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叫“一言九鼎”,形容一个人说话算话,绝不反悔,由此可以看出九鼎的“分量”。
九鼎来源于远古时代的一个传说:相传大禹收“九牧之金”铸造九鼎以象征九州,每个鼎上还刻有各个州的地形和物产。九州的说法出现很早,《诗经》及《礼记》中已经有了九州的记载,但《诗经》及《礼记》中并没有具体的州名及范围。具体记载九州州名及范围的是《尚书·禹贡》、《吕氏春秋·有始览》、《尔雅·释地》及《周礼·职方》等先秦史籍,但各书对九州的名称及具体范围的说法并不一致。
在这些书中,以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按照《禹贡》的说法,九州是指冀州(今河北省)、兖州(今山东东部)、青州(今山东北部)、徐州(今山东南部及徐淮一带)、扬州(今淮河以南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一带)、荆州(今湖南、湖北一带)、豫州(今河南省)、梁州(今四川省)雍州(今陕西省)。
从九州所指的范围来看,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下”的认识,这与夏的活动区域有着显著的区别。现在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这一带被称为夏墟。即使将夏的活动范围再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与“九州”仍然相差甚远。另外,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基本上都是素面,既没有纹饰,也没有文字。青铜器上的纹饰从商代初期才开始流行,而文字的流行则是在西周时期。因此,夏代的青铜鼎上不可能出现大量的纹饰及文字,在铜鼎上出现九州的名称、地形及物产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这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九鼎。
“九”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阳数,十以下的整数以九为最大,因此九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如只有帝王才能建九开间的房屋等。因此大禹以九鼎代表权利和天下是完全可能的。从大禹所处时代来看,基本上是在夏朝建立之初,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产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青铜铸造技术应该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晩期。青铜是铜锡或铜锡铅的合金,因其铜锈呈青绿色,故名青铜器。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在出土的青铜器中,主要是小型的工具,如小刀、钻锥、凿、鱼钩等。这些青铜器一般制作较为简单,用单扇范(即两个外范合模)即可完成。但二里头遗址也出现了爵、铃等青铜容器,容器的制作相对较为复杂,由于其中间是空的,必须使用合范,即除外范外还要用内范。既然可以铸造铜爵等容器,则铸造铜鼎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单纯从铸造技术上来说,大禹铸九鼎是完全可能的。
大禹九鼎铸造完成以后,成为启所建立的夏朝的镇国之宝。夏商周时期九鼎成为国家的象征,鼎的迁移象征着政权的更迭。只有得到了象征国家的九鼎,才算真正完成了改朝换代;也只有拥有了九鼎,其政权的合法性才能得到确认。因此无论是商代夏,还是周代商,都是以九鼎的迁移作为最终的标志。由于九鼎具有这种神圣的功能,自然不可能轻易示人,因此,九鼎从其铸造完成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其实根据史籍的记载,禹作九鼎本来只是作为九州的象征,即《史记》中所说的“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征九州之物,故言九鼎”。然而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又增加了鼎的神明作用,所谓“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用”。“夏后开铸鼎,成,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周鼎不爨而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正是由于九鼎的象征性、神明性及神秘色彩,个别具有图谋之心者自然就有了一睹为快的“问鼎”冲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楚王问鼎”的故事了。
楚庄王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其“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鸣惊人”,相继吞并了楚国与中原地区之间的许多诸侯小国。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其政治野心也开始膨胀。
公元前607年,楚庄王攻打洛阳附近的一个叫陆浑戎的少数民族,取得胜利后班师回国,在经过洛阳(东周都城)时,陈兵于洛阳边境,向周王炫耀武力。周王虽然号称是天下的共主,但令出诸侯,周王的实际管辖范围仅仅是在洛阳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军事实力还不及一个中等规模的诸侯国。面对强大的楚国,周王自然是不敢怠慢,赶忙派大夫王孙满带着礼品前去慰问。楚庄王就心怀叵测地向王孙满打听周朝传国之宝九鼎的轻重大小。王孙满严厉地说:“桀有乱德,鼎迁于殷;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的轻重大小怎么可以问呢?从此以后,“楚王问鼎”遂成为有个人野心的代称。
閱讀更多 賨人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