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无论就人口还是文化影响力，亚伯拉罕体系都可谓独占鳌头。其中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并且这一位“神”在神学上是同一位。三者都乐意把“教史”汇聚到亚伯拉罕这一源头，使得他们在信仰的不同层面都产生了不少契合点。回望历史，三者分别结合政治后所形成的“三国杀”几乎构成了半部世界史。
对于“天启宗教”而言，“正统”是个格外重要的问题。这从逻辑上也不难理解，一神信仰下的各宗教与宗派好比帝王之家的众子，嫡子，庶子乃至私生子无一不想参与太子之争，倘若能赢，则是赢者通吃。虽然如此，三大宗教既然都“顽强”地存到如今，证明“神”的天下已经被三分了。因此，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正统”，而是长幼有序的问题。
通过上期的主题，我们知道了“体系化”与“规范化”对于“宗教”的传承是多么重要。以佛教为例，在“三宝”——“佛法僧”之中，“佛”不可见，只有“法”（经书）和“僧”（信众）是可见的。两者之中，“僧”的有限寿命决定了“法”对宗教本身的影响力更大。
经书的固化或相对固化，使得“宗教”能够形成可持续的实践，真正成为一种信仰范式。因此，尽管历史上有太多宗教先贤开宗立派，但严谨地来说，特定“宗教”的产生应以经书的出现作为分界点。在分界点到来之前，定义一个“宗教”是无凭无据的，更有点像道听途说的。于是，经书的年龄，成为了判断宗教年龄的重要因素。书写介质的有限与宝贵，使得宗教早期均采用口传模式。
因此，经书的实际年龄总是比考古所发现的经文残片要早不少时间。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天启宗教之中，伊斯兰教经书降世的时间还是晚于另外两者。
那么，犹太教与基督教呢？或许，大部分人会说，“先犹太教，后基督教”。“基督教就像犹太教的儿女。”那么，事实果然如此吗？
按照上文的判断逻辑，我们先了解一下“圣经”的历史。
如果抛开保守的考证，只以经书本身的记载来看，“律法书”（摩西五经）因着犹太民族的领袖摩西而降世。之后，因着“选民”逐渐随从异教，“律法”日渐不受重视。根据考古学与文本批判学的成果，如今的《希伯来圣经》最晚于犹太人第一次大流散（公元前6世纪）之前有了雏形。至少在那时的祭司阶层，人们已经开始确立“圣经”的正典（canon）了。
流落他乡，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了保存信仰，使得“圣经”逐渐文本化、规范化。及至他们70年后回归犹太地，进入第二圣殿时代时，祭司以斯拉再次宣读了“律法书”。除了摩西五经外，先知书最晚于公元前100年也都被收入了“基准”之中。在耶稣出现之前，最后一批“圣著”也被纳入了《希伯来圣经》之中，形成了最终的24卷经书。
尽管卷数不同，《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新教圣经的旧约部分一致（天主教圣经略有差异）。
显然，共同的经书，使得两者难分伯仲。那么，基督教圣经的“新约”呢？“新约”确实晚于“旧约”几个世纪，不过犹太教里面还有晚于“新约”的经典——《塔木德》。
看来，以经书历史作为长幼区分的方式似乎并不适用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为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深入问题的实质。
如上文所论述，经书的重要性在于规范信仰的范式。而范式包括外在的规范，如仪式仪文与礼仪礼节等；内在的教理，如信仰的目标、方式、意义与原则等。就公元1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来说，其外在规范与其他犹太教信徒并没有什么区别。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28-29里说的，真正区分人的是里面的教理，基督徒才是“真犹太人”。那么，哪个教理更早呢？
基督教由耶稣带来的“启示”而出现，而耶稣晚于摩西1000年以上，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不能被“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基本都是犹太教徒”的错误逻辑迷惑。在这一逻辑里“犹太教”的概念被偷换了。
“犹太人”指的是在血缘上认同祖先是亚伯拉罕的民族，为了彰显这一点，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迫地坚持祖先的传统文化，包括最核心的“犹太教”信仰。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公元前500－公元100年是《希伯来圣经》的定型期。经书的不完全稳定，使得定型期间的“犹太教”在教理上也是不稳定的，同时也具有了较强的可塑性。所以，2000年前的犹太教不是当代的犹太教，乃所谓“古犹太教”。
古犹太教是一种集体信仰传承与文化习俗交织的产物。在经书不定的时代，生活即信仰，因而更容易异化。
根据约瑟夫的《犹太古史》记载，2000年前的犹太信仰世界有5大教派，即法利赛派、撒都该派、艾塞尼派、狂热派、撒马利亚教派及数不胜数的神秘团体（密宗风格）。
其中，撒都该派是祭司阶层，因为职位缘故，地位是最高的。
法利赛派多文士，他们每天面对经书工作（抄经），所以在经书方面是最钻研的，自然也是犹太知识分子的代表。
艾塞尼派有很多贫困阶层，所以他们选择远离城市生活，采取社团化的生活信仰模式。
撒马利亚派源自犹太民族的南北分裂，作为北国的传统信仰，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的“神圣性”。
“奋锐党”，即狂热派则致力于政教结合，以武力反抗罗马人为志向，又被称为匕首党，以其成员身怀匕首搞暗杀活动而著称，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恢复马加比王朝的状态。
至于其他小团体（包括耶稣的拿撒勒派），则各有自己的“拉比”（老师），自成一派教理。这些派别之间的关系类似如今佛教各宗派，互不干涉，各自解经，对《希伯来圣经》不同书卷的偏重不同。
宗教会异化，宗派则亦然。追本溯源，如今存在的“犹太教”起源于法利赛派，而基督教则是拿撒勒派发展壮大后的产物。
法利赛派取得“犹太教”牌匾的过程乃是这样。
首先是祭司阶层的衰弱。
祭司的职能是代表人与神发生关系，在犹太信仰文化之中，祭司与圣殿息息相关，而两次圣殿被毁，使得祭司一职逐渐无用武之地。对于以信仰立国立族的犹太人来说，面对圣殿消失这样的民族浩劫时，尽全力保存信仰习俗、文化是重中之重。在第一圣殿被毁之后，开始编撰《希伯来圣经》，还兴起了“会堂”取代“圣殿”，使之作为信仰生活的中心。如此，钻研“献祭”仪式被钻研“经书”所逐渐取代。
起初的会堂是由一个或几个家族之中最“资深”的人来召集带领，每周定期聚会，研讨经书，致力于将经书与异邦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相调和。当然，要谈对经书的理解水平，失业的祭司阶层，无疑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最早的会堂领袖，多半被原祭司家族占据也不足为怪。作为“学院派”，他们开发了“口传律法”作为经书的配套，以满足大众生活需求。
其次是口头律法的普及。
第二圣殿的落成使得祭司阶层得以复苏，但是圣殿已不再是唯一信仰场所。“学院派”分化为管圣殿的“撒都该”与管会堂的“法利赛”两派。立足会堂这个平台，法利赛人相比撒都该人更受到民众欢迎，口头律法成为了他们的法宝。撒都该人拒绝法利赛的口头律法，并仅根据经文字面理解，类似于如今的“基要派”。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撒都该人放弃了变通的“口传律法”，其生活过于严谨，而法利赛人具有“改良色彩”，是真正懂律法的“拉比”。 马加比王朝覆灭后，法利赛人继续坚持犹太法律与传统，被认为是最精确的犹太法律专家和解释者。
最后是《塔木德》的编撰。
第二圣殿被毁前后，古犹太教之中的有识之士（多半是法利赛人），意识到即将再次面临民族危及。所以，他们着手两件事，一是彻底定型《希伯来圣经》，二是开始编撰《塔木德》。《希伯来圣经》与基督教新约定型时间差不多。之后的300多年里，他们的精力主要在后者之上。
短期内复国无望，犹太民族散居范围的扩大，使得法利赛派决心将流行于世的“口传律法”汇编成书，即《塔木德》。《塔木德》分为《密示拿》与《革马拉》，真正的“口传律法”都在《密示拿》之中，而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补充解释。为便于记忆，我们可以说，《密示拿》是《希伯来圣经》的注释，《革马拉》是注释的注释。
那么为什么《塔木德》需要那么多注释呢？因为《希伯来圣经》有太多在普通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地方。既然找不到标准答案，那么就某一问题的各种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讨论都会被罗列其中，供读者按需取用，是为“犹太智慧”。
《塔木德》的精髓即真理是无止境的，没有人拥有绝对真理，真理是多数人思考下的产物。随着《塔木德》的出现，“口传律法”不再需要口口相传，“法利赛派”有了自己的经典，按照我们上文对于宗教经书的认识逻辑，“法利赛教”产生了，也就是如今的“犹太教”。
当然，这个“犹太教”在启蒙运动之后继续分化为“正统派”、“保守派”、“改革派”与“重建派”等等。无论如何，这些派别都可溯源至“法利赛”这个古老的教派，因为他们的信仰基石取自于《塔木德》（迈蒙尼德撰写的“信仰原则十三条”）。
法利赛派的《塔木德》有两种，《巴勒斯坦塔木德》完成于公元450年左右，《巴比伦塔木德》完成于公元550年左右。保守估计，拿撒勒派的《新约》的全部书卷最晚于公元350年左右被汇编成书。那么，回到起初的那个问题，
犹太教与基督教谁先出生呢？经书历史原则在这里又适用了吧。2000年前，纷繁的犹太信仰文化立足于“希伯来圣经”，各教派无一不是自诩代表了真理。然而，只有两部新的经书产生，并由此诞生了两种宗教。一是“法利赛教”，二是耶稣与门徒共同创建的基督教。这两个宗教是人类最古老天启宗教——“古犹太教”的“见证者”。
下一期，我们就将讨论后者的诞生，敬请关注“基石系列：他们为什么信？”
閱讀更多 真之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