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利普·羅斯的《鬼作家》中，年輕的作家內森·祖克曼要去拜訪自己最崇拜的作家洛諾夫。洛諾夫大概屬於美國“迷惘的一代”，在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統治美國文壇時期，創作了一系列猶太人流亡的小說，為此還獲得過國家圖書獎，但是他婉言拒絕了領獎。此後的幾十年中，他還拒絕了任何獎金和學位，不參加任何團體和活動，不接受記者訪問，不照相，活著像一個隱士。但是這位隱士，在祖克曼看來，就像是在美國培養出來的第一個“俄羅斯式的”作家，美國文壇沒有人能與其抗衡，他稱其為“巴別爾在新世界的親戚”。
祖克曼受邀去山中的洛諾夫家中做客，他很想了解這位被人遺忘的大作家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的。他們聊天的時候，洛諾夫這樣形容了他現在的生活：“我把句子顛過來倒過去。這就是我的生活。我寫了一個句子，把它顛過來，看了一下，又把它倒過去。接著吃午飯。吃過午飯又回來寫另一個句子。接著喝茶，把句子顛過來。接著把這兩個句子再看一遍，又把它們都倒過去。接著我躺在沙發上思索。然後我又起來，把這兩個句子都扔掉，另起爐灶，從頭開始。這已成了例行公事，要是我不這麼做，不到一天，我就感到悶得慌，有一種白白浪費的感覺。”
看到這個段落的時候，總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我們對作家的認知有時候已經超出了現實層面，對他們的生活和寫作有著各種奇怪的想象。但是羅斯的這個描述看似荒誕，卻把作家的日常生活拉回到了地面。作家的生活其實就是一種匠人的生活，寫作也需要不斷地打磨自己的手藝。就如同羅斯本人，2012年宣佈封筆之前，他已經留下了將近三十部小說，他留下話說：“現在，我不想繼續寫作了。我把一生都獻給了小說，讀小說、寫小說、教小說。我已經將擁有的天賦發揮到了極致。”近些年，除了每年十月份，諾貝爾文學獎即將頒發的那些日子裡，我們能在賠率榜單上看到羅斯的名字，他封筆之後的日子，就如同他筆下的那位洛諾夫一樣，像個隱士。
上週，得知羅斯去世的消息後，我把書架上散落的羅斯的作品都蒐集了出來。羅斯的中文版作品分散在幾家出版社，有小精裝的《乳房》、《垂死的肉身》、《慾望教授》《遺產》等在上海譯文出版社；有《美國牧歌》、《我嫁給了共產黨人》、《人性的汙穢》構成的“美國三部曲”在譯林出版社；還有一些比如《鬼作家》、《凡人》、《再見，哥倫布》、《解剖課》等版權在上海九九人。羅斯自認為比較滿意的作品，除了《美國牧歌》，1995年出版的《薩巴斯劇院》和1993年出版的《夏洛克行動》都暫時沒有中文版。據說上海譯文出版社已經購買了羅斯全集的版權，接下來會把他一生中重要的作品都一一出版。
對羅斯的的眾多評價中，很多人都喜歡說他是獲獎專業戶，除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外，他幾乎獲得過美國所有重要的文學獎。但是，就算你獲獎再多，缺一個諾貝爾獎，中國作家也不會多看你一眼，中國作家對羅斯幾乎沒有認同感，很少看到人鼓吹羅斯。這種隔膜，我懷疑一方面是因為羅斯作品中那種猶太性無法讓中國作家們感同身受；另外一方面，羅斯眾多作品的主題是衰老、慾望、身體、性慾，是指向自我批判性質的書寫，用昆德拉的說法，羅斯是一位偉大的情色史學家，這種過於袒露自己慾望的書寫，讓很多中國作家無所適從。我們習慣了批判別人，而不是自我批判，我們習慣了書寫別人，而不是把自己變成書中的主角。大多數作家都不會承認自己的寫作是自傳性的，但是羅斯偏偏把他的小說寫成了內森·祖克曼系列，大衛·凱普什系列，讓人誤認為，他筆下的人物都是他的第二自我。這種寫法，也不是中國作家最擅長的。
以《鬼作家》為例。這部小說的寫作源自羅斯離開紐約，在鄉下生活多年之後產生的靈感，正像他自己所言，他需要一點現實的基礎才能發揮想象。但是我們也不要過度闡釋一個作家的自傳性與想象性之間素材的關係。就算作品是一個作家的全部人生，我們也無法從一部作品中窺探一個作家原生態的生活是什麼樣的。《鬼作家》中，年輕的祖克曼去拜訪老作家洛諾夫，是想獲得一種權威的承認，想尋找一種精神上的支持。他自己的寫作陷入了困境，原因是他的父親讀了他的小說之後，認為他小說中的人物給猶太人抹黑，父親不同意他發表這樣的作品，還邀請一位很有威望的猶太裔法官來勸說他放棄發表作品。換句話說，他的父親把小說看成了某種真實存在的境況，小說的力量甚至大於歷史的真實。
小說如何處理歷史（現實），一直都是小說家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覺得中國小說家需要學習。舉個例子，當年餘華的《第七天》出版後遭到了很多批評，不是因為他借用了很多真實的社會新聞，而是他根本沒有對這種發生過的社會事件進行任何文學化的處理。劉震雲《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同樣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如果你閱讀羅斯的“美國三部曲”就會發現，他對時代這些重大事件處理得很巧妙。這三部作品分別對應了美國的不同時期：大蕭條時期、充滿恐怖疑雲的五十年代以及政治醜聞娛樂化的九十年代。《美國牧歌》寫到了大蕭條時期，一個猶太企業家美國夢的破滅；《我嫁給了共產黨人》寫的是受到二戰後麥卡錫主義迫害的故事；《人性的汙穢》寫的是美國的種族迫害，一位大學教授因為在課堂上說兩個沒有來上課的學生是“幽靈”，被汙衊為種族主義者，開除了學院——因為那兩個學生恰好是有色人種。這個故事最令人反諷之處在於，這位大學教授，原本也是出自有色人種家庭，他只不過天生是淺黑色的皮膚，為了逃離原生性家庭，他隱瞞身份，遮掩膚色，經過了百般努力，才在學院贏得了和白人教授一樣的尊重。
羅斯最厲害之處就在這裡，他很多小說都可以看作是大時代的註腳，羅斯可以看作是小說中的社會學家。《鬼作家》中，祖克曼形容讀到洛諾夫的那種感覺，說對於那些家家戶戶無時無刻不銘記著我們猶太人地位的人來說，“他的小說就是答覆”。這同樣是我閱讀“美國三部曲”的真實感受。很多作家都都能發現我們時代中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但是沒有一個作家能夠做到羅斯一樣，把眾多問題，統籌在一個文學的框架中進行藝術化的處理。我們只看到表象，而一個好的作家會看到這個表象後面的很多豐富的細節和素材，但是這種素材因為過於真實，需要剪裁、提煉、增補、刪減、虛化，經過一系列作家的藝術化處理之後，才能在小說中煥然一新。
小說家如何處理歷史（現實）？借用納博科夫的說法，小說家只有三種辦法：第一種，他可以傾力發掘和編造各種相關的事實和細節，力求逼真地縫合進歷史的真實中去；第二種，他可以將歷史看作是現在的模擬，進行嘲弄和反諷；第三種，把歷史與現在同等對待，它們都是小說家素材，然後用小說家的能力，讓人信服他創造的藝術魅力遠遠勝過歷史的真實。羅斯的“美國三部曲”正是借用了前兩種處理歷史（現實）的手法，才能做到以假亂真，讓我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仍然能感受過去那個時代真實的氣氛。他小說中的人物，雖然很多時候有自己的影子，但仍然都是虛構的——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但是我更想強調的是，不僅僅是虛構的真實，還是抽象的真實。我們會認同他，反對他，批判他，反感他，憎惡他，這些閱讀中激發出的情感都是真實的，這就是一個作家的成功之處。
在《巴黎評論》的專訪中，我印象深刻的是，作為一個一生都獻給小說寫作的作家，羅斯對小說的作用卻很悲觀，他說他不相信在所處的社會中，人們會因為讀了某本小說而發生什麼顯著改變。小說的作用只是“讓讀者有些東西可以讀。最好的狀況是作家改變了讀者的閱讀方式。這對於我來說是唯一的現實的期待。同時對於我來說也足夠了。閱讀小說是一種深層的獨一無二的快樂，它是一種讓參與者全情投入的神秘的人類活動，不需要任何附加的精神或政治理由——和做愛一樣”。這是一個寫了一輩子書的小說家的肺腑之言。
閱讀更多 說書人思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