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0 「观点」尊卑贵贱之别乃是人类社会之常——差等和平等之辨|余东海

「观点」尊卑贵贱之别乃是人类社会之常——差等和平等之辨|余东海

尊卑贵贱之别乃是人类社会之常

——差等和平等之辨

余东海

作者赐稿 儒家网 发布

孔子二五六九年戊戌三月廿三日庚子

耶稣2018年5月8日

儒家尊卑有别的主张,是反儒派批判火力最集中的一个焦点,也是让一些儒家学者不能理直气壮的一大难题。其实,人类既要讲平等,也要讲差等。尊卑贵贱之别乃是人类社会之常,民主社会也不能免,只是有所淡化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地位则不可能平等。

《易经系辞上》开宗明义: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这段话阐述了乾坤二元的重大作用、乾坤两卦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天地有尊卑、万物有贵贱的自然特征。“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尊地卑,乾健坤顺,井然秩序,乾坤两卦的道理大义,乾坤二元的性质特点,就这样决定了。尊是崇高,尊贵,尊严;卑是,谦卑,卑逊,顺从。儒家强调仁爱有差等,天地有尊卑。尊卑也是差等,有尊卑差等方有秩序。

假设天地完全平等,或者天卑地尊,那世界就平面化了,不能成立了。借用系辞的话说,如果天不尊地不卑,乾坤就不定,也就没有后面的一切了。

《坤文言》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坤阴虽然具有自身的美质,但不宜表现出来,“含之”为贵,这样做是为了“以从王事”,为了乾元的事业。坤阴不是没有条件自成,而是不敢,乾阳有始,坤阴则要代乾有终,完成乾元的事业。这是地道,也是妻道、臣道的道德要求。这就是“卑”。

万物有贵贱,依次陈列,各得其位。“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从初二到五六,六爻依次排列;从大地到上天,万物依一定次序陈列,贵贱上下就表示出来了。《周易正义》说:

“卑,谓地体卑下;高,谓天体高上。卑高既以陈列,则物之贵贱,得其位矣。若卑不处卑,谓地在上,高不处高,谓天在下。上下既乱,则万物贵贱则不得其位矣。此《经》明天地之体。此虽明天地之体,亦涉乎万物之形。此贵贱总兼万物,不唯天地而已。”

“此贵贱总兼万物,不唯天地而已。”意谓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皆有尊卑贵贱之别。从自然界的天尊地卑,可以引申出人世间的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人类如果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尊卑贵贱的区别,会导致社会平面化和无序化。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关系即男女关系。《礼记》说:“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董仲舒说:“阳者,阴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又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基义》)

男女、夫妻、父子之道亦同于天地阴阳之道。阴阳关系是“阳尊阴卑”、“阳贵阴贱”,君臣父子夫妇同样是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和夫尊妇卑。

区别尊卑贵贱,以维护政治、社会、家庭秩序,是礼制的重要功能。《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礼是用来判定亲疏关系,解决嫌疑问题,区别同异,辨明是非的。朱熹集注:“嫌疑,谓事有同异而可疑者也。”

《礼记》说:“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坊记》)礼是用来表明嫌疑、辨别隐微,为人民提供道德规范的。所以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差别,朝廷有秩序,人民能礼让。章疑别微,《礼记集说》:“疑者,惑而未决。微者,隐而不明。惟礼足以章明之、分别之也。”

董仲舒说法类似:“凡百乱之源,皆出嫌疑纤微,以渐浸稍长至于大。圣人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蚤防之。圣人之道,众堤防之类也,谓之度制,谓之礼节,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春秋繁露度制》)

董仲舒又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春秋繁露·奉本》)《礼运》说“礼本于太一”“礼本于天”,故说“继天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取之于阴阳,故说“体阴阳”。礼施之人我,各有其处,各得其宜,无礼则不合情理,故说“慎主客”。安排尊卑、贵贱、大小之位分,区别外内、远近、新故之等级,都是礼的功用。

荀子说:“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荀子·君子》)荀子将先王之道即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的要义概括为:“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

元朝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之碑文说:“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只要有人类在,就要讲父子之亲;只要有政府在,就要讲君臣之义。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时代,仍然需要政府,仍然存在君臣关系,仍然必须君君臣臣。政府首脑就是君,各级官员就是臣。有父子和有君臣,就有尊卑之别。

君民关系,主权在民,治权在君。论主权,民为贵;论治权,君为贵;论道德,儒为贵。唐太宗在为《晋书·宣帝纪》所作的史论《晋宣帝总论》中说:“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说得非常好。主权在民,不影响君民尊卑有别。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民选总统,自有其巨大权力和崇高地位。

还可以加一句:道德之重,儒家在上。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儒家圣贤道德最高,天爵高于人爵,儒家高于君臣更高于庶民。

或说:“人生于世间,但能享获人格的平等与自由,而受他人之爱护与尊重,此世便为天国,若再有男男女女的思想,而尊之卑之,是封建思想一大弊病!”

答:平等与自由,都有其适用范围。反对男男女女,不是平等而是平等主义。所谓男男女女,就是男的要有男的样子,女要有女的样子。男男女女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一样都是良性秩序的必须,普适于一切时代。反掉这一切,男不男女不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兄不兄弟不弟,政治社会家庭无序化,此世便为地狱。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篇》)礼乐是制度,征伐是战争,天下有道,君君臣臣,礼乐征伐由国家元首批准,理所当然。如果诸侯卿大夫甚至他们的家臣都能擅自修改制度、发动战争,天下就乱套了。

班固说:“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繇是列国公子,魏人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资治通鉴汉纪》)西周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进入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桓晋文之后,礼乐征伐自大夫乃至自大夫之家臣出。进入战国,列国公子弄权当政,愈趋愈下,先是诸国战乱,丛林化;然后暴秦一统,地狱化。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不是天子不能议订礼仪、制订法度和考订文字。这是为了保证天下车子轮距一致,文字字体统一,道德规范相同。

虽有天子之位,若没有相应的德行,不能制礼作乐;虽有天子之德,若没有相应的地位,也不能制礼作乐。朱熹《集注》引郑氏说:“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这种规定,有助于保障政治、社会、道德的基本秩序。当然,时代不同了,这个要求太高,只适合于三代,三代多圣贤多圣王也;不适合于后代。秦汉以后,“必圣人在天子之位”才能建设礼乐制度,那就罕有改制建制的希望了。

同时,儒家差等、等级是良性的,尊卑贵贱不是绝对的,男女、君臣、父子、夫妇既有尊卑之别,也有平等之义。

首先,作为人这个类的人高平等,从本性上说,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尊卑之中又有平等之义。天尊地卑,然地亦在天,地中有天,乾坤有别而不二。例如夫妻之间,夫尊妻卑,然尊卑中又有一定的平等。《说文解字》解“妇”字:“婦之言服也,服事於夫也。”又解“妻”字:“妻,與己齊者也。”可见夫妻既有差等,又有平等。

《礼记·内则》“聘则为妻”句,郑玄注:“妻之言齐也,以礼聘见问,则得与夫敌体。”“敌体”也可称为‘齐体”。《白虎通嫁娶》说:“妻者,何谓?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下至庶人其义一也。”齐,即平等、相等义,意谓妻子与丈夫处于匹配齐等的地位。《白虎通嫁娶》又说:

“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也。”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谓相与为偶也。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妇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诗》云:“不惟旧因。”谓夫也。又曰:“燕尔新婚。”谓妇也。所以昏时行礼何?示阳下阴也,婚亦阴阳交时也。”

妇人有三从之义,这是卑。但作为母亲,在儿女面前,又有尊贵的一面。儿女对父母亲要一样尽孝道。昏时行礼,表示以阳下阴,阴阳交接。

婚姻有亲迎之礼,即新婿亲往女家迎娶新娘,也是以阳下阴。杜佑《通典·第十八天子纳妃后》记载:“夏亲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亲迎于户。”《白虎通嫁娶》说:“天子下至士,必亲迎授绥者何?以阳下阴也,欲得其欢心,示亲之心也。”

汉朝时男女平权观念较后世浓厚。东汉名士樊英生了病,于是妻子派婢女去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后汉书方术传》虽然一般夫妻日常相处不会如此迂腐拘谨,然窥其一斑,亦可见当时夫妻平等观念之流行。

阴阳、男女和夫妻之间,偶尔尊卑倒过来,乾坤颠倒,反而吉祥。如泰卦,地天泰,乾下坤上,大吉大利。

其次,卑者自有尊严,尊者应该谦卑。《礼记》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礼记·曲礼上》)礼的精神,自我谦卑而尊重他人。即使小摊贩也有人格尊严,也要予以尊重。

谦虚和威严不矛盾。官员一方面要有官威,包括德威和权威,一方面要谦虚谨慎,谦恭敬民,平易近人。谦卦彖辞说:“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孔颖达疏:“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谦而不可逾越。”

《韩诗外传》也强调了谦德的重要,说:“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善;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

益卦彖辞说:“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损上益下,侧重于物质和经济利益,也包括礼贤下士和亲民爱众,体察民意。这是政治王道,光明无限。屯卦初九象辞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自上下下,也是谦德的体现。谦卑和尊严,相反相成。这个道理,反儒派和西化派很难理解。

又其次,尊卑贵贱可以因德而变。转变的关键在德。尊贵者缺德就会卑贱化,桀纣就是典型,从天子之尊,因为缺德而性命不保,不如奴隶。卑贱者有德则可以尊贵化。如孟子所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伊尹、傅说从奴隶到宰相,都是卑贱者因为德才兼备而尊贵化。

儒家以有德为尊为贵,以缺德为卑贱。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即使君王,也要尊德乐道。

君王、皇帝、天子及公卿大夫等概念,本是爵称,也表德才。帝王地位最高,道德要最高,责任也最重。真正的帝王,必须德称其位,德位相称。帝王的称号,是用来表明功德的。帝王号令臣下的资格,根源于其道德的高大。《白虎通》说:

“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在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总,美大称也,时质,故总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故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也。号言为帝者何?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

爵位高低与德行才干成正比。除了天子,公爵爵位最高。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公正无私则人民喜悦。公之下为卿,“卿之为言章,善明理也。”(《白虎通》)特别明白事理,善于彰明道理;卿之下为大夫,“大夫之为言大扶,扶进人者也。”进贤达能,选拔贤能。

公、卿、大夫、士爵位有别,是因为道德不同。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为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春秋繁露》卷十)

天子公卿大夫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们德性高尚,所尊所贵者在德。所以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告子上》)如果没有仁义忠信,人爵就不值得尊重了。

董仲舒对策说:“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

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资治通鉴·汉纪》)天子大夫,君子之位。如果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追求财富利益,就是德不配位,难免有后患和灾祸。

责任感是道德一大要义,道德意味着尊贵,也意味着责任。尊卑与责任成正比,愈尊贵,责任愈重大。男性、丈夫、父亲、君主比较尊贵,所承担的责任也比较重大,在道德上、事业上和工作生活中,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所谓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纲举目张。舜帝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篇》)天下有问题,人民有问题,天子都要承担责任。

平等与差等,相反相成,两面一体。只讲差等不讲平等,那是极权主义的恶性等级制,有秩序而无自由;不讲差等只要平等,那是平等主义的丛林化社会,有自由而无秩序。故儒家既反对等级主义,也反对平等主义。

孟子指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天下万物没有相同、同等的。不齐,就是差等,就有尊卑贵贱之别。这句话是孟子批评农家许行时说的。许行依托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可称为小农经济平均主义---属于平等主义范畴。

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滕文公元年,许行率门徒自楚抵滕国。滕文公划给他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经营效果甚好。儒家陈良之徒陈相及弟陈辛从宋国来到滕国拜许行为师,摒弃了儒学观点,成为农家的忠实信徒。同年孟轲游滕,遇到陈相,展开了一场史上著名的儒农论战。

孟子在批判其思想时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指出,物品的价值有的相差一倍、五倍(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万倍。倘若把它们合在一起等同看待,是扰乱了天下。孟子举例说明,如果巨屦(做工粗糙的鞋)与小屦(做工精细的鞋)同价,谁还肯做小屦呢?

墨子也是平等主义者,遭到荀子的批评。荀子说:“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荀子·天论》)

荀子同时批评了慎子、老子、墨子、宋子四人学说的错误。慎子只有后退没有前进,群众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老子只知委曲求全而没有进取,高贵和卑贱就没有了分别;墨子只讲平等而不讲等级差别,政令就难以实施;宋子只知寡欲而不知人有多欲的一面,就难以教化群众。

“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齐,平等。畸,不齐。大家都绝对平等,地位完全一样,谁也无权指挥谁,政令自然就无法推行。荀子又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荀子·王制》)名分相等就无法统属,权势相齐就不能统一集中,大家地位相当就谁也不能支配谁。

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内外有别,理所当然,礼所当然,天经地义。男主内女主外,这是家庭之内外;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政治之内外。

儒家在政治上,一方面强调“王者无外”,天下一家。《公羊传·隐公元年》:“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何休注:“王者以天下为家,无绝义。”这是公羊大义,也是儒家政治共识。《礼记·礼运》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这是对“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最好的古典诠释。

另一方面,儒家又强调华夷之辨,似乎矛盾,实无矛盾。董仲舒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王道最终目标是天下一统,但王道的运行和大同的实现有一个由内向外的扩张过程。在此过程中,须有内外之别、严夷夏之防。

平等主义者很难理解长幼有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内外有别的重要性,不明白平等与差等各有适用范围的道理。

平等主义在男女间有如下表现:反对从夫居与从父姓,宣扬从妻居的优越性,主张女性冠姓权或自由选择姓氏,鼓励女性参军和参与各种高强度社会劳动,要求女性赡养自己的父母,不主张女性出嫁,鼓励单身与丁克家庭……诸如此类婚俗改革,貌似尊重女性,其实既不利男更不利女,并制造女性苦难。

平等主义、女权主义的泛滥,并未给女性带来美好幸福,恰恰相反,让女性越来越丑陋和悲苦。民国已经男不男女不女,四九之后变本加厉,更加人不人鬼不鬼。女性普遍阳亢化凶狠化,男性大多阴毒化奴性化。男人固无尊严,女性更加卑琐、卑微、卑贱!

平等主义最容易被极权主义利用。两者貌似相反,其实互依,所谓相反相成。平等主义口号越流行的社会,极权主义最容易成功,原因在此。

很多人知道马学是极权主义学说,很多人不知道马学更是民粹主义学说,将平等、民主等概念扩大化、主义化,使它们从自由的价值从属演变为自由的敌人。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范畴,与极权主义最为配套。马学又将两者结合得特别天衣无缝,圆满无瑕。文革时人民日报有社论说:

“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1966年6月1日人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段话堪称平等主义的经典表述,后果天下皆知。平等、民主一旦扩大化主义化,往往有极权主义相依而起。古今中外造反派,或以民粹始以极权终,或一开始就是民粹、极权双轨并行,原因在此。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出版有学术著作:《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