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反動的棄兒
1947年，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
解放軍巡邏戰士在街上執勤時遇到了一位精神不正常的日籍婦女領著一個五、六歲面黃肌瘦、穿著襤褸、髒兮兮的男孩。她見到巡邏戰上十分慌張，不知所措；嘴裡還用日語對著孩子說著什麼。經瞭解，這位精神不正常的日籍婦女是1945年“八一五”日本戰敗時倉皇逃離、沒來得及帶走家眷的侵華日軍軍官的太太。
就在巡邏戰土忙於瞭解情況，疏於看管時，這位精神不正常的日籍婦女轉瞬間不見了蹤影。巡邏戰士廣泛發動群眾連續找了幾天，還是沒有找到。
父親拋棄妻兒逃之夭夭，母親不知去向，無辜的孩子成了孤兒，怎麼辦?
被公安局長義父收養
面對反動出身的棄兒，滿洲里市駐防部隊十分為難，部隊領導親自拜會滿洲里市公安局長潘生輝，與他商量孩子怎麼辦?潘局長思索片刻，堅定地說：“父親有罪，兒子無辜，把他收養下來吧！你們若同意，就由你們部隊給他安排吃、住，撫養孩子的費用由我們公安局出”。就這樣，棄兒有了著落。潘局長見這個孩子很可憐，連個名字也不知有沒有，於是給他起了個名字，叫“革童”，意思是把他培養成革命的兒童。就這樣，這個被父母遺棄的反動出身的兒子成了共產
黨公安局長自願收養的“義子”。孩子在和藹可親的潘局長和監管戰士的引導下，乖巧地稱潘局長“局長爸爸”，還沒有成家的潘局長亦欣然接受了這個不爭的事實。有了名字，革童換上了部隊戰士的舊軍裝，每天吃住在部隊，並由一名叫蘇戰武的戰士專門負責革童的生活起居。當時部隊和公安局在一個樓辦公，樓上是公安局，樓下駐有駐防部隊的一個排。
不久，潘局長把革童送到了一所小學讀書。潘局長和學校的領導、老師說：“這個孩子沒有父母了，在你們學校唸書，我負責他的學雜費，收下他吧！”學校領導、老師深深被潘局長的義舉感動，爽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表示一定好好關照這個孩子，請他放心。
從此，革童穿著軍裝大袍，揹著由戰士蘇戰武找來的軍人用的舊揹包，每天蹦蹦跳跳、高高興興地去上學。那時很多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學，而革童因為有了一位“局長爸爸”，雖然不夠年齡卻能上學，別說同齡的孩子，就是孩子的家長們也羨慕不已。革童穿著軍裝大袍上學，很特殊，很顯眼，時間長了，人們都知道了，指著他說：那小孩是公安局長收養的義子。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潘局長是個好人；也有人對潘局長收養一個日本侵略者的兒子感到疑惑；大多數人對此更多的是稱讚、佩服，對這位25歲，血氣方剛、年輕有為、還沒有成家的、延安革命、奉命北上、擔任市公安局長的小夥子的擔當，驚歎不已！老人們異口同聲地說：“這要是在過去，這孩子即使能活，也早就成了小要飯了，還是共產黨的幹部好啊！”
潘局長收養革童之事在鐵路沿線城鎮廣為流傳。當時我黨雖然接管了城市，建立了人民政權，但黨在社會上還沒有公開，社會各種勢力魚龍混雜，國民黨殘餘勢力仍在垂死掙扎。在這種混亂還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我黨以人民的利益為已任，建立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教育廣大群眾。此事對當時宣傳黨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激發了群眾的善念與良知。
有一天，革童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路過一家裁縫店，店老闆把他叫住說：“孩子，你過來，我給你把衣服改一改。”於是量了一下革童的身材，把軍裝大袍、挽腿褲子改小了，穿上也得體了。老闆說：“孩子，好好上學，長大了好好報答你的局長爸爸。”革童眨著一雙精靈的眼睛，很認真地說：“長大我要跟著局長爸爸幹革命！”
過了兩年，部隊轉移了。轉移時，潘局長和部隊戰士們在一起合影留念，負責革童生活起居的戰士蘇戰武把革童也拉搜過去，和“局長爸爸”、部隊官兵一起照了一張相，這張照片懂事的革童一直視為珍寶保存至今。多年後，每當遇到困難，每當他想起局長爸爸，他就小心地從箱底小盒中拿出這張用紅布包裹的照片，信念、力量、勇氣油然而生。
成為根正苗紅的礦工子弟
部隊轉移後，開始革童每天除上學外跟局長爸爸同吃同住。可時間長了，潘局長要上班、外出、開會，無法照顧革童的生活，於是通過調查瞭解，權衡再三，他親自把革童送到了扎賚諾爾煤礦的一位叫趙連元的善良、淳樸的煤礦工人家中，還給這位礦工留下了錢，並告訴革童以後叫趙連元夫婦“爸爸、媽媽”。此後，趙連元夫婦就成了革童的繼父、繼母，併為他改名叫趙麟童。麟童有了大名和姓氏，開始了礦工子弟的新生活。他在扎區光榮小學完成了六年學業。其間，局長爸爸多次去看過他，每次都給趙連元留錢。麟童高小畢業後，繼父趙連元給他在礦區機械廠找了一份學習鉗工的工作。麟童參加工作後，趙連元一家和潘局長失去了聯繫。
隨著麟童年齡的增長，後來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更深地體會到自己能有今天不容易。特別是當上礦區鉗工後，他非常珍惜這份工作，經常下井去檢修，和工友們在一起，天長日久，通過交流、開會、學習，思想有了很大進步，越來越懂得，是潘局長救了自己，是解放軍把自己養大，是煤礦工人趙連元把自己撫養成人。這些都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好。於是他萌生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想法；深思熟慮後，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努力學習鉗工技術，工作上加班加點，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掌握了別人需要三年才能掌握的鉗工技術，多次被評為各級先進工作者。可是因為他的出身問題，申請入黨的志願，一直不能如願；而此時瞭解他歷史的局長爸爸、中共海拉爾市委書記潘生輝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備受煎熬，他被強加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新內人黨市委書記”、“叛徒”等十大罪名被隔離審查，遭到殘酷批鬥、無情打擊。這一切，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作為煤礦職工的趙連元一家哪裡會知曉……
“文化大革命”後，已擔任呼倫貝爾盟副盟長的潘生輝同志出差到扎賚諾爾煤礦，問起趙連元一家和趙麟童情況，當礦上知情人告知他趙連元及麟童都在礦上工作時，潘盟長異常興奮，想要見見趙麟童。當時正在井下檢修的趙麟童得知有人要見他，並要他馬上上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當他見到了多年不見面的“局長爸爸”時，百感交集，往事歷歷在目。他驚喜、激動，三十六、七歲的壯年漢競向小孩子一樣，一頭撲到潘生輝身上哭了。晚上，他參加了在礦區招待所舉行的宴會，並與當年的局長爸爸單獨進行了促膝長談。他們共同回憶了過去。當談到入黨波折時，潘生輝動情地說：“這件事我跟礦區黨組織說清楚，並且親筆寫了趙麟童身世的證明，交給了礦區黨組織。
1992年11月23日，趙麟童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終於實現了他多年的理想和夙願。
人間真情幹古傳
潘盟長與趙麟童久別重逢後，兩家重新有了聯繫，潘生輝和愛人王惠茹非常關心趙麟童一家的生活。趙麟童有4個兒女，還要照顧晚年的繼父、繼母，生活比較困難。每年潘生輝夫婦都給他們捎去錢、糧、衣物，用於接濟他們一家的生活，特別是王惠茹總是對趙麟童比自己的親生兒子還親，每次趙麟童去潘家，王惠茹除了給錢以外，還給米、面、油、衣服及各種生活用品。潘生輝的兒子潘松崗也把趙麟童當成親哥哥，經常打電話，問長問短。
多年來對黨和國家的情結，使趙麟童無時無刻不心繫著國家發展和前途命運。他把義父和養父的恩情，化作對黨和人民工作的動力，始終堅信“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一真理，堅持工作在先，家庭在後，奉行“沒有大國家哪來小家庭”信念，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無論分配到哪個單位、哪個崗位工作，他都任勞任怨、無怨無悔。在露天礦採掘段工作期間，他不分晝夜，哪裡電鏟需要檢修，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裡，始終身穿粗布工作服，帶著滿身的油漬和汗漬堅持工作在一線。
記得有一年在檢修坑下電鏟中，由於檢修作業時間較長，過於勞累的他不慎頭部碰到了電機頂部，當場人就昏迷了。工友們連揹帶抬地將他送到扎賚諾爾礦務局總醫院，經醫院醫生搶救後，他始終處於昏迷狀態。不知過去了多長時間，在醫護人員的幫助下，他漸漸甦醒，恢復知覺後他堅持要回工作現場，並說：“設備還沒檢修完呢，那裡還需要他，耽誤了生產時間，國家將會受到經濟損失”。醫護人員強制挽留他在醫院觀察，他堅持要走，最終還是沒有拗過他，只好要求他完成任務後趕快回醫院治療…。到如今他的頭部還有一個受傷後留下的疤痕。由於長時間工作在現場，他落下了靜脈曲張、頸椎病等後遺症。他為國家奉獻光和熱，組織上對他的表現也予以充分肯定。為了能為國家多出煤炭，他多次放棄了與家人團聚的時間，很少陪同家人吃吃飯、聊聊天，家裡人也都不怪他，都很理解他。
在周圍鄰居眼中的趙麟童，則是熱心幫助他人的活雷鋒。不管誰家有困難，他都會伸出援助之手。還記得那時鄰居有個小孩每天上學要走很遠的路，趙麟童得知主動跟鄰居說：“你們如不嫌棄，我也正好從那裡上下班，我負責幫著接送吧，你們儘管放心”。就這樣，那個鄰居小孩每天都由他負責接送，直到小孩五年級畢業上初中，他從來沒有間斷過。
退休後，他主動發揮餘熱，牽頭建設退休老黨員支部，經常組織老同志老黨員讀書看報為國家發展諫言獻策、盡職盡責。
1997年9月2日，潘生輝病逝，趙麟童得知這一噩耗後，心情異常沉痛，他趕到海拉爾義父的靈前邊哭邊說：“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永遠忘不了您。”
今年，趙麟童已經75歲了，得了腦梗，不能再為社會做事情了，但潘生輝把他從舊社會的反革命家庭中挽救過來，培養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他依然清晰地記在腦海中。
就在今年，筆者家訪他了解情況時，他還一再強調一定要把他對黨、對人民、對兩個父親的養育之情，講述給更多的人聽。
在筆者撰寫此文的過程，趙麟童之子趙斌，熱心、主動提供資料並儘可能給子各方面的幫助，讓作者感受到了人間真情的傳遞。（選自《扎賚諾爾記憶》 趙麟童、趙斌口述 蔡文華、杜春鵬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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