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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22期）
如果把“賭博式的風險偏好”除外，可以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社會公眾“風險偏好能力”的高低，決定了這個國家或民族創新能力的高低。毫無疑問，創新需要完整的一套社會生態去支撐，而在這個生態環境中，資本對創新項目的支持是關鍵環節。按照“木桶原理”，如果中國公眾的“風險偏好”持續走低，則向創新型社會轉變的難度就會增大。
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社會公眾的風險偏好有一個上下的極限，向上或向下超出這個極限，整個社會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就會驟然增加。比如，金融期市、商品期市、股票市場、企業債市場、金融債市場、貨幣市場、國債市場，大致構成了整體金融市場的風險層級，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市場的風險居於中等偏高水平，而管理者必須引導市場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更多地留在這一層級當中。原因很簡單，這樣的風險偏好關乎實體經濟資本來源，是所有金融市場的核心部分，是金融行業存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如果社會公眾的風險偏好偏離了“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市場”，那不僅會制約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而且搞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比如，前不久發生在中國的“全民金融”使得大量外行人士開始經營金融業務，忽悠老百姓無度增加風險偏好到賭博的程度，大大超越了規範金融體系的風險限度，結果出現了不少嚴重的問題，放大了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而不得不艱難地治理整頓；再比如，社會公眾風險偏好過低，將大量資金投向幾乎無風險的貨幣市場和國債市場，這勢必導致各風險層級的金融市場惡性循環，極低風險偏好的資金數量越大，資本市場就會因缺少資金而下跌，資本市場越跌，風險越大，資金就更多流向貨幣市場，於是金融短期化、套利化——脫實向虛越嚴重，並逐步演化為巨大系統性金融風險。
現在，中國金融市場的問題是：社會公眾風險偏好不斷走低。
4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在談到下一階段經濟工作重點時指出：要全力打好“三大攻堅戰”，同時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注重引導預期，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這是極其重大的總體要求，而其中最被市場關注的變化是：中央強調要“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
貨幣政策本身就是極其重要的“內需政策”，“持續擴大內需”必須得到貨幣政策的有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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