年，我在做個體戶。實際上沒有一個個體戶是輕鬆的，不管他是唱歌的、做啤酒的，還是做開關的。工作沒有固定時間，一天二十四小時醒著就是工作狀態。按我的要求，沒有一個郵件可以過夜。因為當你做到八十的時候，團隊才能做到六十，那麼你必須做到一百二，他們才能做到九十。

所有工作裡，演出的好壞很重要，直接影響到我的收入，我的收入影響團隊的收入。我經常跟他們聊，我一年、兩年不演，沒問題，照樣有飯吃，只要稍微少裝一點大方就行了。但他們不行。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他們，你多一場演出就多拿一份錢，但這樣就會很累。一年六十場演出，一百場排練，光音樂上就花了二百八十天，剩下八十天還要處理那麼多雜事、開會出差。所以我在南京，一年內應酬要控制在一定範圍，一般寧可自己坐著發呆。實在需要出去談事情，就避開飯點，約在下午兩點到四點，談完就走，不想浪費更多時間，不想說話。以前我不理解，那些藝人要什麼五星酒店，要什麼頭等艙，要什麼司機，現在覺得這些真的很重要，人確實需要休息。

有時候懷念年輕，除了體能，懷念的也是混亂本身，那時有各種可能性。四十歲的可怕，就是你一眼看過去，沒什麼可能性，或者可能性越來越少。只有到了四十歲，才會覺得曾經那種看不到希望的日子，其實是多麼美妙啊。

那時候買張車票，打電話約幾個人，到哪裡去玩。我們從北京出發、從南京出發，最後聚集到一個地方，瘋玩幾天，也不知道玩的什麼東西，但每個人都極其熱情、亢奮。哪怕去吃碗麵條，好像都要把青春期所有的荷爾蒙發洩出來。當時我有個同學在蘇州大學，大家去找他玩，荷爾蒙亢奮到半夜實在沒事做。宿舍樓關門了，我們從二層跳下來，就為了去試一下，旁邊那條河蹚過去會不會沒頂。最後發現沒沒頂，又敲宿舍大爺的門，讓他再放我們進去。那感覺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面那幫人，那種亢奮感。

我還記得在羅莊上大學的時候，那邊是郊區，週末沒有任何娛樂。所以我們會在週五、週六的時候跑到熱河路。熱河有家電影院，放通宵電影，有時也轉播球賽，過了十二點開始放錄像。我們去熱河路是為了看錄像，去多了之後，就有感情了。因為通常南京人不會去熱河路，到現在也沒有人去熱河路。

電影院離我們學校比較近，過了大橋就是，一晚上才五塊錢。有時候去得早了，就在周圍轉。我寫《熱河》那首歌，是過了好多好多年，有次開車不知道怎麼回事就開到那邊，開到渡江紀念碑，我停下來了。電影院拆掉了，一下子二十年前的那些東西全出來了，就彷彿看到那時候嘻嘻哈哈、年少氣盛，熬一個夜，啥事沒有，回學校照樣打籃球。現在，人模狗樣地開了一個車，看起來也有點中年男人，挺頹的。

回去我就想寫一首歌，花了很長時間寫不出來。我想表達的是，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看了一夜錄像，又飢餓，一點點寒冷，站在那個路口，回學校的公交車還有一段時間才會開出早班車，不知道幹什麼，很難受的狀態。然後如果可以，有一個四十歲男人跟這個二十歲小夥子說，不用擔心，一切都會好的。

這首歌一開始我想做成對話的，旁白是二十歲小夥子的自言自語，唱的部分是四十歲男人對他的一些諄諄教誨。本來應該這麼設計，但聽起來不是這個結果。寫不出來，所以就寫成四不像。

現在我在臺上唱歌，經常會想起寫歌時的情景。如果是我投入的演出，不會想什麼結構、歌詞、語調、氣息，腦子裡都是那首歌寫的時候，那些場景、那些人、那些故事，所以有時才會情緒失控。

四十的喪是什麼，一種總結方式是，如何剋制你的慾望。以前不用剋制，因為你知道實現不了。現在你完全可以活成你想要的，不管是能力還是經濟上。一年五到十場演出，不要照顧別人，世界各地去玩。你可以做到，但你不能這麼做，還要去剋制自己的慾望。但我又覺得慾望是特別好的東西，我怕它沒有了。

而且隨著時間的變化，確實慾望越來越少，你有興趣的東西越來越小。然後我就會想，我就這麼剋制，忍著忍著，等到有一天，它徹底沒有了，沒有慾望就只是活著。身邊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子了，我能看懂，他們不想上班，但是不能不上班。上班也沒什麼勁，也追求不了什麼東西，工作上得不到任何樂趣。錢也不能帶來樂趣，因為該買的都買了。

有時想想，我比起很多人還是要好得多，得到了那麼多人的尊重、欣賞，還有熱情，想想你會很驕傲。但又想想，我不要這些東西呀，要這些幹嗎呢，有球意思。

從前我堅持很多事情，現在大部分事情不會像以前那樣去生氣，或者跟它抗爭。你這麼做，我依然不贊同，但我也不會跟你吵，跟你鬧，跟你講道理，OK我理解。我的很多價值觀都是這樣，比如二十歲的時候，我們排練，你遲到了我會特別生氣，會發火給你臉色看。到了四十歲，你排練遲到，我也認為這不對，但我也沒必要生氣。沒事，我們開始吧，就行了。但是我不認為這個對。很多人到了這個年紀，他什麼原則都無所謂，都不care。其實我覺得挺幸運的是，我並沒有丟掉那些原則，我不認為那些是對的。

我真的覺得，我現在比以前搖滾多了。以前那個不叫搖滾，那就是荷爾蒙衝動。我現在理解搖滾，就是可為和不可為。你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能夠把自己搞清楚了，就挺搖滾的。

2. 我們這個行業，最後都是變成了商品

大概2008年的時候我剛紅，產生了很強的社交恐懼症，很分裂。過去一幫看不上你的人，全都跑來恭維你。突然覺得，亂七八糟的，就覺得誰都不行，誰都有目的，有點神經質。當時我在成都一家公司上班，還之前做專輯欠的錢，每天早上跟同事一起上班，下班回房間，週末最多去小地方看個演出，也不和人交往。房間裡沒有網絡，也沒智能手機，晚上就在屋子裡看書、彈吉他。在成都兩年，寫出了三張專輯的曲（2009、2010、2011年）。其實現在回想起來，那兩年真的好幸福，沒有人打擾我。

那時我的分裂在於什麼呢，一方面他們的變化讓我很難受；另一方面，我又硬不下臉面來不理他們。人家給我打電話，發短信，不好意思不接不回，索性換手機號，被找到了再換，一年換了四五次。

那段時間總有記者採訪我，他們關心我到底怎麼把自己搞紅的。在他們看來，你做事都是有預謀有計劃的，是為了達到什麼目的。在他們看來，每個人都想紅，這沒什麼好討論的。所以他們的問題才是，為什麼你想的每一招都能紅。我跟他們說，我沒有想過要怎麼去紅，他們覺得我在裝逼，那他們就覺得吧。但我告訴你的都是實話，你不理解是你的事情。

當初做音樂，我理想中的狀態就是把音樂做得很好，能賣出錢就夠了。做公眾人物對我來說反而很累。那天有朋友到南京找我玩，陪了他一天，我們隨便去一個地方，走走走，後面跟了幾十個人，黑壓壓的。直到現在，我都不適應在街上被人認出來，但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了。以前被認出來會特別生氣，覺得我的生活被打攪了。我就是想逛個街，去個菜場，公園裡面走兩步，所有人都盯著我，好像我沒穿衣服一樣。

二十歲的時候，我沒想過這些問題，三十歲火了才意識到，我不適合做公眾人物，但來不及調整這個狀態了。從前有很多幻想，比如有那種樂隊啊，正兒八經在企業上班，晚上西裝一脫，演出就戴一個面具，相互之間都不認識。或者本來可以，我這樣想呢，跟王家衛一樣啊，你起一個藝名，比如說你叫李家衛，然後所有的演出、公開場合都戴個墨鏡，除非特別私密的朋友才會把墨鏡拿開。這樣走在路上沒人認識你，多好呀。在公共場合戴個墨鏡、戴個帽子，很酷呀，大家也查不到你的資料。

但到了三十歲，會發現那種說“我要人們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誰”，這是不存在的。悲傷是覺得，我們這個行業，最後都是變成了商品。

因為這一點，十年前我想過放棄，不做音樂了，去開咖啡館。當時剛好有個朋友在開咖啡館，我向他徵求意見，他就勸了我一點，把我勸通了。他說你已經三十歲了，在這個危險的，人生奮鬥的關鍵時期，決定未來走向的人生結點上，幹嗎要放棄一個自己擅長的東西，去嘗試一個不擅長的。他認為我擅長音樂，不擅長去開咖啡館，做個商人。

我本身是社交能力很差的人，這些年為了工作，不得已調整了很多。四五年前，開始能和陌生人說話了。大概是覺得，沒必要那麼較勁。可能因為年紀大了？所以說，就是不斷受捶的過程，慢慢的越來越隨和。但我覺得這種隨和，我現在都懷疑是不是假的，自己跟自己說接受它吧，沒關係的，但實際上還是反感這些東西，假隨和。

比如有時候，遇到幾個人一起聊天喝酒，不算愉快，也不算不愉快。最後人家說，來，加個微信吧。換成以前，我常常會加，回去想想又刪了。過兩天別人問，你怎麼把我刪了。我又得，哦，對不起，不好意思，還解釋一下。就這種自己糾結的狀態。現在我基本上可以做到，我不想加就不加，但也只是比以前好多了。總的來說，我還是既想讓自己活得清靜一點，又不想無意地讓一些人受所謂的傷害。

其實要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反映一個問題是，你需不需要跟那麼多人再扯上關係。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再去多認識人，給自己添麻煩。現在我不想再認識更多人了，因為我的朋友已經夠用了，夠多了，夠好了。這個夠用不是理性上的考慮，是我跟他們在一起已經很開心了，我不需要新的朋友讓我更開心。我認為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就是一點，開心。不管這個開心是精神的開心，還是共同喜歡吃一個餐館的開心。所以我沒有跟認識的人絕交過，因為既然是朋友，肯定有開心的點。

年輕時候，我懷疑最多的，就是人和人之間到底應該怎麼相處。曾經也希望過互相理解，慢慢就覺得那並不可能，在一起開開心心就行了，沒必要到那種深度和高度。為了不顯得真實太冷酷，故意套一些假的，何必呢。你慢慢就看到，人和人關係的本質就是這個樣子的。

但之後我對人際關係的理解還是有變化。以前我覺得，人跟人之間，就是遊戲，是相互取悅，相互得到。後來覺得相互取悅當然沒錯，但那不是目的，只是表現形式。如果你是為了讓自己開心，而去從他身上索取，這不對啊。但是你在跟他交往的過程裡，自然得到開心了，這本身也是索取，但和前一種有區別。

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人的時候最開心。一方面現在很少有機會一個人，另一方面是，其他事能帶來的開心都在下降。看到一本特別好看的書，吃到一個特別好吃的菜，這種開心都在消退，所以它就凸顯了獨處的開心在上漲。跟人待在一起，照顧別人，剋制自己。每個人都這樣，內心都有些自我的東西，但你要剋制，因為你是個人。關鍵是，你會覺得剋制是對的。

3.如果一個人不考慮自己活著的價值，真的很沒有意思

三十歲前有好多年，我天天在一個幾平方米的小房間裡抽菸、看書、彈琴、聽音樂。從大學退學後，不知道能做什麼，音樂也沒做成什麼樣。那時經常很頹，就看一部電影《亡命天涯》給自己打雞血。故事講一個醫生，老婆被人殺了，是設計好的，嫁禍給他。他被判了刑，在運往監獄的過程中跑出來了。他一邊逃亡，一邊破案，最後查出了兇手。越獄的故事很老套，但年輕時候我覺得，他那麼艱苦的情況下都沒有放棄，完全靠智慧從絕境裡跳出來。

當時的我也處在一個絕境裡，覺得自己是整個世界上最慘的一批人了，怎麼樣才能跳出來呢？並不是為了出人頭地，是不能讓自己活得那麼痛苦。物質的痛苦、精神的痛苦、極其自卑。長得又醜，又沒錢，又沒有知識，彈琴又沒別人好，所有的自卑累積到一起之後，你就覺得，我他媽活著有什麼意思啊。不是說要榮華富貴，不是說要出人頭地，讓萬眾敬仰，只是想告別那個狀態。我不想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你在這個世界上，你就是個寄生蟲，沒有做任何貢獻，一直在消耗消耗，沒飯吃也在消耗氧氣。我覺得可能一般人不太明白。

我那時二十多歲，應該是最自負、最驕傲的時候，應該覺得沒有什麼是自己完不成的。但是在那個階段，我都覺得自己完成不了，那就肯定是沒法完成了。我想做出好的音樂，但一直以來，都是寫詞很痛苦。以前憋出來，自己覺得沒那麼差，後來很快就覺得自己好差啊。其實每次錄唱的時候，我是瞎唱的。就是一遍一遍的，隨便唱詞，然後拼一拼，哎，好像還順的，再重來一遍。絕大部分都是即興的。這也導致為什麼，我應該是所有藝人中，演出最會亂唱的。因為本身就是亂唱出來的，很多詞我自己也記不住，唱得多了才慢慢記住了。但儘管記不住，我也不希望有提詞器，除非是特別需要嚴謹的歌，像管絃樂的合作。

所以為什麼經常在說，我是一個沒有才能的人，沒有藝術才能、音樂才能。不管你們怎麼想，我沒有半點的謙虛或者裝。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去那麼努力地工作，我一直把音樂和做音樂分開，因為我知道我音樂才能不夠。假如有天我去做餐館，我也會用同樣的方式去做。即使我沒有天賦做好一道菜，但是我在做這個餐館的過程中，我所有的努力、所有想的東西，讓年輕人覺得有價值，這才是我的價值。

這個世界上，很多人自娛自樂，他們有他們的樂趣，他們不care這些東西。但在我的理解裡，如果一個人不考慮自己活著的價值，真的很沒有意思。

4.空話大話不是貶義詞，很多是有道理的

糾正別人的錯誤，是從我做獨立音樂人開始的。因為當你為自己打工的時候，別人是幫助你的角色，怎樣讓別人的幫助是幫助，而不是拖後腿，這是你要考慮的問題，所以你要糾正他。

後來我意識到自己有影響力了，很慚愧，我最開始想的不是改掉自己的毛病，做一個規範的人。我主要想的是，如何讓大家去做一個價值觀正確的人，所以才不停地說教。接著有段時間我覺得對社會現象不能保持沉默，我們應該去講它，不管講的對不對，要提它。再後來我會覺得，我首先要把自己做好，但是我做好和我傳輸價值觀不矛盾。只要這個道理是對的，不管任何人去講都是對的。想清楚這道理後，我就不會心虛。

我身邊所有人都提醒我，團隊天天提醒我，不要好為人師，講這些會招人煩。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的世界觀、你的邏輯大部分是對的，那你說出來，它影響一個人、兩個人，都是好的事情。

我以前也覺得，少說空話大話，但後來我覺得，空話大話不是一個貶義詞，它就是個濃縮。我們從小在社會上接受太多空話大話，但太多人只說不做，或者說的那些人也不理解，為什麼要說這麼大的話，所以會引起反感。實際上很多話是有道理的，比如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是有道理的，建設好祖國是有道理的，走向文明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很崇高的理想。

我當然可以說，你們看演出要注意衛生啊，要把垃圾帶走啊，要注意秩序啊。但隨著年紀越大，就越來越覺得，你可以說一百件這樣的小事，每次翻來覆去地說，換著花樣地說。但你總要把它總結起來，就好像還是那句話，知識是重要的。

年輕時候覺得，我們一輩子聽到這種話，空的，大的，又看到很多不這樣做的人賺了很多錢，相反有知識的人卻過得很慘，所以會排斥。八十年代有道德講師，現在肯定也有。很多心靈雞湯講得非常對，這不是思想和詞語的問題，是人類的問題。最簡單的例子，“流浪”是多麼好的一個詞，現在已經氾濫了，你怪“流浪”這個詞嗎？不怪的，是人導致的。“多愁善感”多好的詞，“歲月靜好”挺好的呀。是人的問題，不是詞語的問題。

有種看法是，說話要保持謹慎，不要草率下判斷。對任何問題，你當然應該更多地瞭解，可你有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嗎？多數時候，我們對一個東西的認知都是泛泛的。想把它搞清楚，要花太多時間了。

另一方面我覺得，你的沉默就是定義。有句話我特別喜歡：喜歡就是最大的不客觀。泛泛地說喜歡，其實也沒有了解得特別深。但直說不喜歡，就容易得罪人，可能會顯出你的無知、狹隘，不懂裝懂，還誇誇其談講一通。但我覺得先去批評，不要保持沉默，批評錯了再去糾正。過分謹慎的話，就什麼都不能說了。

從前寫博客的時候，我一度不想寫，覺得自己好幼稚啊，好狹隘啊，等我想清楚了，或者理解更深了再去寫吧。然後發現，其實你每一年，甚至下個月都會比現在想得更清楚。那你就一直等著，就算到了八十歲，你覺得你能說清楚了嗎，那我們就永遠不說嗎？都這樣想就沒人說話了。當然另一方面，隨著影響力越來越大，講話是要謹慎一點。這就涉及到說與不說之間很微妙的關係。

在思考人生價值的時候，我經常說一句話，羅素講的，人一輩子做兩件事情，一個改變物質的形狀與位置，一個是讓別人也這麼去做。前者每個人都做，後者做的人並不多。我覺得讓別人也這麼做挺重要的，好為人師去教別人挺重要的。如果我只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我可以做到，很簡單，但是又很沒意思。我可以只是把音樂做好，把生活弄好，但我對財富又沒有需求。對我來說，買多大別墅、私人飛機、游泳池，我沒那個慾望。

但是到今天，輸出價值觀對我來說仍然是矛盾的事情。因為我內心那種自卑，對自己的知識量、智慧，沒有信心。所謂公眾人物，你要說，要呼籲，不管是以魯迅那種方式呼籲，還是以胡適那種方式呼籲，你必須要呼籲。但是我沒有底氣像他們那樣。第二個方面，我說想拯救多數人，想跟苦難的人在一起，那麼我首先是不是要把周圍的人，我的同事、我的樂隊照顧好。按現在這個環境，我這麼呼籲了，如果我失業了，別說他們，連歐拉（livehouse）都開不下去，南京連個演出的地方都沒有，我是搏哪頭呢？

5.人就活一輩子， 不做點喜歡的事情多憋屈啊

1997年我考進東南大學自動控制系，當時學校裡什麼都沒有，最粗的樹都沒有我腿粗，看什麼都不順眼。學校在郊區，離市中心那麼遠，下課想進趟城都可能趕不回來。那個年紀、那個環境，就是盲目地反抗。一個農村小孩進了大觀園，什麼都是新鮮的，還有搖滾樂。然後發現，學校不就一個工廠嘛，我拼了命幹嗎到這個地方來啊。晚上在學校沒地方去，就旁邊幾個小飯館，連個書店都沒有，這怎麼過日子呢？

自動控制系其實用處挺大的，招生人數也少。我的同學現在都挺好的，中產階級，夫妻兩個一百萬收入，工資很穩定，什麼都有。這個專業就業很廣泛，可以做通訊、做軟件。但是你說興趣，我覺得多數人都不會有。不過他們也沒選擇，也沒那個心思去想其他東西。大家都覺得，好不容易考個大學，我就好好學，管它學什麼呢，能找個好工作就行了。

我們那代大學生中的很多人，既沒有前一代那麼有理想和救國救民的情懷，又沒有後來的大學生活得那麼自我，就夾在中間。你說談理想也沒理想，大環境就那個樣子。但你說多麼自私吧，也覺得不好意思，因為從小受的教育還是要相互幫助。可你要務實吧，你做什麼呢？很空虛。

那時候我喜歡音樂，老是幻想，以後牛逼了要在學校的大操場上做個演出，這是當時能想到最牛逼的事了。大二下學期，我就沒再上課了。退學了雖然沒事做，但至少我不用在學校裡待著，可以出去轉了呀，沒有錢就去借呀。任何事情，如果你認為是對的就去做，年輕時候要有這個勇氣，人就活一輩子，不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多憋屈啊。

我一直特別喜歡梵高，他真的是在燃燒自己。看《梵高傳》的時候，我還在羅莊一個農村的小院子，那是一個小烏托邦，一堆不想好好上學的年輕人住在那邊。我的房間是大家的一個據點，像沙龍一樣。晚上沒網絡、沒電視，我房間有很多書，一次就把《梵高傳》推薦給一個朋友去看。那個人從來不看書，理工科學生，沒有任何文化藝術的喜好，拿回去看了。當時六月份，五點鐘，天矇矇亮，就聽見咚咚咚敲門。一開門是那哥們兒，穿了條內褲，淚流滿面抱著我，說書看完了，梵高太不容易了。這場景就有點像八十年代大學生會有的樣子。

為了追梵高，荷蘭的博物館，世界各國的大型博物館，只要有他作品的，我都會去看一眼。美術上我看不出好壞，但我喜歡這個人。後來我去他自殺的那個地方，在巴黎郊區的一個小鎮，從市區開車過去半小時。每次到巴黎，我都會去那個地方，去過四五次。他自殺的那個麥田還在，他死的那個房間還在，他的墓地還在。他治療精神病的時候，在法國南部的一個地方，我也會去看。到了那裡我就知道，為什麼他後期的畫那麼沉重。

後來我跟南京的一位油畫教授交流，他說從專業角度看，梵高是一個特別特別笨的、沒有天賦的人。他臨摹的大師作品，一幅肖像畫了個女的，頭髮的收尾就是一卷。畫家的本意是隨意一畫，畫畫的學生都知道，但梵高完全是在抄著，這邊轉一下，那邊轉一下，他不知道這是隨手的一筆，一定要臨摹成一模一樣的，很機械。這一看完全不是畫畫的料，但他反而因此創造了一個流派。他畫畫下蠻力，恨不得把畫布都戳破了。

再回想《梵高傳》裡，梵高說他是用生命在畫畫，他覺得生命不夠了，要把最後一絲力氣都用在畫板上。曾經我看到什麼用生命在畫畫，感覺挺裝的。二十歲的時候，我雖然那麼熱愛搖滾樂，我也不會覺得我是為搖滾樂活的，我要為這個付出生命。但梵高真的是這樣，雖然他沒有天賦，也不管他畫得好不好。一個人能喜歡一件事到極致，這比什麼都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