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被发现以后，对金瓶梅作者的考证为之一变，王世贞说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兰陵笑笑生研究热。《金瓶梅词话》在我省介休发现，不是因为晋商或者山西乡土文人收藏了这个古玩，而是因为《金瓶梅》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山西文化，深得山西人偏爱。

山西介休发现万历《金瓶梅词话》孤本，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说服力的事件。《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保存下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山西是《金瓶梅词话》的出土地。

金瓶梅词话吕世宏

《金瓶梅词话》的发现改变了《金瓶梅》研究的历史

1931年之前，我国学界对《金瓶梅词话》所知不多。历史上《金瓶梅》有过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一是万历早期的手抄本，已失传；二是词话本，即发现于介休的明万历年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三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该本最著名的是发现于平遥、现保存在北京的版本；四是清代《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

清代以来，我国主要流传《绣像金瓶梅》和张竹坡批评版《金瓶梅》。《绣像金瓶梅》经过众多爱好者的整理加工，方言体系已被打破，被誉为北方官话版。而张竹坡版《金瓶梅》经过几代人的加工整理，已经严重山东化。介休《金瓶梅词话》的出世，可谓石破天惊，对金学界震动很大，对《金瓶梅》作者研究意义重大。《金瓶梅词话》出现以来，才有“土白”一说，才有兰陵笑笑生一说，才有吴晗等否定王世贞一说。

目前存世的原版《金瓶梅词话》有3部，介休发现的今藏于台湾，后来发现藏日本两部。介休《金瓶梅词话》的发现，也推动了日本《金瓶梅词话》的发现。日本《金瓶梅词话》分别发现于1941年和1962年，其来路成谜。

关于日本藏本，金学专家梅节写道：日本两本词话，一藏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一藏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慈眼堂本在1941年被发现。100回，分装16册，缺封面扉页，内文缺5页。战后日本出版界曾计划将之影印，但慈眼堂本鼠患破损严重，且保存不善有湮漶。栖息堂本1962年发现，100回，分装18册，亦缺封面扉页，内文中缺3页。两东土本是素洁原刻本，无点改批语。可能自宝永前传到日本，也沉埋两百多年，没有人看过。像中国一样，日本流行的也是竹坡本。

另外京都大学图书馆有残本23回，完整者7回，发现较中土本早，但并未被引起注意。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以栖息堂本为主，采用慈眼堂496个单面页出版“配本”。两本仍凑不全，94回采用中土本两个单面页。所以日本大安本是个百衲本。实际上，现今存世3个词话本，没有一个是完本。

笔者认为，日本的两部原版《金瓶梅词话》，存在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从大陆获得的可能性。

其一，1931年介休版发现的时候，学界就与古玩界展开了一场争夺，因为古玩界要卖给日本，说明日本学界很欣赏《金瓶梅词话》。

其二，日本侵略战争期间，在山西有抢夺图书的历史，“柴德彰，清末河津籍。长于诗赋，阎敬铭门生，藏书万册，悉被日人掠去……日人侵兴县，占康田基家，火烧康氏霞荫堂所藏，历七日七夜始焚尽”。日本藏本写有“天海藏”三字，说明来自中国藏书家。

中国内地是否还有词话本古籍，存在的可能性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藏本值得关注。

金瓶梅词话吕世宏

《金瓶梅词话》得以在介休保存下来是因为《金瓶梅词话》保存了地方民俗

《金瓶梅词话》里保留了大量的山西民俗文化，特别是介休尼姑宣卷活动。《金瓶梅词话》里还保留了大量的山西物产记载，书中的商业模式与晋商的商业活动十分近似，这些是山西《金瓶梅词话》没有被毁掉的重要原因。在《金瓶梅》中，有关商家的描写，如书中多处出现的“钱铺”“钱庄”“银铺”，即有晋商的影子，而数十处山西“潞绸”的记载，则不折不扣是晋商原创的生意了。北京宋志强发现清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709载：“晋省织造绸绫，潞最工，是谓潞绸。康熙六年题准谓大潞绸，汾、泽州等差之，谓小潞绸。大绸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用小潞绸。无误矣。”《金瓶梅》里日常生活常用潞绸，可能即为本州制造的民用产品，足以证明《金瓶梅》与汾州关系密切。

《金瓶梅词话》得以保存还因为山西人对词话语言偏爱

《金瓶梅词话》的方言与山西方言十分接近，许多日常用语和对话模式充斥期间，汾州人读起来更是十分亲切，这是《金瓶梅词话》孤本得以在介休和平遥长期保存下的重要原因之一。《金瓶梅词话》更接近于山西土白，西北大学教授李鲁歌最早关注到《金瓶梅词话》里的大量山西方言。

地方文史爱好者收藏了《金瓶梅词话》

国内知名的图书收藏家以江浙居多，为什么他们没有收藏《金瓶梅词话》？可能的原因是，词话本未经整理和校勘，不大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自然淘汰了。清代《绣像金瓶梅》图文并茂，成为读者厚爱。

一般来说，商人是不喜欢读书的，晋商也不例外，商人为了装门面收集一些图书，没有记载说明晋商收藏了过时的《金瓶梅词话》。所以将山西保存《金瓶梅词话》简单归结为晋商财大气粗收藏天下是不够的。如果《金瓶梅词话》是晋商的藏品，那么一定是一件高价古玩，收藏界岂能没有记载？岂能让这么一件宝贝流传在某位不懂奇货可居的老先生手里？

民国山西著名学者常赞春曾有这样记载：“明代吾晋多显宦，故藏书多有。清中叶以来，则洪洞董氏，介休白氏、曹氏，祁县孙氏，太谷曹氏、孙氏，均以雄资好事，特设书库储藏。”如果《金瓶梅词话》是哪位显宦的独家藏品，如此奇货可居，也不应该在文献中失载。

所以，介休版《金瓶梅词话》应该是地方文化爱好者私家存留下来的。全书刷印质量好，保存也好。该本的特点是有朱笔的校改和评语（属不同笔迹），全书朱墨灿然，虽有个别墨改，仍可分辨清楚底本原字和后人改字。可见，《金瓶梅词话》经过收藏者的认真校勘，收藏者是两位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

根据民间调查，《金瓶梅词话》是介休书商在介休大靳村一位老先生处收回来的，后北京来人收走。大靳村村子不大，也没什么著名商人，乃地方文人老先生保存。

介休和平遥今属山西晋中，但明清时期同属汾州府，两县皆与汾州府郭下汾阳县接壤。两部珍贵稀缺的明版《金瓶梅》为何都在古汾州旧地发现？恐怕不是偶然，兰陵笑笑生可能深藏其间。

据史料分析，康熙二十六年，即公元1687年，禁毁小说书目开出150余种；康熙五十三年，则复颁谕：“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清乾隆、嘉庆两朝以来，《金瓶梅》的版本在坊间刊布，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的。当局为防止其流布，采取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政策，其中包括以成本价收购坊间所藏的版片书本，或号召坊间自行销毁，显宦和巨贾大概不会冒此大风险而收藏禁书。《金瓶梅词话》能在山西介休保存下来，应该是出于地方文人的厚爱。

另外，山西发现的崇祯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也是国内珍贵版本之一，虽然此版善本还有好几本，但是平遥发现的保存比较好。发现地点在离城7公里的洪堡村。

相传，平遥洪堡村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名洪堡寨。其创建者是当时在朝的一位官员，名叫郝普渡。据说其告老还乡之后，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并在此定居，逐渐形成自成一体的洪堡村。几百年前，村子四面都有护城河。现在古堡周围，还有残存的夯土寨墙。据说居民多为耕读传家，虽无高官权贵，但也不乏识文断字、能写会算之人。传说堡西二里外的东郭村村东南建有一支文峰笔，西门对面所修照壁为砚台，堡内文风皆得益于此。由此看来，平遥善本也是地方文人保存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