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生前是一位酷爱读书、饱读诗书的人。对他来说，读书是暗功夫，可以为一个人插上“翅膀”，不仅能给写作带来有益的影响，也能让人更懂得生活，热爱生活，并活得有滋有味。
汪先生专门写读书的文章并不多，大概只有《开卷有益》《读廉价书》《谈读杂书》《书到用时》等数篇。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大致的阅读史及对读书的态度，他是主张随性读书、读杂书等。
本文所涉书单不是汪先生书房中的书，而是常见于其笔下、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
梳理一下大致可分四类：传统文化、外国文学、杂学、民间文学。
① 传统文化类
汪先生书画兼擅，古典诗文随手拈来，语言雅致精确，有“最后一位士大夫”之美誉。这源于幼年的积淀。他说自己是在温柔敦厚的诗教里长大。
十一二岁时跟祖父读《论语》、背唐诗，跟韦子廉先生学桐城派古文，对他所传授的姚鼐《登泰山记》、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等诸篇留有深刻印象，说自己的作品讲究文气就很受桐城派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还跟乡贤、名中医张仲陶读《史记》。
“他教我的时候，我的面前放一本《史记》，他面前也有一本，但他并不怎么看，只是微闭着眼睛，朗朗地背诵一段，给我讲一段。”
初中时，汪先生又跟着老师高北溟读归有光、郑板桥。
他说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跟自己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又说郑板桥诗文中蔼然的仁者之心，使他深受感动。
他还大量读宋词，《漱玉词》《断肠词》《剑南诗钞》都读过。高中时还买过一套词学丛书，一首一首地抄，既练书法，又略窥词意，他说词中的情绪应合了少年无端感伤的心。
“到现在我的小说里还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除了幼年时的家传、中学时代的熏习，待到了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汪曾祺更是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深深浸染。
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楚辞课，朱自清先生的宋词课，唐兰的“词选”课，王力先生的“诗法”课，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另还有左传、史记、杜诗诸课，都对年轻的汪曾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读过的书籍不经意间就出现在他的笔下。
比如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常援引他所读过的书，说《史记》里用口语记述了很多人的对话，很生动；说《世说新语》以极简笔墨摹写人事，寥寥数语，风度宛然；说《陶庵梦忆》的语言生动，有很多风俗的描写。
在创作谈中他也常建议年轻人多读一些古曲作品，这实在是其经验之谈。
②外国文学类
汪曾祺接触外国文学是在上大学前。
高三时为避战乱，他躲在乡下的庵中，随身所带的是《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注：现通译为《猎人笔记》）。他曾说这两本书改写了他的人生，引他走向文学道路。
“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给我很深的影响。”
但他大批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则是在西南联大时期。这期间他读过尼采、萨特、伍尔夫、纪德等。
他对巴尔扎克提不起兴趣，说巴尔扎克总是站在读者之上，有些欺负读者；对托尔斯泰也不喜欢，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勉强读了《战争与和平》；对莫泊桑和欧·亨利也不感兴趣，说他们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显得很笨，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
他钟情于契诃夫、阿索林、海明威等，说契诃夫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喜欢散文化的结构，喜欢他把文字丢来丢去的；说阿索林的小说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他喜欢《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式的长篇小说，说《追忆似水年华》“纤细、飘飘忽忽”，还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写个像这样的自传性的长篇。
他也主张，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要纳外来于传统，融奇崛于平淡。想来这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③杂书类
北京有个青年问他：“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古今中外，乱七八糟。”并且，他劝这个年轻人要广泛地吸收。
汪曾祺读杂书的兴趣大概始于十一二岁，那时他看了家中所藏的《岭表录异》《岭外代答》，就对笔记、游记类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一类书的文字简练朴素而有情致，对我作品的语言风格是有影响的。”
《岭表录异》是本地理杂记，为唐人刘恂所撰，记述了岭南异物异事，尤其是各种鱼虾、海蟹、蚌蛤的形状、滋味和烹制方法，以及岭南人喜食的各类水果、禽虫；《岭外代答》为宋代地理名著，记载了宋代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及物产资源、山川、古迹等情况。
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时，常逛书摊，买一些便宜的一折八扣书。
这些多是供人消遣的笔记小说、杂书类，如《子不语》《夜雨秋灯录》《续齐谐记》等，还有余澹心的《板桥杂记》、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等。
西南联大的翠湖图书馆、系图书馆、茶馆都留下他深夜苦读的身影。
从《南昭国志》到福尔摩斯，他逮着什么看什么，甚至读过讲验尸的《宋提刑洗冤集录》等。
西南联大毕业后在上海的两年，他常和黄裳等人逛旧书摊，买过扫叶山房的《景德镇陶录》、张岱的《陶庵梦忆》及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等杂书。
“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
归纳一下，汪先生所读杂书大约可分为游记类、草木虫鱼类、饮食类、风俗节令类几大块，而这也多能对应到他的创作上，他的散文也大致分为这几类。
以饮食类为例，汪曾祺大学时代就读过元人食谱《饮膳正要》，甚至还饶有趣味地研究驴皮的制作。《随园食单》必也读过，他曾批评袁枚只会吃不会做。
为写一篇《宋朝人的吃喝》，他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载，遂得出“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的结论……
汪先生的谈吃散文，写得活色生香、摇曳多姿，更为难得的是文化趣味，不是仅凭多吃几回的所谓美食家所能为。
④民间文艺类
汪曾祺先生笔下汪洋恣肆的杂家气象，除了他博采杂书的原因，还有民间文艺的浸润。当然这源于他独特的经历。
20世纪50年代他在《说说唱唱》《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做编辑，还因组稿等事宜到各地采风收集民歌，这让他有机会接触、阅读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他曾说过：
“敦煌变文、《云谣集杂曲子》、打枣杆、挂枝儿、吴歌，乃至《白雪遗音》等等，是野菜。因为它新鲜。”
这是汪先生对民间文艺的态度。
“我甚至可以武断地说，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
这么强调民间文艺，实在是他的“现身说法”。
除此以外，汪先生和戏曲的缘分也深，年少时学唱青衣，上大学唱过昆曲，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一做二十多年直至离休。这些经历都让他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戏种。而戏曲也是民间文艺的主要形式。
他自己也认为戏曲对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影响。有人说他的小说有“音乐感”，他认为这与会唱几句京剧、昆曲，写过几个京剧剧本都有关系。
读书的好处很多，至少在很多书友的反馈中可以知道，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书，比打扑克还要舒服许多，这不仅能让我们从容享受生活，更能让我们在书中增长知识，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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