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鍾以敬 （1867—1917年），字越生，又字矞申，號讓先，又號窳龕，浙江杭州人。
西泠印社之名已有橫匾豎牌，尚缺摩崖刻石。鍾以敬沉默片刻，提筆在石壁上題寫了“西泠印社”四個小篆大字。吳潛乃刻碑高手，隨後即取鐵錘鋼釺將其鑿製成刻石作品。
西泠印社摩崖石刻
鍾以敬書“西泠印社”及吳昌碩書辛酉社員題名石刻
鍾以敬研習刻印先從西泠八家的黃易、奚岡入手，再學趙次閒、陳秋堂的印風。經反覆摹刻，又吸收趙之謙與徐三庚的特色，到弱冠之年，他已盡得諸位前輩的神髓。
由於家庭富裕，鍾以敬並不靠刻印謀生。為朋友同好刻印分文不取，篆刻全憑個人的興趣。《廣印人傳》稱他“刻印宗浙派者，當推巨擘，刻竹亦精雅，摹金文者更勝”。
鍾以敬的人生大逆轉起始於鍾父的離世。一心向藝的鐘以敬沒有接受過治家和管理產業的培訓，於意外與惶恐參半中當起了鍾家的掌門人。然所遇非人，在酒肉朋友的帶領下，他開始頻繁出入茶樓酒肆，在一迭聲的“鍾大老闆”的熱呼中迷失了自己。到上海後，更是變本加厲，敗光了家產，母親去世，妻子與之離婚，最後他只能寄居在上海的一所寺廟中，此刻的他感到世態炎涼，自己的荒唐。他給自己起別號“窳龕”，是粗劣敗壞的意思，其內心的悔恨盡在不言之中。
身為金石鑑賞家兼同鄉的褚德彝憐其遇人不淑，惜其才華，與湯勉齋一起前往上海尋找。因多次尋找不著，褚德彝在報上刊出尋人廣告，後有人提供線索，他們才在一所小廟中見到了形容枯槁的鐘以敬，將他帶回杭州，替他租房安頓，又去各大畫店扇莊為他掛出潤例招攬刻件，讓他重新開始自食其力的從藝生活。
鍾以敬開始是忐忑的。他怕自己名聲不好，沒有人請他刻印寫字。可這世界上又不時能遇到機緣巧合。開始時鮮有委託刻印者，可他的篆刻技藝引來了一位愛好印藝的年輕人，那就是日後成為西泠印社創社四君之一的王福庵。鍾以敬對後學王福庵卻熱情勉勵，真情相待，遂結忘年之交。
其在 “庶有達者理而董之”一印的邊款中刻道：“王子福庵嗜金石，工篆分，而於獵碣尤得古奧之致。己酉孟春摘許書後序語屬鍾敬治印”。且王福庵的《麋硯齋印存》第三至五卷全系鍾以敬為其所刻，有80方之多。
民國初年的印壇上出了個奇人齊白石。由於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有“刻印，一刀下去，決不回刀”，“他們這種刀法，只能說是削，何嘗是刻印”“篆刻是風雅事，豈是拖泥帶水做得好”等語，引起了篆刻界就刻印是否要整修的爭論。當然，修與不修要看各人的風格。年輕的王福庵也關注到這個關乎篆刻審美的取向之爭，他的觀點是略整修為佳。王福庵常常出石求刻，但又擔心鍾以敬過分修改而有損韻味，所以每當刻至恰好時即袖印而歸。為了不讓鍾以敬覺察，王福庵多半用其他事情轉移注意——如出外購物或請客喝酒等，事後再讓鍾以敬補款。
奢靡荒誕遠去，鍾以敬靜下心來，衝切剔刓潛心創作，並迸發出不絕才思，總結從藝感悟。他給藝壇留下了《篆刻約言》《窳龕留痕》《印儲》三本書，成就了其清末民初的名家地位。
鍾以敬印藝達到如此高的境界，於印學理論上亦自有建樹。他所撰《篆刻約言》雖非長篇大論，多系探究得失之言。其所刻印章之邊款中，亦時有論印之碎錦。鍾以敬尤善小字款識，堪與陳秋堂比肩，嘗應王福庵之請刻“庶有達者理而董之”一印，三側邊款刻《說文·後序》語，凡二百八十餘字，銀鉤鐵畫，精緻絕倫。1935年，張魯盍輯其印稿，匯為《鍾矞申印存》。
或歸咎於早年的荒唐，或是其家庭遺傳基因的缺陷，鍾以敬身心憔悴，50歲就謝世了。在其所刻的“福庵書翰”一印之側，王福庵補款曰：“越生社兄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歸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補記，時距公歿正一祺矣。”又在其篆畢未刻的“麓山遊客”印的邊款上，王福庵補字曰：“越生為餘篆此印，未及奏刀遽歸道山。今於遺篋中檢還亟刻成之，丁巳二月福庵記。”
1944年，高時敷編輯《樂只室印譜》時，清末入民國的印人，也只收錄了吳昌碩與鍾以敬兩家。作為傳浙派餘緒而能有所建樹的印人，鍾以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規模漢韻，承傳西泠八家衣缽，啟迪新浙派的貢獻更為時人所看重。
鍾以敬作為清末民初時期浙派印風承前啟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曉印製類別、源流體制，說來如數家珍，每每總能給同道中人排疑解惑。其篆刻風格含蓄莊重，自有一種精整雋雅之神韻。鍾以敬以西泠諸子為法，以鄧石如為宗，有著海納百川的胸次。
他通過分解與綜合，觸類旁通，形成自家面目，表現出“無一筆無來處”的深厚功力。他將蒼渾的刀法化為勁逸輕靈的運用，用刀去表現書法的意味，把刀痕藏入筆意之中，把浙派傳統碎刀波磔生辣的印風推向一個蘊藉淵雅、雍容和平的境界。
鍾以敬成為以葉為銘、丁輔之、王福庵和唐醉石等為代表的新浙派與西泠八家之間的傳承人物。
邵慶辰印
福庵所作
且食合梨
山陰州山吳氏竹松堂藏
蕉綠館主孫老鄂之印
金石刻畫臣能為
明州周宗鎬字衡夫印
千里快哉風
壽祺印
伏廬
銳侯曾觀
摩詰後人
閱讀更多 書畫篆刻看西泠 的文章
