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耘春
同事黄寿耀编了一本《萧耘春谈章草》，出版后赠我一本。萧耘春是他的老师，几年前写了一通长达9页信笺的谈章草手札给他，可谓文翰俱佳。这封珍贵的章草手札，也就成了这部书问世的因缘。金鉴才为这件手札题跋，鲍贤伦为本书作序，他们对萧先生的人品、艺品均予以高度的评价。金鉴才云：“萧先生蛰居乡里，身无奔竞之劳，心无利名之累，坐拥图书，日亲笔砚，澄怀清心，静观自得，真奇特士也。”鲍贤伦写道：“与萧先生第一次见面，握手晤谈不过三五分钟，那股冲淡、谦和、温润的气息便已让我倾倒……萧先生周身透出的不就是我最为珍视并寻觅的古风吗？”金、鲍二位，均以学问和书法兼长，驰名书坛，而推崇若此，萧耘春之不同寻常，自可知也。
看了书，听了介绍，对萧先生的章草自然佩服有加，对其甘守寂寞之道的品格，尤为折服。他今年已经80岁了，数十年如一日，蛰居于温州一隅，不求闻达，不求名利，埋头做学问，研习书法，耽于诗文，自得其乐。他与钱钟书书信往还数十年，连在“文革”期间，也有诗歌酬唱，钱钟书每有新书出版，必寄赠给这位远方的文友。去世前夕住在医院，还特意叮嘱杨绛，寄一本新出的《石语》给萧耘春。但是，两人却从未谋面，真正称得上君子之交，其淡如水。1998年钱钟书去世，有记者得知他们两人的奇特交往，前往采访，却被萧耘春婉拒了，他说：“钱先生是珠峰，而我只是微尘，把两者扯在一起不好，还是不说吧。”这一点，确实是非常可贵的。艺坛大师、文化大家去世，撰文悼念是人之常情，但也总会有一些生前并无多少交往的人，喜欢“谬托知己”，喜欢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上，喜欢以怀念的名义出书、撰文、办展，借以抬高自己。有的甚至借死者之口给自己以“高度评价”，反正“死无对证”，怎么标榜自己都无所谓。其实这些伎俩明眼人一望便知，硬要去做反而弄巧成拙，让人看低。这方面，萧耘春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至今，杨绛先生和萧耘春仍有联系，当《钱钟书文集》出版时，一下子寄赠给他两部，以便一部供他收藏，一部用于阅读和传阅。但是，萧耘春从来不拿和名人交往的经历来说事，更不以此来往脸上“贴金”。能够做到这样，一是性情使然，二是操守使然。
甘守寂寞之道，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但是，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普遍比较浮躁，喜欢炒作、作秀，热衷于急功近利，暴得大名，借以获利，在这一问题上，书坛可谓“重灾区”，甘守寂寞之道者更加稀缺，也就更加难能可贵。
当然，我并非一味反对出名，也并非反对以书法获取适当的酬劳，而是觉得，名和利，都不可强求，只能淡然处之，顺其自然。修炼功夫达到了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名利地位随之而至，自然并非坏事，尽可坦然面对，大可不必为了以示“清高”而视“名利”如洪水猛兽。“名利”本身并无过错，过错的是不择手段地去追求、猎取。特别是在个人的学识、能力、水平都尚未达到一定份上，却硬要千方百计、挖空心思，甚至采取不合适的手段去追求不该属于自己的“名利”、或暂时还不属于自己的“名利”时，这种行为带来的，或许反而是累赘和伤害。比如，容易误导自己，以为对书法的追求就是“名利”的追求，殊不知所谓“名利”只是附属物而已，大可不必太当一回事。而在获取了一定的“名利”之后，以为自己果真成了“成功人士”，到了晚年才发觉自己的路走弯了，走错了，却已经来不及改正，一辈子就耽误了。再比如“名利”之火太盛，容易伤身，有悖于书法修身养性的宗旨。书法家不能吃“青春饭”，而要追求“人书俱老”的境界，最有发言权的，是时间，是年龄。在“人书俱老”面前，一切“名利”都将土崩瓦解。
当然，非常可能努力了一辈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默默无闻，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依然尚未成功，依然无法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抱着平常心，就甘守寂寞之道，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在整个过程中，享受到书法带给自己的充实和享受，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成功——如果非要说成功的话。
萧耘春先生与我只有一面之雅，经黄寿耀介绍，握手寒暄了几句。让我惊讶的是，一点也看不出他已经80岁了。都说书法家多高寿之人，信不虚也。但或许要加上一句：甘守寂寞之道的书法家多高寿之人。因为，寂寞恬淡，不但是书艺之道，更是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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