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年輕人有誰敢宣稱自己愛好文學，多半會遭到鄙夷，就好像他一無所長，才給自己弄出這麼個不靠譜的標籤。很早的時候聽王蒙的一個演講，他說他去美國，人家介紹他的時候，也不說他是作家，而只說他是中國的前文化部長，因為在美國，作家這稱謂也是給人一種無所事事、潦倒落魄的印象。中美兩國在專制和民主的問題上冰火難容，但同是商業社會，輕賤起不中用的文學來，卻難以做到“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可是在中國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學則是另一番光景。那時候文學是如此的高貴，時尚，簡直就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代人歷盡艱辛，穿過思想禁錮、教育廢弛、文化凋零的茫茫沙漠，在精神與心靈的飢渴難耐之際，最容易得到、最想要得到的就是文學這杯甘泉。被噤聲在牛棚裡的作家和詩人們始獲解放，飽蘸激情地控訴揭露，撼世佳作迭出，贏得了大量讀者，每到一處，立刻陷入重圍，比起如今的大款明星來毫不遜色。年輕人也迅速從閱讀者轉變為寫作者，他們在學生時代被告以“不學ABC，能當接班人”，功課基本沒學，但憑著學習寫批判文章的基本功，也很容易或者只能向文學靠近。他們走出校門，眼看著謊言編織的蜃景遽然消失，懸空的理想無處著陸，也是通過文學來思考和探求他們未知的人生之路。
我1977年高中畢業，回鄉當民辦老師的時候，正好躬逢其盛。不過我喜愛上所謂的文學，時間更早，初中就開始寫一些老師佈置的作文之外的文字了。等到踏入社會，早已按捺不住，揮拳捋袖就干將起來，整天讀書寫作，忙著做我的作家詩人夢，全然忘卻那民辦老師是個紙糊的飯碗，隨時可以被雨打風吹去，對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高考竟然了不在意，不久還和另外五個同樣做夢的鄉村青年組建了一個文學社。我們商定了一個詳細的章程，規定每月搞一次活動，我們沒有場地，就把會員的家當成活動地點，六個人輪流坐莊，當東道主，吃飯的問題由東道主解決。當時大家都阮囊羞澀，為了減輕經濟壓力，我們嚴格規定餐桌上不允許有肉魚之類的葷菜。幾年下來，這項規定一直堅持得不錯，誰也不敢違反，只是有一次活動的時候正好是春節，東道主端出滿桌肉食，嚴重違規，我們都拒絕上桌，人家父母親出來好言相勸，說大過年的，到哪裡去搞這麼多蔬菜，你們遵守規矩是好事，但卻為難了我們。話說到這個地步，我們才肯屈就。有了這次教訓，以後再定活動時間，我們都測算好，避開了那該死的春節。來參加活動的會員，必須帶上當月的作品，現場朗讀、傳閱，供大家評品批判，選出優質稿件，每月結成一集。結集的工作也由東道主承擔，負責刻鋼板，買紙張，油印、裝訂，等下次活動時發放，每人十本，自己保存或者送人。我們的油印雜誌名叫《青年的夢》，發刊詞由我擬寫，說了些什麼已經記不清楚，但一定是炫了一番文采的。其實我們寫的那些東西，真正有價值的極少，而今想要不愧少作都難。我們還爭論過一個很搞笑的問題，一個傢伙在點評詩句“兒童的歌聲震天外”時提出異議，說這句詩不符合科學常識，因為根本就沒有天，天其實是大氣層。他振振有詞地說：“天都沒有，哪有天外！”批得作者臉紅脖子粗。我們都不贊成這種奇談怪論，但是都沒法說服他。還有一件趣事是，我們都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好像覺得用筆名發表文章是一種規範，因為魯迅本來是叫周作人的，茅盾本來是叫沈雁冰的。我當時很敬重寫詩的白樺和寫報告文學的劉賓雁，就在他們的名字裡各取一個字，用“樺雁”做了我的筆名。當時我們不知道自己辦的雜誌已經產生了什麼影響，直到後來我在報社當了副刊編輯，聽一個作者說，他當時在縣城的麻紡廠，手裡就有一本我們的雜誌。麻紡廠也有一批文學青年，也學著我們的樣，辦起了油印刊物。
我一直清楚地記得，有一年大雪載途，幾個人先到我這裡集中，然後到一個叫陀陽樹的村莊去參加活動。迢迢二十里，我們選擇了徒步，希望能在田野上抓到覓食的兔子。兔子沒有見到，但是幾個人穿著深筒靴，在廣袤的田野上越陌度阡，跳躍奔跑，歌唱吟誦。望眼是無塵的雪景，心中是冰雪般的無瑕。我們把貧困的現實、生存的憂慮都拋在一邊，去趕赴一場精神的盛宴。遠方有友誼的溫情、文學的沾溉，有村莊嫋嫋的炊煙在召喚，我們是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詩意。詩意也許只是一些瞬間，但是無數的瞬間，足以連綴成一串串閃光的鑽石，灑播在我們的人生長路。
而今文學遭到冷遇其實無需嘆惋，我們當年無限仰慕的文學殿堂，也早已不再聖潔，功成名就的作家們熱衷於和市場接軌，大肆炒作的作品包裹著的大多是利慾薰心的靈魂。一些著名的獎項花錢就可以買到，評委們也成了用權力尋租的官員。倒是我們這一群不登大雅的業餘愛好者，雖然星散各處，沒有登記的非法社團也解散多年，但我們那幾個人友情還在，詩心未泯，在滔滔物流中煮字為樂，風致依然。
【作者簡介：蔡德林，湖北石首人，曾經擔任石首日報總編輯、石首市文聯主席，深圳市卓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北京九鵬傳媒機構總策劃，現居蘇州，非同文化總顧問，非同文化牆主編。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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