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幅令每個中國人都會震撼的地圖。
一隻兇悍的猛虎，張牙舞爪，一隻虎爪緊緊抓著中國，另一隻爪子則抓著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它那強悍的身軀，化為朝鮮半島的三千里江山。而在另一個衍生的版本中，渺小的日本列島則成為這隻猛虎的尾巴。
這是一百多年前朝鮮（或“朝鮮王國”、“大韓帝國”）對版圖的闡釋。在中國東北的位置上，則題寫著飛揚的八個草書漢字：槿域江山猛虎氣象。這“槿”，就是被朝鮮人稱為“無窮花”的木槿（木棉），如今大韓民國的國花。
朝鮮人日後則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國家的：“地形狹長，恰似猛虎……往昔崇尚領土主義和軍閥主義的時代，可以併吞或侵蝕支那大陸。”
這麼一隻縱橫“槿域”、野性勃勃的猛虎，卻在1910年的盛夏，在一個名叫漢陽的地方隕落了……
滅國
“始滅琉球，繼割臺灣，再割樺太，今將欲並朝鮮，自茲以後，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猶未已乎，誠不敢俱加以臆斷……”
槍刺在盛夏的驕陽下閃閃發光。
制服挺括的日軍儀仗隊，將步槍從肩頭卸下，咔嚓咔嚓地發出整齊的聲音，雙手託著，直立在身體的右側。
一片靜謐。
藍底旭日的“統監旗”，連同大韓帝國的太極旗，從“朝鮮統監府”前的旗杆上急速降下。隨即，軍樂隊開始演奏緩慢而凝重的《君之代》，日本帝國的旭日旗升上旗杆。
這是1910年8月29日，大韓帝國首都漢陽（漢城）。日本帝國正式“合併”大韓帝國的第一天，注重實效的日本人，將合併儀式安排得十分低調而簡短，天皇的疆域卻在這幾乎都稱不上儀式的“儀式”中，大大擴展，從一個島國一躍成為大陸國家，與中國和俄國成了山水相連的鄰邦。
與統監府緊對著的朝鮮王宮景福宮，已經飄揚了28年的太極旗早已降下，消逝得無影無蹤。在10萬日本鐵騎的牢牢掌控下，朝鮮三千里江山上，再也見不到太極旗的影子。
這面日後被韓國史家普遍說成是“自主知識產權”的太極旗，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製造”。1882年，朝鮮使臣樸泳孝和金玉筠出使日本，為了向“國際慣例”接軌，準備第一次使用“國旗”，因此向宗主國大清請求使用黃龍國旗，卻被北京一口回絕：黃龍旗上為五爪金龍，藩屬國只能用四爪金龍，與體例不符。此時奉命駐節朝鮮的李鴻章幕僚馬建忠，建議朝鮮採用中國傳統的太極八卦旗作為國旗使用，於是，朝鮮使團便扛著一面白底黑圖的太極八卦旗出訪日本。若干年後，經過簡單的美化，八卦中去除了四卦，成為朝鮮國旗，只是在旗幟上方還有八個漢字“
大清屬國高麗國旗”。誰也不曾料到，百年之後，韓國的史書“去中國化”，刪除了“大清屬國”四字，只留了“高麗國旗”四字，被日本人抓住把柄，作為韓國人擅於“篡改歷史”的證據之一。講究名正言順，是東方人的古老傳統。根據日韓合併條約規定，從1910年8月29日這一天起，“大韓帝國”就不再存在，這塊日本帝國的新疆界恢復了其作為大清屬國時的舊名“朝鮮”，大韓帝國的“皇帝”也改稱為“李王”。西方各大媒體隨即紛紛報道了這一更名啟事。此時，距離“朝鮮”從中國屬國“獨立”稱帝、改名為“大韓帝國”才13年。
喜悅的熱浪當然席捲東瀛列島，日本各大報紙都出了號外。充滿著“愛國”激情的民眾，自然是希望祖國日益強大，稱雄世界。當家的政府要員們則為“經營朝鮮”的巨大費用而頭疼，因為朝鮮的併入，“新日本”的人均GDP比“老日本”下降了一半以上。根據預算，“經營朝鮮”的下一年度財政支出為2500萬元，而朝鮮的預期財政收入僅為1600萬元，赤字部分高達36%，只能由日本政府貼補，預計朝鮮在10年內難以實現財政獨立。
與日本普通民眾的欣喜不同，日韓合併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吹響了利空的號角，與日本相關的幾乎所有債券、股票，都呈現跳水態勢。對於這一意義深遠卻早在意料之中的國際事件，西方媒體一直冷冷地觀察，雖然天天都有相關報道，但多是三言兩語的動態而已。列強更為關注的，還是在通商口岸、關稅等切身利益上。
在平靜的表象上，一場在全球範圍內博弈的國際政治大調整，悄然展開。
日韓合併，對於北京來說，並非什麼秘密。在合併前一個多月，中國駐日代辦吳振麟就向外務部遞交了秘密報告，通報了日韓合併的基本安排。根據吳的說法，
合併之事，其實是親日的韓國人率先提起，“韓人既鼓吹於漢城，日人自附和於江戶（東京）”。日本掂量了國際上的力量平衡，可能會阻撓日本的，無非俄、德、美三國。俄國在經過慘烈的日俄大戰後，反而與日本走得很近，雙方秘密締約，成了不打不相識的哥們；德國雖然一貫反日，而且是“黃禍論”的始作俑者，但其在遠東勢力並不強大；美國則剛剛吞併了火奴魯魯（夏威夷）和菲律賓，剛剛卸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到歐洲遊歷，公開提出統治和帶領“半文明國”是“文明國”的“天職”，因此“可以知美國對於日韓合併之事決無異議” 。而在時機方面，吳振麟分析認為，日本與列強修改商約的日期又已將近，日本一定會在此前完成日韓合併，以便將朝鮮一併納入關稅和貿易談判的範圍。吳振麟發出警報說： “明治以來，始滅琉球，繼割臺灣，再割樺太（即庫頁島，本已割給俄國，日俄戰爭後被日本奪得），今將欲並朝鮮，自茲以後，日本之雄心其稍已乎，其猶未已乎，誠不敢俱加以臆斷。要其得步進步，似不能無綢繆牗戶之思矣。”大多數的朝鮮人並不關心政權的更替。這種對“國家”概念的淡漠，也是中國人的特點，而這又成為日本人殷殷期盼要率領東亞進行改革的原因和目標之一。對朝鮮大多數平民來說，唯一需要面對的是，可能只是新主人下達的剃髮令。傳統而保守的朝鮮社會，如滿清之前的中國一般，講究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並不理髮，無論男女都是蓄髮盤髻。即使200多年前在八旗兵的軍刀下被迫臣服，也頑強地獲得了無須“薙髮易服”、得以享受“一-國-兩-制”的特准，與當時中國本土血腥的“留髮不留頭”形成鮮明對比，令朝鮮人大有“小中華”傳承文明的使命感。數年前，親日的改革派倒臺，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朝鮮各界強行推行剃髮，要在頭髮的尺度上與全球接軌，最後頭沒剃成，倒把改革本身給剃除了。
比剃髮令更為難以忍受的，是日本人下令除皇族外，全體朝鮮人一律改用日本姓氏。如此“數典忘祖”，自然要激起民憤，但民憤的宣洩口，只是想方設法逃往“滿洲”（中國東北）。那裡不僅沒有閃亮的日本軍刀、猙獰的日本警察，而且在鴨綠江和圖們江沿線，還有大量的空置土地，十分肥沃。
朝鮮沉沒激起的驚濤巨浪，終於拍打到了鴨綠江北岸。吉林告急！東三省告急！全中國告急！
越界
“我沿邊數千裡地曠人稀，又處處有韓僑蹤跡，恐此數萬韓僑將為吞併滿洲之導線”
早在日韓合併宣佈前4天（8月24日），中國駐漢城總領事馬廷亮，就收到了“朝鮮統監府”（日本在朝鮮的最高機關）主管外交事務的小松遞交的英文函件，詳細通告了8月22日日朝雙方已經秘密簽署了合併條約，但要求中方暫時保密。8月28日，日本外務省和駐北京公使分別召見了大清駐日代辦及拜會大清外務部，正式照會日韓合併事宜。
北京的會見，由外務部尚書鄒嘉來、侍郎曹汝霖主持，主管外交事務的慶親王親自出席。日本公使伊集院彥吉通報說，之所以日韓合併，是因為朝鮮即使在日本的保護和教導下，還是進步太慢。伊集院表示，合併條約將在次日向全世界宣佈，合併後，朝鮮與各國所訂合約全部作廢。會談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是日本方面明確表示，一年前所簽訂的涉及中韓邊界勘定的中日條約，將依然有效。
這是十分重要的訊息，中-央立即發出電報，通知東三省官員，準備應對日韓合併後出現的新問題。
東三省總督錫良，最先感受到了從朝鮮滾滾而來的熱浪。
這位蒙古族高幹，之前曾擔任四川總督和雲貴總督，在大西南推行改革“新政”。去年年初（1909年），新的中-央領-導班子進行了人事大調整，權傾一時的袁世凱因“病”下崗，袁世凱的親信、首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隨即被內調中-央擔任郵傳部尚書。有著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及改革經驗的錫良，被中-央相中，從大西南直調大東北，成為第二任東三省總督，掌管這個無論在經濟、政治、外交和國防各方面，都已經成為大清國重中之重的“龍興之地”。
錫良在朝鮮建立了一個情報網，此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來自朝鮮的情報，經彙總整理後，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北京。錫良所最為關心、也最為憂心的，是新形勢下如何確保東北地區的領土主權完整。多年來，在中國境內越界居住的朝鮮人已達3萬多，還有更多的朝鮮人 “來者源源，相望於道，喧賓奪主，莫此為甚”。 這不只是一場生存空間的爭奪，而且牽涉到中華帝國的危急存亡
朝鮮農民大規模越境進入中國，私自墾殖，始自1869年的朝鮮大饑荒。大清政府發現此問題後，於1884年將圖們江以北長約700 裡、寬約40-50 裡的地區劃為特區，專供朝鮮人墾殖，給予他們比內地“闖關東”者更為優厚的扶持政策，由政府提供或補貼農具、耕牛、種子，唯一的條件就是歸化為大清臣民。但朝鮮政府並不顧及這些背井離鄉求溫飽的草根們的死活，要求大清國將越境墾民“刷還”回國。清政府無奈同意，但表示，因朝鮮墾民人數過多，為體恤民艱，“刷還”工作計劃在一年內完成。而朝鮮居然隨即改口，宣稱這塊土地本就是朝鮮領土，要求重新勘測邊界。雙方進行了兩次勘界，都因朝鮮方面的偏執而破裂，大清政府遂根據共同勘界情況，在邊界上設立10座巨大的界碑，一碑一字，鐫刻10個大字：
“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從小白山頂開始，綿延100多公里直到圖們江主流匯合處。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大為衰落，朝鮮于是試圖藉助日、俄勢力，重提邊界領土要求，並在邊境上不斷髮動大量的流血衝突，以“間島”為核心的領土糾紛，成為埋在中朝兩國之間的定時炸彈。日本在1905年將朝鮮納為保護國後，就接掌了朝鮮的外交權，1909年，當中國被迫在滿洲的鐵路、礦山等利權上向日本大量讓步後，日本同意簽訂了《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完全確認了中國對“間島”地區的領土主權，11月9日，這一條約也得到了大韓帝國政府的正式認可。
根據這一條約，朝鮮農民可以在中國領土上屯墾，但必須完全接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日、朝方面一直要求的領事裁判權，被大清談判代表嚴拒。但是，“自日韓合併後，韓人已全歸日本統治權之下，與日人一律看待。我沿邊數千裡地曠人稀，又處處有韓僑蹤跡，有為佃戶者，有為地主者，日本自此將藉韓僑之力勾引日人擾害沿邊矣。”而且，根據中日之間的條約，日本人在華是享有領事裁判權的，日本可藉此“伸張勢力，損害主權，恐此數萬韓僑將為吞併滿洲之導線” （錫良報告）。
“平北”
“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眾，可為母國(日本)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
吞下朝鮮後的日本立即宣佈，將緊鄰中國的義州府更名，新名稱居然是“平北州”，此時日俄已經成立了秘密同盟，所要掃“平”的“北”方，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充滿了火藥氣味。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續傳來：
日本下令其駐華公使館及各領事館，立即組織人力物力，調查在華定居的朝鮮人情況，進行全面摸底；
日本決定朝鮮總督人選今後專用軍人，錫良分析道：“其目的何在，即在我東三省”；
為了鼓勵日本商民開拓朝鮮和中國，日本政府甚至還下調了相應的電報費用，降價幅度高達50%；
日本計劃撤銷南滿鐵路會社，將中國境內的南滿鐵路統歸朝鮮總督管轄；
日本內閣計劃設置殖民大臣，日本農民如全家移民東三省，政府將給予高額補貼，錫良因此擔心：“如不速籌抵制取締之法，恐三五年後東三省將充斥日人之足跡矣”……
更令人擔心的是，隨著日本勢力在東北亞的急劇膨脹，俄國也在此加強了戒備。流亡在俄國境內、尤其是海參崴地區的朝鮮人，一部分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尋求保護，另一部分則積極組建地下反抗軍，準備回國武裝抗日，中國境內的沿邊地區，成為走私軍火的天堂。
大清國與列強所訂的多數條約，都帶了“最惠國待遇”條款，一國獲得的特殊優待政策，將自動適用於所有“最惠國”。錫良等擔心，如果已經在法律意義上成為日本人的朝鮮人繼續沿用當年大清國給予屬國國民的特殊待遇，在邊境乃至內地地區與中國國民雜居，則會造成不可收拾的連鎖反應：根據最惠國待遇的條款，英國人可以驅使緬甸人進入雲南，法國人則可以動用安南（越南）人進駐西粵，“全局盡潰”。
吉林“西南路道”顏世清，從秘密渠道買到了一份日本政府的內部文件。在這份文件中，日本人延續了一貫的細緻作風，
細化並分解了日韓合併後的對華戰略：對那些有“外交能力”的中國官員，要“多方設法阻其行動，在位者使之退位，去位者使之不得復任。”；
“凡官商可為我用者，必多方羅致，或以利動之，俾作偵探嚮導。”；
“我需暗握清國財政用人之權”，如果有官員反對，“當用反間”，“或於報中撥弄”，或動員親日官員進行彈劾，總之要讓中國“上下相擾”；
“蒙古各邦密派遊說煽惑，使其離叛清國。如需借款，儘可與之，能使各邦多用日款，並用日人為教員顧問，方能由我驅使。”；
南滿沿鐵道於半年內當暗中陸續添派兵隊，增足至三師團之數，此司令部或駐長春或瀋陽；
如果西方人要在東北開辦實業或借款給中國，要想法設法阻撓；
東北的出產以豆、鹽為大宗，日本政府應支持日本商民積極經營這兩類產品……
錫良等人認為，日本“對於東省野心勃勃，已有經營
第二朝鮮之想。” 這一估計是準確的，日後日本果然將其政策總結為“日人殖朝、鮮人殖滿”八字，而1927年的《田中奏摺》就解釋得更為清晰:“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眾，可為母國(日本)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此時，首當其衝的，就是立即解決在越界開墾的朝鮮人的國籍認同問題。所有在中國境內的朝鮮人，符合條件的，應當根據上一年剛剛通過的大清國《國籍法》歸化入籍，薙髮易服；不符合條件的，或者不願意歸化入籍的，則根據中日之間的有關條約，只准在通商口岸內居住。
對於達成這一點，錫良等充滿信心。日本已宣佈，日韓合併後，大韓帝國之前簽訂的所有對外條約一律作廢，這當然應包括中朝之間簽訂的有關優待越界開墾者的條約。而日本吞併了朝鮮後，明確規定“外國人”未經許可，嚴禁在租界之外擅自從事農業，這一條款所限制的，正是中國人。當時在朝鮮的中國商民，約有四成並不定居在中國租界內，而散佈在朝鮮各地，或經商，或種植，不少已經在當地紮根。日本政府既然如此限定，作為對等條款，中國政府對境內的原朝鮮人、新日本人進行限制，就是名正言順的。
錫良等人繼而建議中-央，繼續加大對東北開發的投入力度，“移民實邊”，興辦實業，“以其抵制外力”，同時，在國際上則積極“聯美聯德，以維國勢”。這年年頭，擬議中的“中美德”三國結盟，因美國的放棄而失敗，但美國依然是中國賴以對抗日本在滿洲擴張的主要力量。
桀驁
“獨立協會”號召朝鮮人向日本學習，用十年的努力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打敗中國，奪取遼東和整個東北地區，並向中國索取8億元……
錫良等人對越界開墾的朝鮮人如此戒心深重，並非多疑，而是有著血的教訓的。
被西方稱為“隱士之國”的朝鮮，其民風卻相當彪悍。越界的朝鮮人不僅脫離了朝鮮政府的管轄，而且也經常抗拒中國地方政府的管轄，加上日本人在其間的“合縱連橫”，令東北邊界地區成為東北亞爆發戰爭衝突的一大熱點。
其實，在以猛虎的意象來解釋朝鮮地圖的同時，朝鮮人還用兔子來比喻。美國著名的朝鮮問題專家Donald Stone MacDonald在其著作《朝鮮的當代政治與社會》（The Korean， 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Society）一書中，就如此描述：
“在朝鮮學者看來，朝鮮的形狀如同一隻兔子，它的耳朵在東北北緯43度伸向西伯利亞，它的腳伸入了西邊的黃海，它的脊樑，正是蜿蜒在東海岸的太白山脈。而在北緯33度的濟州島，則是這隻兔子放錯了的小尾巴。”
朝鮮學者認為這隻兔子正好坐在了日本或者中國的頭上，而日本人則認為這無非是日本手中的獵物而已。
無論如何，對於大清來說，這並非一隻馴良的兔子。
滿清佔領中原之後，朝鮮雖然早已屈服於八旗的鐵蹄之下，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進行了獨特的抗爭。朝鮮人並不將滿清看作是“中國”，堅信“中國有必伸之理，夷狄無百年之命”。朝鮮使節照例到北京向新主人朝貢，但是，他們不再將北京看作是天朝的首善之區，而只是一個別名為“燕京”的旅行目的地，朝鮮記載朝覲細節的報告書也從《朝天錄》改叫《燕行錄》。小到服飾、髮型，大到社會主流思想，滿清統治下中國所發生的一切變化，在朝鮮人看來無一不是禮崩樂壞，朝鮮因此相信，“振興中華”的使命，已經歷史地落到了自己肩頭，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其內部文件多將清帝蔑稱為“胡皇”，清使則為“虜使”。除了對清公文外，幾乎所有官方文件仍然沿用崇禎年號，直到南明小朝廷滅亡，“復明”大業無望，才改用干支紀年和國王在位年號，而絕不使用大清年號。
朝鮮甚至試圖用“槍桿子”的方式“恢復中華”。無論是南明政權，還是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等“三藩”，抑或靠海盜起家的臺灣鄭家父子，甚至包括謀求區域霸權的準噶爾蒙古，朝鮮均願意與之結成廣泛的統一陣線。朝鮮孝宗李淏（1649-1658在位）就一直秘密倡議北伐，要使“氈裘穹廬，再歸文明”，他以抗日為藉口，積極擴軍備戰，並訓誡大臣們：不能總是坐待天時，而必須未雨綢繆，一旦時機出現，就可以“出其不意，直抵關外，則中原義士豪傑，豈無響應者”。直到被順治皇帝發現，特遣敕使巴訖乃赴朝鮮問罪，這就是朝鮮歷史上著名的“六使詰責”事件。
三藩之亂（1673-1681年）時，朝鮮再度興起北伐熱潮，但肅宗李焞（1674-1719在位）雖然在口頭上贊同，實際上對此並不熱心，只見他積極擴軍，卻並沒打算真地將軍隊投入到反清復明的大業中去，而只是作為在國內加強自己實力的一個機會。
中國遭受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動亂之後，朝鮮又重新興起了北伐大討論。學者們為北伐成功後究竟是擁戴明朝後裔還是自己入主中原而爭吵不休。
這種長期積蓄的對滿清“韃虜”的蔑視，以及因此帶來的強烈使命感，令朝鮮在被迫改革開放後，將目標首先鎖定在擺脫中國（確切地說，是擺脫滿清）的影響上。一場轟轟烈烈的“去中國化”運動次第展開。
著名啟蒙學者樸泳孝，在1888年提出的國政改革奏疏中稱:“先必教育百姓以國史、國文和國語，不教本國曆史與文章而教清國的歷史與文章，因此百姓亦以清國為典範且重視他，卻遺忘自己國家之典故，此乃顛倒本末之舉。”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後，朝鮮國王十分喜悅，在昌德宮舉行盛大的獨立慶典。 朝鮮開始大規模地修改歷史。朝鮮不再是周文王分封的箕子朝鮮，而是傳說中的檀君所締造的、已經獨立了4200多年的獨立國家。朝鮮學者們開始竭力將中國的影響排除在教科書之外，朝鮮各王朝的地位都被抬高，似乎從來不曾臣屬於中國，甚至開始臆造朝鮮本可以入主中原、稱霸中國的故事。那些在對抗中國“侵略”中表現卓越的人物，如擊潰隋軍的高句麗將軍乙支文德，則成了民族英雄。
1896年，朝鮮“獨立協會”防火焚燬了漢城迎恩門，這本是朝鮮王國迎接中國使臣專用的，而代之以獨立門，“迎恩門”邊上的國賓館“慕華館”，也同時被更名為“獨立館”。在“獨立協會”的機關報《獨立新聞》（8月4日）上，則號召朝鮮人向日本學習，用十年的努力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打敗中國，奪取遼東和整個東北地區，並向中國索取8億元。
周旋
儘管在自己的國土上地位最為卑賤，但朝鮮依然還有一個經過日本批准可以大肆嘲諷的對象：“清國狗”，一首“支那人，清國奴，咪啦，咪啦”的兒歌幾乎家喻戶曉。
藉著日本戰勝中國的機會，成功地實現了“去中國化”的獨立之後，朝鮮卻對如日中天的日本大為蔑視：以俄國為首，俄、法、德三國進行聯合干涉，日本居然將已經到手的遼東半島退還給了中國。朝鮮認為，在周邊的強國中，俄羅斯才是腰子最粗、能夠罩著自己的老大。
“聯俄”成為朝鮮宮廷的主導潮流。1895年7月，在俄國幫助下，朝鮮王后閔氏（即“明成皇后”）發動政變，推翻了親日的樸泳孝等人，倒向俄國。但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巨大反彈，3個月後（10月8日），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率軍隊及浪人闖入宮中，刀劈閔妃並焚屍。隨後逼迫朝鮮國王清除了宮中的親俄派勢力，又組成了新的以金弘集為總-理的親日內閣，史稱“乙未事變”。
金弘集內閣的改革，在表面上大做文章，最為失策的，就是效仿日本明治維新的做法，在宣佈實行公曆紀元後，頒佈了“斷髮令”，要求百姓剃髮易服，改作西式打扮，結果激起眾怒。俄國人乘機插手，於次年2月11日，協助朝鮮國王高宗及王世子逃離王宮，改駐俄國公使館，這就是朝鮮歷史上的
“俄館播遷事件”。得到俄國人的撐腰後，高宗隨即下令逮捕金弘集等人，並隨即處死，朝鮮重新建立起以金柄植為總-理大臣的親俄政權。高宗在俄國使館居住了一年，才返回王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自稱“皇帝”，正式脫離中國，稱孤道寡，與中國分庭抗禮。
在中國、日本、俄國幾個大國之間的複雜周旋下，此時的朝鮮似乎成功地實現了“以夷制夷”，不僅獲得了“獨立”，而且也似乎擺脫了被日本一家掌控的局面。於是，效仿日本、從中國巨龍身上咬下塊肥肉的念頭，在朝鮮開始迅速膨脹滋長。
1900年，中國爆發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俄國大軍佔領東北全境。藉此浩蕩東風，朝鮮與俄國達成了秘密協定，商定共佔延邊地區，朝鮮並可獲得一半的“間島”主權。朝俄兩國將在延邊地區設立一個州，州長由“居住該地之韓人及二年以上居住該地之俄人以投標法選任”，並擁有“關於行政、財政、兵事、衛生、教育、宗教上一切之統治權”（宋教仁《間島問題》。但是，八國聯軍的內訌，令朝、俄此舉落空。
朝鮮已經被吊起來的胃口，並沒有收回。自1903年開始，朝鮮方面開始不斷地派遣小股軍隊進入中國，攻擊中國駐軍，在屯墾區燒殺姦淫，按照大清的官方記載，“直與匪徒無異”。1903年10月，朝鮮出動了近千人的大部隊，突然攻佔了奉天的臨江縣城，並進攻長生保、會房、上江一帶，造成巨大傷亡。而在接到中國的抗議之後，朝鮮方面矢口否認。隨後又答覆說那是追剿馬賊。朝鮮軍隊入境後，俄國軍隊卻處處阻撓清軍的行動，顯示幕後有俄國的支持。令中國方面痛苦的是，一方面憤恨於朝鮮的恩將仇報，另一方面卻擔心如果反應過於激烈，朝鮮方面破罐子破摔，反而不好收場，只好拿著“唇寒齒亡”的大道理在漢城向其官方交涉。 在多次碰了軟釘子後，負責交涉的駐韓領事也憤恨地說：“現今韓庭宵小當道，不宜過於以積弱之言相告”，建議中-央進行堅決的武裝反擊。
直到1904年4月，朝鮮“北邊墾島管理使”李範允居然率領6000多人大舉入侵，胡殿甲率領的清軍“吉強軍”予以堅決還擊，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鬥，朝鮮軍隊最後被清軍殲滅。直到被打痛了，朝鮮才安分下來，於7月份簽訂了《中韓邊界善後章程》。至此，邊境武裝衝突告一段落。次年，朝鮮被納入日本“保護”，日本人接手了中朝邊境的談判。
但在“大韓帝國”眼中，中國依然是最容易下手的第一假想敵。日俄戰爭（1904年）前夕，朝鮮有學者就建議，日本應在控制滿洲以後，將其劃為三塊，東部歸日本，西部歸中國，南部歸朝鮮，以壯大朝鮮的力量，保障東亞和平。日俄戰爭之後，一方面朝鮮本身被日本控制得越來越緊，另一方面卻在反華及自大方面越演越烈。朝鮮學者鄭重宣稱並不斷論證，中國文化就是朝鮮文化下的一個蛋而已，甚至世界文化也發源於朝鮮文化。朝鮮歷史被大規模改寫，中國從曾經的宗主國和老大哥，成為思想批判乃至領土擴張的目標，學者們提出了“
高句麗舊疆收復論”和“支那殖民論”，古朝鮮和高句麗被描繪成了大帝國，中國則自古是朝鮮的殖民地，連堯舜也只是朝鮮任命的官員，朝鮮是“與黃帝子孫血戰數千年”的“無與我比”的“東洋武強之國”。朝鮮剛剛開端的啟蒙與改革，被賦予了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不僅要“收復”幾乎囊括全中國的土地，而且要讓“朝鮮國旗可騰飛於歐美諸洲”。1908年，大韓帝國終於關閉了設立在首都漢城後苑春塘臺的“大報壇”。這一專門表達對明朝皇帝感恩、懷念之情的祭壇，在歷時204年後，成為歷史遺蹟。朝鮮切斷了與中國的最後一縷精神紐帶。
幾乎隨著每一次的疏遠，朝鮮國內都要掀起一浪高過一浪的反華浪潮，到了日韓合併之後，居然達到了持久的高潮。在日本的嚴格管制下，作為二等公民的朝鮮人，要在文化上重建民族意識十分艱難，既不準使用朝鮮語文，又不能涉及任何與日本有關的敏感詞，目光便只能投向歷史深處，通過改造一切與中國有關的歷史和文化，來重塑全新的、“偉大”的民族歷史，
1894年之前作為中國藩屬的歷史便在被日本統治下的“當下的國恥”中被描繪成了“過去的國恥”。儘管在自己的國土上地位最為卑賤，但朝鮮依然還有一個經過日本批准可以大肆嘲諷的對象：“清國狗”，一首“支那人，清國奴，咪啦，咪啦”的兒歌幾乎家喻戶曉。誅心
李容九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朝鮮的核心問題就是“狂妄”，之所以走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就是因為違反了“北不失禮、南不失信”的祖訓，一切災難“皆莫非失禮喪信自招之寇也”……
朝鮮畢竟還是有著清醒者的，而令人尷尬的是，其中之一，居然就是日韓合併的首倡者之一李容九。這位至今仍然無望翻案的“朝奸”，卻在其催逼大韓帝國皇帝與日本合併的奏摺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朝鮮的核心問題就是“狂妄”，句句都是誅心之論。
李容九在奏摺中引用孔子語錄說：“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意思是本不該被困，但卻困住了，其名譽就必然要受損；本不該佔有的東西就而去佔有，必然會令自己身處危險。朝鮮之所以走到後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步，就是因為違反了“北不失禮、南不失信”的祖訓。
李容九認為，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朝鮮本應“中正不惑”，“執北向之禮與日本絕矣”，如果因此而亡國，那也是“死於正命”，“不亦榮乎”。但是，朝鮮卻在一夜間擯棄了500多年的禮義傳統（“一夕忽而裂五百年禮服”），“飄颻乎自眩於獨立之嘉號”，而聽從並且跟從了日本，這是第一誤。
“獨立”之後，“陸無一寨兵，海無一艦卒，此豈國之名焉哉？”此時本應聽從日本，韜光養晦，“更始一新”進行變革，卻又與日本“二三其德”，“獨恃外交之詭變”，結果導致“國母之變、山河含憤”（指閔妃被殺）。這是第二誤。
隨即卻“不國其國”，國王居然躲入俄國使館發號施令，並且在日俄戰爭中再度“喜外外交之巧妙”，導致日俄在議和時，“先定我所服屬”，日本人首先就剝奪了朝鮮的外交權。這是
第三誤。之後，“廷臣未悟”，繼續以小動作進行無謂的對抗，鼓動高宗悄悄向海牙國際和會派出代表，控訴日本，卻遭到國際的冷遇（史稱“海牙密使事件”），結果在日本人逼迫下，高宗被迫禪位給太子。這是第四誤。
李容九認為，這些“皆莫非失禮喪信自招之寇也”。他在奏摺中甚至引用了美國獨立戰爭中“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表示“二千萬臣民”其實都願意與國同死，但是“屢遭危急存亡之秋，未曾一聞皇詔的確，宣國民以死守”，卻只見到國家以“失禮喪信”投機取巧，他質問皇帝：“陛下既不忍賜死，豈亦不忍賜生乎？”
在隨後上書給日本首相桂太郎的信中，李容九甚至將朝鮮看作是“東洋之禍源”：“所謂獨立者也，非我韓產物也，此其地勢自為然矣耳。是故朝東則可御西與北之侮，通北則可以免東與西之禍，事西則可以排北與東之難。齊楚其情，無有一德；炎附寒離，未曾留止。寄一弱於三強之間，每鬥三強以為自保之計。審東亞局勢者，誰不雲敝邦者東洋之禍源也。”他認為，日韓合併，其實是朝鮮“為東洋自決萬古之禍源”，“為民眾自脫先天之桎梏”。
日韓合併宣佈之日，即日卸任朝鮮統監、就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以統監之名發佈最後文告，大赦天下，在此文告中，寺內指出：“朝鮮古來之流弊，在好惡乖忤，唯以利相爭”。他說的雖是朝鮮內部朋黨之爭，卻也貼切地反應了朝鮮的整體國策。
梁啟超認為：“亡朝鮮者，朝鮮也，非日本也。”他認為當時的朝鮮，上有亡國之君，“葸懦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斷，好聽讒言而於事理，多內嬖而暱宵小，喜行小慧而計常拙，依賴他人而不自立，好為虛飾而不務實”。其中，“喜行小慧而計常拙”在朝鮮的外交中展露無遺。中有亡國之臣，“他國之設官，以治國務；而朝鮮之設官，則以養無業之人”，擠入公務員隊伍成為“為朝鮮最有利之營業，全國趨之若鶩，喪名敗檢以求得之”。下有“亡國之社會”，“小民但得一飽，則相與三三兩兩，煮茗憩樹蔭，清談終日，不復計明日從何得食，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達者亦然，但使今日有官有權勢，明日國亡，固非所計。故自日本設統監以後，盡人皆知朝鮮命在旦夕，朝鮮人自知之與否，吾不敢言，惟見其爭奪政權，然若有至味，視昔為尤劇也”
《紐約時報》在8月26日的報道中也說，日韓合併的消息沒有引起任何波動，因為大多數朝鮮人根本不關心國家的變化。而在同一篇報道中，身在美國的“朝鮮愛國者協會”（Korean Patriotic Association）主席，宣佈將在朝鮮全境展開抗日遊擊戰，因為他們堅信：美國將會在5年內對日宣戰。
這一回，寶又押在了美國人身上。
百年彈指一揮間。
2010年8月29日，日本吞併韓國100週年紀念。在鄰邦的這個國恥日，似乎並沒有多少同胞記得，這也是中國那多如牛毛的國恥日之一：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在南京下關簽字。
國家利益的博弈，從來就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同病”未必“相憐”，而所謂鮮血凝成的友誼，有時甚至比獻血凝成的仇恨更經不起風吹浪打……
（雪珥寫於日本吞韓百週年紀念日）
閱讀更多 中國經營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