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聞客戶端 | 通訊員 汪偉
嵊州是一個群山環抱的小城市，建有一家越劇博物館，毗鄰一所昔日的越劇學校和有古戲臺的城隍廟。博物館坐落在半山腰，借百十級階石，通往喧鬧的市中心。張榮標和白玉梅80年前的劇照掛在博物館裡，時日太久了，眉目都已經模糊。
張榮標是越劇男班的最後一位藝人，嗓音高而亮，唱腔有情，韻味濃，是當時有名的男班後起之秀、名牌花旦。通過他的一生，我們從中或多或少了解到一些依稀可辨的越劇往事……
一九二一年男班藝人在上海合影
一
1927年，距小歌班進滬，已有10年之久，經過藝人10年努力，嵊州口音的唸白唱詞不僅有上海的寧波、紹興老鄉支持，有固定的演出場所，正當盛年的男班名角們，算是在上海站穩了腳跟。當時還是被稱作“紹興文戲”的越劇，正處在男班的黃金時期。
這一年，距1923年施家岙的第一個女科班成立，也已有四年。“三花一娟”中施銀花正和屠杏花這一年第二次赴上海演出，成績平平。然而，到1927年，女子戲班至少已經征服了嵊縣的農村青年，兩三夥人為了請戲班引發衝突時有發生，流行的勢態，已經初露頭角。
做戲辛苦，地位低賤，如果不是家境貧苦，不算是令人羨慕的職業。施家岙女子科班中的女孩子，如果沒有學戲，大概很難逃脫童養媳或是工廠女工的命運。越劇鼎盛時期，劇團遍及全國，少有人知道，服裝華美唱腔柔美並以女子演員為主的越劇，在草創之初，竟然是賣唱乞討的行徑：越劇的前身是小歌班，小歌班的前身是落地唱書，落地唱書又稱沿門唱書。已故的越劇研究者丁一曾說，“沿門”二字，可見乞討的辛酸。
至今有無數越劇開創時期的故事和遺蹟，散落在民間，這些傳說總要提到，嵊州的窮人有農忙耕種、農閒賣唱的傳統，而賣唱的收穫，大多不是錢，而是年糕粽子一類的食物。落地唱書的藝人，從來都是男性。
沿門唱書延續的是中國傳統說唱的傳統。一個全知全覺的說書人，既講述才子佳人在後園相會的傳說，也講述村風民俚，男女葷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就不會有越劇。人要吃飯，就要動腦筋、想辦法。丁一說，農村破產，嵊縣農民唱民歌去討飯，民歌頂多只有四到八句，不吸引人，所以後來才又有了故事情節和人物。
在越劇博物館，展現著越劇發展歷史中破蛹而出的一幕：在甘霖鎮東王村村頭大樹下，四個做脫谷之用的稻桶倒扣在地上，上鋪木板作為舞臺，落地唱書藝人在臺上做歌唱狀。越劇史書公認這是落地唱書向舞臺表演的“小歌班”轉化的歷史性一刻。
“小歌班”沒有伴奏，只有一口板鼓，敲來“的篤”有聲，因此“小歌班”又稱“的篤班”。1917年，“的篤班”進滬，次年7月，名劇《碧玉簪》首演，轟動一時，小歌班在上海站穩了腳跟。
《碧玉簪》全劇演員純為男性。直到1923年，受到女演員演出京劇的啟發，嵊縣商人王金水在老家施家岙創辦女子科班，聘請教師卻是一大難題。女科班成立當年即赴滬演出，然而業績不佳，數月後只能重返嵊縣一帶演出。
幾乎沒有人知道，女子戲班將會流行。1927年，小歌班時代的名醜喻傳海離開上海，回到故鄉廿八都村創辦科班。他辦的仍然是男科班。
1927年，張榮標15歲，愛唱戲，就跟唱戲的鄉黨，去跟喻傳海師傅的科班學戲。“向唐王的畫像一拜，拜過祖師爺，再給師傅行個禮，就算是進了科班。”
在“做戲”盛行的嵊縣一地，這不過是平常事情。師傅不知道，張榮標更不知道，自己學戲的時候，男子做戲的鼎盛時期即將過去。師傅許給張榮標和他的師兄弟這樣的未來：做戲……先在村子裡做，再到村外去做，本縣做了去外縣，外縣做了去省城，省城做了去上海……
二
張榮標在嵊縣向喻傳海磕頭，憧憬有一天能去上海成名角的時候，嵊縣人朱洵浦在上海已經被人稱作名旦了。
朱洵浦（1897－1976），藝名白玉梅，貴門鄉上塢山村上里人。1912年拜師學戲，1918年隨小歌班進滬，工旦角。白玉梅不僅見證了小歌班進滬歷史，亦是越劇男班衰落和女班興起的最好見證。他最早順應時世，開創了越劇男女混演的形式。1933年，張榮標興沖沖隨師兄去上海這一年，白玉梅與施家岙女子科班出身的屠杏花搭檔，在寧波演出了《唐伯虎點秋香》。屠杏花飾唐伯虎，白玉梅飾演秋香，女生男旦，兩代嵊縣名角男女混演，“追舟”一場，白玉梅的快圓場步行雲流水，全場掌聲雷動，是白玉梅演藝生涯最為人樂道的場景之一。
白玉梅（1897-1976），男，越劇旦角演員。原名朱巖銓，又名朱洵浦，貴門鄉上塢山村上里人。他皮膚白皙，眉清目秀，扮相娟麗不俗。嗓子條件雖不很好，但善於運用，出聲軟糯，行腔委婉。其小臺步極好，有“行不動裙”的風範。
據白玉梅幼子朱善勇回憶，白玉梅13歲學藝，最早不過是嵊縣沿門唱書的諸多藝人之一，賺取一點年糕而已。小歌班時代，白玉梅最早也組班在四鄉演出。和小歌班的第一次演出一樣，表演場地多是打穀場，露天搭臺。演員沒有文化，目不識丁者眾，演出沒有腳本，全靠演出前說戲。為此鬧過許多笑話。這些笑話，白玉梅晚年還偶爾講給家人聽過：
曾經一次，白玉梅教給一個演員幾句詞，不料演員一上場就忘詞了，下面的觀眾立刻喝起倒彩來，花生殼、蘿蔔皮都扔到臺上來了。演員下臺，被白玉梅一番訓斥，再教了一遍，再上場，不料演員再次忘詞。正滿頭大汗、情急之下，演員抬頭看到一座山，就唱道，“前面前山筆陡，不種番薯就種玉米，眾將官，衝啊……”一時臺上臺下，絕倒一片。
張榮標加入的科班自然較早期的小歌班正規，然而，學戲的方法仍然簡單而短促。拜過唐王三個月，村裡搭起臺子，張榮標一干師兄弟雖然心裡發毛，但也就正式上臺，算是彙報演出了。臺上一開唱，一干鄉親就在臺下指指點點，誰有前途，誰沒有前途，在村人的指點裡，大致做了判定。但是不管有沒有前途，第一次登臺之後，都要跟著師傅跑龍套，開始在嵊縣周邊演出。
過了一年，師傅許給的未來一點點兌現了：杭州鴻福戲樓的老闆請戲班去演出，張榮標的龍套，也就跟著跑到了杭州。到了杭州，演出的形式發生了變化，配上了絲絃，主胡、副胡、三絃、琵琶、鼓，張榮標看得真切新鮮。所得也尚可：每月有30塊錢的收入，和當時杭州普通工人一月收入相當。
做戲辛苦，到省城也沒有改變。“早飯沒得吃。人吃飽了飯就不想練了。練了半小時，再洗臉吃飯。”張榮標說，“唱戲的人出身都很苦，有一本戲，唱到一個小生很苦，住在墳莊上，唱道：風掃地來月當燈，哎呀，月當燈，到底是看不清楚，只有苦到極點的人，才能體會這種心情。唱著唱著就想到自己小時候的生活，我也是很苦，這樣的心情，就比較容易演出來。”
練功勤苦，多多少少，是有一個遙遠的夢想，勾引著唱戲的年輕人——8年後，師傅的諾言最後變成了現實：1933年，張榮標21歲，他真的去了上海。
三
劇場與露天、科班與草臺、遊走與居留、農民與演員，這些看似對立的命運，像變臉一樣，在越劇和它的藝人身上變來變去，100多年不能開脫。男班名旦白玉梅在嵊州的山村裡，重新變成一個地道而勤勞的農民，這種命運就見到了端倪。
現在的貴門鄉白玉梅家的老房子前，有兩口池塘，門上掛著一塊金晃晃的招牌：白玉梅故居。老房子是磚木結構，外牆已經斑駁不堪，兩條碎石路在門前交會。
朱家的房子天井裡，掛著朱善勇找人制作的關於越劇發展的掛圖，一腳踏進天井右邊的房子，視線頓時一暗。一個狹窄的過堂裡，擁擠地擺放著他的父親白玉梅和姐姐小白玉梅的一些舊物，有大幅的照片，曾用來擺放各種行頭的箱籠，朝北的廂房裡，小白玉梅的一件練功服掛在窗邊，花色鮮豔而醒目。
白玉梅首創男女混演，長女小白玉梅是班底之一。1921年出生的小白玉梅未入科班，而是自幼隨父親在戲班裡生活，耳燻目染學會唱戲。和許多名角一樣，最初上臺的機會是來自臨時頂角。
張榮標（1913-2008），男，藝名兩朵花，男班旦角名伶，崇仁鎮廿八都村人。他塑造的舞臺形象有血有肉，感染力極強。嗓音高而亮，唱腔有情，韻味濃，是當時有名的男班後起之秀、名牌花旦。
1933年，張榮標到上海後，“紹興文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僅10月，就有12個戲班同時演出；但女班日多，男班已有漸行漸衰之勢。這一年，上海的報紙第一次出現了男女混演的消息，是白玉梅父女同臺演出。在頻繁的搭臺中，張榮標也和小白玉梅有過同臺演出的經歷。
“嬌小玲瓏美如花”，上海12年，給張榮標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別人讚美他的這七個字。“現在時興送花籃，那時候都是送字。請名家寫字。”張榮標身材瘦小，扮旦角，藝名“兩朵花”，似乎頗有些擁躉。然而，白玉梅並不看好男班的未來。他與長女同臺，卻沒有讓三個兒子再吃做戲這碗飯。到1938年，在杭州、寧波、嵊州的女班大量進滬，昔年施家岙的女班長大成人，“三花一娟”的演出引發報紙、上海老闆和寧波老鄉都去捧場。男班的演出市場急劇萎縮，衰落之勢已經顯而易見。
“那時候，我也去看了她們演出《碧玉簪》和《梁祝》”，張榮標說，“她們的步子、扮相、唱腔都好。‘三花一娟’去了兩三年，男班一落千丈，觀眾和收入越來越少，老闆不請，只有回家一條路了。”
到1938年，白玉梅基本上停止了演出，全家衣食靠小白玉梅供養。1945年，抗戰結束，他和張榮標同時離開了上海。
這是男班藝人徹底的撤退：白玉梅帶著數箱道具和行頭以及數百張照片，回到老家，以務農為生。他後半生擔任了家鄉的紅茶初制所所長，唯一和越劇有關的事情是偶爾指導農民的業餘越劇表演。後來，道具和行頭也大多送了人。1966年，嵊州武鬥成風，朱善勇出門避禍，等他回來的時候發現，父親從上海帶回來的幾百張照片，也在某個惶恐的夜裡化成了灰燼。
張榮標離開上海後，曾在嘉興一帶教戲，解放後先後加入嵊州和寧波的越劇團。1966年退休。1998年，嵊州越劇藝術學校請他前去授課。在當時拍攝的一卷錄影帶中，86歲的張榮標說，“要創造出自己的唱腔出來，現成吃吃，沒有甜味……”他做了一個身段，讓學生們留意他的眼神：要有力！不經意地，他露出咬牙切齒的模樣來，似乎回憶起了多年前自己練功時情景。
只是如今，張榮標辭世已有十年，我們只能通過昔日的影像，去品味男班時代的陳事和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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