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加密幣很難成為流通貨幣，只能成為一種特殊的數字資產。”

“總體來說，央行法定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

“即使是央行推出法定數字貨幣，其具體使用也需要配套解決好投放與運行方式、信息載體、清算方式、管理規則、監管分工與風險控制等諸多問題。”

……

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區塊鏈作為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的重要突破口。可以預期，乘著區塊鏈發展的東風，以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的數字貨幣，特別是央行數字貨幣也將迎來更快發展。

那麼，從數字貨幣到央行數字貨幣，需要釐清哪些問題？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什麼？本刊為此專訪了深圳海王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

釐清數字貨幣

記者：這些年，數字貨幣一直縈繞在人們的心中，從比特幣的暴漲暴跌到Libra的橫空出世，數字貨幣不斷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9月24日，對於數字貨幣等熱點問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也進行了回應，澄清了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方向。那麼，對目前在全球蓬勃發展的數字貨幣，應如何去理解？

王永利：自2009年年初比特幣推出開始，“數字貨幣”的浪潮此起彼伏，並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升溫。

2019年6月，世界著名的社交網絡公司Facebook發佈其計劃於2020年推出數字貨幣“Libra”的白皮書，聲稱將要聯合全球100家大型公司共同發起和管理為數十億人服務的無國界貨幣。

之後，有關數字貨幣的討論及爭論更加熱烈。這其中不乏大型互聯網公司及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機構，諸多著名金融權威也參與其中。央行數字貨幣或法定數字貨幣的呼聲日益高漲。

不過，有一個問題值得大家注意，即人們所說的數字貨幣實際上包括多種類型，並沒有明確的定義和統一的口徑，似乎很多人對什麼是數字貨幣，甚至什麼是貨幣都沒弄清楚。那麼，什麼是數字貨幣呢？目前，關於數字貨幣的說法，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一是去中心化的網絡內生的“數字加密貨幣”（也稱為“網絡加密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

二是與一種法定貨幣固定掛鉤的“穩定幣”，如USDT、USDC、GUSD、JPMC等，以及與一籃子法定貨幣按比例掛鉤的“穩定幣”，如尚未推出的Libra等。

三是中央銀行可能運用新的信息技術推出的、適用於網絡運行的數字貨幣，被稱為“央行（法定）數字貨幣”。

這裡，還有幾個問題值得人們思考。

第一，以上三類數字貨幣存在本質上的差別，它們都是數字貨幣嗎？或者說，這些所謂的“數字貨幣”，真的是貨幣嗎？

第二，進一步思考，當今社會的貨幣，已經不再是實物貨幣，而是信用貨幣。但很多人對貨幣的認知還停留在實物貨幣階段，現在亟需明確：到底什麼是信用貨幣？為什麼會發展成信用貨幣？信用貨幣的“信用”到底是誰的信用？

第三，再進一步，到底什麼是法定數字貨幣？銀行存款、電子錢包裡的餘額屬於法定數字貨幣嗎？如果不是，那法定數字貨幣又有什麼特殊含義？其必須運用區塊鏈技術才是法定數字貨幣嗎？

這裡，我們首先來看看信用貨幣，另外兩大問題將在後文分析。所謂信用貨幣的“信用”，不是發行貨幣的機構（如央行）自身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財政自身的信用，更不是通過貸款等方式投放貨幣的商業銀行自身的信用，而是整個國家的信用，是建立在整個國家可交換的社會財富基礎上的國家信用。

為使一個國家的貨幣總量與其財富規模保持基本對應，就必須將貨幣的總量控制權上收到國家層面統一掌控，並以國家主權和法律進行保護，而不可能分散到民間組織自行掌控。所以，信用貨幣也就成為國家“主權貨幣”或“法定貨幣”。

當然，貨幣還要發揮交換媒介和支付手段的功能。為此，就需要利用各種技術手段，不斷改進貨幣的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不斷提高貨幣運行的效率，降低其運行的成本，強化風險的監督控制。但無論貨幣的表現形態如何變化，其本質定位與核心功能不能改變，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不能改變。

對數字貨幣幾大問題的研判

記者：我們知道，從“數字加密貨幣”“穩定幣”等私人數字貨幣到央行數字貨幣，關於數字貨幣特別是央行數字貨幣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那麼，對於未來數字貨幣的發展，您的研判是怎樣的？

王永利：

● “貨幣的非國家化”難以實現

在國家依然存在、主權獨立難以消除的情況下，缺乏國家主權和法律保護的與財富相對應的私人數字貨幣，試圖替代國家主權貨幣，推動“貨幣的非國家化”（哈耶克極力推動），其違反了貨幣發展規律，不是進步而是退步，必然是無法落地實現的。

● “網絡加密幣”難以成為貨幣

比照黃金的原理進行設計、嚴格限定總量及階段性供應量的網絡加密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違背了信用貨幣的基本邏輯，其幣值難以保持基本穩定，很容易大起大落，因而很難成為流通貨幣，只能成為一種特殊的數字資產，可以被用於投機炒作，或作為網絡社區（商圈）專用幣，但不可能取代或顛覆國家主權（法定）貨幣而成為超主權貨幣。

實際上，這類網絡加密幣過於強調隱私保護，難以滿足金融監管的要求，很容易被用於非法交易，必須嚴格監控使用法定貨幣買賣這類加密幣的合規性，特別要強調投資人使用法定貨幣買賣加密幣過程中的“原名、原幣、原賬戶進出”原則，防止將買賣加密幣作為逃匯套匯、轉移資產、商業賄賂、恐怖輸送等的中介和手段。

● 與某種法定貨幣等值掛鉤的只能是代幣

需要明確的是，在一國只允許流通唯一的法定貨幣的情況下，並不代表不允許在一定範圍內使用被賦予特殊權利義務的“代幣”的存在，比如娛樂場所的“遊戲幣”、一些單位食堂的飯菜票（卡）、一些商場的購物券（卡）、電子商務平臺的積分或“token（禮券）”等。但這種代幣必須在指定的範圍內使用，而且只能原幣進出，對其轉讓、贈送也要有所控制，防止其成為商業賄賂、貪汙受賄的工具。

即使運用區塊鏈等新的信息技術推出的與單一貨幣等值掛鉤的穩定幣，無論其表現形態和運行方式有何變化，同樣只能是其掛鉤貨幣的“代幣”，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貨幣，不可能取代或顛覆法定貨幣，而且還必須接受代幣的基本監管。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各種與法定貨幣等值掛鉤的數字代幣，除主要用於各種網絡加密幣的交易外，並沒有發揮出其發行者宣傳的那種“顛覆性作用”，實際應用場景有限，與法定貨幣相比，並沒有表現出什麼優勢，很多代幣的壽命並不長。

● 與多種法定貨幣掛鉤的超主權世界貨幣很難實現

由於去中心封閉化的網絡加密幣以及只與一種法定貨幣等值掛鉤的穩定幣，難以成為真正的貨幣，難以顛覆或取代法定貨幣。於是，有人開始設想以一籃子法定貨幣作為支撐，既希望獲得法定貨幣的信用（價值）支持，又試圖擺脫對單一貨幣的依賴，推出超國家主權的無國界貨幣，並搶佔由此可能帶來的顛覆性效果和巨大利益。

需要明確的是，只與單一貨幣等值掛鉤的“穩定幣”跟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穩定幣”存在根本性不同：前者實際上就是其掛鉤貨幣的“代幣”，後者則不再是代幣，而完全是一種新的貨幣。作為以一籃子貨幣為儲備的無國界貨幣，沒有獨立而嚴格的監控，將是非常可怕的。

這種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思路可能起源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SDR。20世紀60年代末期爆發美元危機時，IMF就設想推出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SDR，取代美元作為新的國際中心貨幣。不過，由於存在極其複雜的技術挑戰並缺乏足夠的法律保護，特別是在美國的反對之下，SDR最後只能成為一種使用範圍極其狹窄、規模非常有限的政府間特殊儲備，難以成為一種全球流通的真正貨幣。

近年來，隨著網絡加密幣以及穩定幣的不斷升溫，IMF打造超主權世界貨幣的熱情再次被激發，屢次發聲要利用新的信息科技推出與一籃子貨幣掛鉤的eSDR，並使其成為超主權世界貨幣。這也激發了更多機構推動超主權世界貨幣的熱情，如Libra等。

Libra：很難成功

記者：談到Libra，從最初引發世界各國的擔憂，到支付巨頭PayPal等的“退群”，以及10月23日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其可謂前景堪憂。您也曾指出，Libra很難成為超主權世界貨幣。那麼，請您再談一談，數字貨幣特別是Libra目前還存在哪些發展難題？

王永利：對於Libra，很多人認為，依託其協會成員單位超過30億人的龐大用戶群，它將成為全世界用戶群最大、覆蓋面最廣、影響力最強的貨幣，將給法定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格局帶來顛覆性影響，很多弱小國家的貨幣可能會被取代。

實際上，Facebook宣稱的Libra“將為十幾億沒有銀行賬戶的人服務，讓匯款像發短信一樣容易”，是一種脫離現實的誇張說法，只有收付款雙方都是Libra註冊用戶且相互之間直接收付Libra才有可能。如果匯款人擁有的是非Libra的貨幣，則需要首先將其所持貨幣兌換成Libra，然後才能通過Libra體系匯出。如果收款人所在國不能直接使用Libra，收款人還需要將Libra兌換成其所在國家的法定貨幣。這樣，整體來看，可能效率和費用就完全不一樣了。

更重要的是，作為貨幣，跨境匯款的規模一般都無法與國內支付的規模相比，而在境內直接使用本國貨幣進行收付，遠比使用國際貨幣更便捷。因此，對於一些致力於打造國際清算體系的機構而言，即使要運行自己的數字貨幣，可能分別推出與各國貨幣等值掛鉤的“代幣”，並主要在該國使用，比直接推出與一籃子貨幣按比例綜合掛鉤的無國界貨幣更具可行性。

如上所述，即使eSDR和Libra可能在技術和運行方式上有所創新，但其本質上與SDR並沒有多少不同，不僅其架構設計與實際運行面臨非常複雜的難題與風險挑戰，很難落地運行，而且還缺乏足夠的法律保護，並會面臨美國的堅決反對，都是很難成功的。

央行數字貨幣：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

記者：其實，對於央行數字貨幣，各國央行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研究和部署，以便搶佔未來數字貨幣落地後的戰略制高點。那麼，對於央行數字貨幣，您怎麼看？

在網絡加密幣和穩定幣不斷升溫的過程中，不少國家的中央銀行也難以保持鎮定，紛紛宣佈要推出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或法定數字貨幣，一些弱小國家，特別是受到國際制裁、缺少國際通貨的國家更加積極，並致力於搶佔數字貨幣的先機。

但問題是，央行數字貨幣到底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還是像比特幣、以太幣一樣是全新的網絡加密幣？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清晰，實際上，很多國家的央行都是比照比特幣、以太幣那樣的網絡加密幣來研發央行數字貨幣。

但是，比特幣、以太幣等網絡加密幣特別強調“去中心”，這本身就與央行主導存在明顯的邏輯矛盾和衝突。同時，數字貨幣沒有現金，而現實社會中要完全消除現金短時期是不可能的，這就意味著即使能夠比照比特幣、以太幣推出央行數字貨幣，那也將使得央行要長時期保持兩套貨幣體系同時運行，這同樣是非常困難與危險的。

另外，隨著比特幣、以太幣等網絡加密幣所存在的問題的暴露，其難以成為真正的貨幣（信用貨幣）。比照比特幣、以太幣等打造央行數字貨幣實際上是走上“歧途”的真相越來越被廣泛認知，很多國家和央行對數字貨幣的衝動已經弱化，原來非常積極的英格蘭銀行於2018年宣佈停止數字貨幣的研究計劃。

不過，不能比照比特幣、以太幣等打造央行數字貨幣，並不代表不能利用信息技術進一步推動貨幣的數字化及其運行的智能化，同時還能不斷提高其運行效率、降低成本，以及嚴密監控。法定貨幣的數字化及其運行的智能化毫無疑問應該大力推動，特別是儘可能減少現金的印製與使用。

當然，即使是央行推出法定數字貨幣，其具體使用也需要配套解決好投放與運行方式（一級模式、二級模式）、信息載體（如智能手機、卡片及刷臉支付等）、清算方式（連線實時清算與離線適時清算）、管理規則（包括賬戶或錢包分類等級與存款限額、每筆及每日支付限額、備付金的託管等）、監管分工與風險控制等諸多問題，平衡好安全性與便捷性，實現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嚴密風控的目標。

總的來說，面對影響極其廣泛而深刻的貨幣金融，需要充滿敬畏與謹慎，即使面對信息技術革命和貨幣數字化風口，也要保持必要的冷靜與剋制，要準確把握貨幣的本質定位與核心功能、本質屬性和根本要求。

其中，貨幣的表現形態可以不斷變化，但本質定位與核心功能不能改變，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宗旨不能改變。貨幣形態的改變必須有利於提高其運行效率，降低其運行成本，強化其風險監控。金融監管部門必須準確把握貨幣金融的本質屬性與根本要求，及時準確地進行合理監管，避免“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頻繁發生。偏離這些本質屬性與根本要求，急於標新立異、急於搶佔“領先”地位，急功近利地推出新的貨幣概念、貨幣理論、貨幣體系、金融創新等，都是難以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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